今天为大家选了几篇作家们写自己母亲的文章，其中或喜、或悲、或怀念，就像我们对母亲的感情。
那就快趁着这个日子，和妈妈说一句“我爱你”吧。
by三浦哲郎
昨天，乡下的母亲来电话说东京这里怕是用不着棉外褂了，让送回乡下去。正赶上管电话的妻子出门了，是大女儿接了电话转告给我的。
“什么棉外褂？”女儿问。
大女儿和几个妹妹不同，她是在乡下而不是在东京的医院出生的。许是母亲抱着带大的缘故，母亲的一口家乡话大体都能听懂。但有时也会遇上不懂的词，就给难住了。母亲说的“棉外褂”就是厚厚地絮了很多棉花、不带翻领的棉袄。每年到了秋季，母亲都亲手做好，寄到东京来。
即使在盛夏我工作的时候，光穿贴身汗衫，外面不加和服就感到不踏实。母亲做的就是套在工作时穿的和服外面的棉外褂。
母亲六月一到就满80岁了，但依然自己做针线活儿。虽然不能像从前一样做夹衣跟和服短褂了，但像家常外褂和小孩的夏衣之类，不要别人帮助还是能做的。连穿针引线也都是自己来。一次纫不上，便把老花镜架在鼻梁上纫它几回。即使我回乡坐在她身边，也从来不叫我帮她纫。我看不过去，说：“来，我给您纫！”母亲就显出难为情的样子，呵呵地笑着说：“真的，这阵子，眼睛不中用啦。”
由于母亲的眼力不好，做成一件棉外褂需要很长时间。入夏一个月后的盂兰盆节全家回乡，差不多该返回东京的时候，母亲就像忽然想起似的，从什么地方找出我的棉外褂，开始拆洗重做。
“不絮那么多棉花也成啊，东京没有这儿冷。”
我每次都这么说过之后才回来，可是到了11月打开母亲寄来的快件邮包一看，同往年一样，棉花絮得鼓鼓囊囊。
记得小时候，母亲坐在居室草席上铺开棉被或棉袍絮棉花。我望着轻柔的棉絮飘落在母亲的双肩上，我想，多像棉花雨啊！而此时，想必母亲如同昔日一样正在为我絮棉外褂。眼下乡间已是下霜季节，母亲感到后背凉嗖嗖的，所以才不知不觉把外褂的两肩絮厚的吧。
不管怎么说，母亲做好这件外褂不容易，我就穿着它过上一冬。其实即使不穿棉外褂，这四五年来我已胖得发蠢，再套上它，自然就更显得圆轱轮墩的了。这副打扮实在见不得人，不过在家里还倒没有什么妨碍。
也许我是在被炉旁长大的，对暖气或火炉之类总觉得难以适应。整个房间暖起来就头晕发困。因此，至今入冬后也还是只生被炉。可是即便是东京，深冬的黎明时分，外面的寒气也会侵袭双肩和后背。在这种时候，有这件棉外褂可就得济了。穿上母亲做的棉外褂，无论多么冻(我的家乡这么形容刺骨的寒冷)的夜晚，两肩和后背都不会觉得寒冷。伏在被炉上打个盹儿也好，和衣睡一觉也好，都不会感冒。夜里穿它出来，还能顶件短大衣。
棉外褂的布料大部分是母亲穿旧的和服。母亲已年近80，那些和服大体上花色都嫩了些，不过想穿还是可以穿的。母亲把这些和服拆开给我做棉外褂。一旦做好，就用包裹寄来。包裹里肯定会有封信，上面像记录似的写着这是用何时穿过的和服翻改的，曾穿着它到什么地方去过之类的话，末尾还注上一笔：“还是挺不坏的东西呢。”
看上去料子诚然是上等货。无奈已经很旧了，加上我毫不吝惜地当工作服穿，每到开春，袖口和下摆就都磨破了;腋窝的里子绽了线;衣襟磨得油光;棉花打成了细小的球儿从后背和肩头冒了出来。
每到春天，我都想：这东西的寿命该结束了，便送回乡下去。可到了秋天，母亲又翻改好寄来，干净利落，焕然一新。同以往一样，棉花絮得满满当当。
我问同母亲通了电话的大女儿：
“别的，还说了些什么？”
“奶奶在电话里说：‘这回你们又蒙我呀，我可难过了。’”大女儿告诉我母亲是这么说的，“声音可没劲儿呢，奶奶好像不大行了。”我听后笑了笑，摇摇头说：“不过，那是没办法的事呵。”
听我这么说，大女儿也摇摇头：“是呵，没办法呀。”
母亲近来身心不佳。她长期以来一直是病魔缠身，心脏不大好，轻微的心绞痛时常发作。直到四五年前，一收到邀请她来的信，还能立刻乘上十来个小时的长途火车来到东京。而今连这也做不到了。
看上去，母亲并不显得比从前弱多少。听说从前当问医生去东京住几天是否可以时，医生会立即回答说“请去吧”，还总是按在东京住的天数给她药。而最近，却同情地说：“怕是太勉强了。”还说，想去的话去也成，但对后果可负不了责任。母亲本来觉得没啥了不起，但对于长途旅行的结果当然自己也没个准谱。生怕给周围的人带来麻烦，便只在乡下家中转悠了。
大女儿降生时，母亲67岁。母亲说，我在这孩子上小学前不死;孩子上了小学，又说小学毕业前不死。实际上母亲都如愿以偿了，如今大女儿小学毕了业。母亲也许是感到了疲惫和衰弱，这回没说等到中学毕业，只说想看看大女儿去参加中学的开学典礼。
“无论如何也要来的话，就请来吧。”我们这样给母亲回了信，当时决定由妻子去乡下迎接。然而，没想到今年初春的寒气在母亲身上引起了反应;加上三月过半，住在新县小千谷的一个叔父突然去世的消息，又是一次冲击。
这个叔父是庆应义塾大学毕业的医生，年仅66岁就患心肌梗塞突然故去。叔父搬到小千谷之前，曾在横滨的鹤见区住过很久，我的哥哥和姐姐们受到过他不少照顾。今年秋天，我本打算一步步踏着匆匆为自己结束生涯的哥哥和姐姐们的足迹，写一本长篇小说来记载我一家不祥血统的历史，所以有很多情况要问这位叔父。当我从小千谷的堂妹那里得知叔父病故的消息时，便感到茫然了。
“噢，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您是坐在椅子上吧?”我用电话告诉母亲。闲谈了一会之后，又叮问了一下，才传达了叔父的讣告。
母亲发出了低低的悲声，但又出乎意料地用沉着冷静的声音告诉我吊唁时要注意的事情，并托我给叔母和堂妹带个口信。接着是一阵沉默。当我又开口讲话时，母亲说，听筒正紧紧地贴着耳朵，说话别那么大嗓门。然后又突然讲起了年轻时的一件往事。
这是件没什么意思的往事：叔父健在时，母亲每次到东京，叔父都请她吃冰激凌。有一回因为太凉，吃不惯，母亲不住地咳嗽起来。
“阿吉(叔父叫吉平)还老笑话我吃冰激凌咳嗽是山巴郎哪。”
像唱歌似的母亲的声音渐渐微弱了，突然又传来放下话筒的声音。
“山巴郎”大概就是山巴佬吧。我们家乡是这样称呼山里人的。
从那以后，母亲完全丧失了精神，看样子实在无法到东京来了。于是，我决定春假期间全家一起回乡下去看她。当车票已买好，也通知了回家的日期，就在出发前两天，二女儿突然发高烧病倒了。
为此，回乡的事只好作罢。母亲说我们骗她，指的就是这件事。本想这回把穿破了的棉外褂随身带回去，可现在却依然放在身边。恐怕母亲是在一怒之下，才叫赶快寄回去的。
母亲做针线活儿时总爱在嘴里含上末茶糖，我买了一袋放进棉外褂里。我一面打包，一面想：即使这样，近些日子也要回趟家。
选自《母亲的消息》
by 白先勇
母亲马佩璋女士，生长于官宦之家，外祖父马维琪出身科甲，任兴安（位于广西东北部）县令。母亲是长女，有一位亲弟弟，还有两位庶出的弟妹。外公独宠母亲，视她为掌上明珠。
据说母亲未出阁时，她的衣襟上便挂了一串钥匙，开始掌家了，外婆坐在牌桌边是不管事的。母亲很年轻时就展现了她独当一面、拿得起放得下、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小时候，母亲的祖母要缠她的足，母亲脚痛便去踢祖母的房门，闹得全家人依她为止。母亲从小就是一个不甘受拘、绝不屈服的人，她读过几年私塾，可是舅舅说她不爱背书、不喜欢私塾那一套老规矩。后来母亲又进了新式学堂桂林女子师范，还去参加学生游行，她的奶娘提了水壶跟着她一起走，怕大小姐中暑。
母亲的成长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她接受新思想，但遵从旧道德。母亲绝不守旧，但她教导我们的，还是中国人那一套基本做人的法则。
正是母亲这种乐观进取、勇敢无畏的个性，才经得起日后跟随父亲经历惊天动地、一波又一波的历史考验。我们一家几十口，母亲是家中的擎天一柱。
1925年2月14日，母亲下嫁父亲，当时母亲22岁，父亲32岁，两人相差10岁。外公会相法，他看中父亲日后有宰相命，才肯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给一位青年军官。马家大小姐出嫁，是当年轰动桂林城的一件大事。按习俗，新娘上花轿前，照例要痛哭几声表示舍不得娘家，母亲的四姑赶在后面掐了母亲几下，她还是哭不出来。她刚吃完奶娘特别为她炖的一只鸡。母亲一生不耐虚礼，从不做作，她完全是个真情真性的人，到了老年，还是保持一颗赤子之心。这是母亲最可爱可贵的地方，她是个“真人”。
母亲自从嫁给父亲后，就没有过几天太平日子。婚后才八日，父亲便赴柳州迎战入侵的云南军，而广西老派军阀沈鸿英却乘虚进入桂林城，把外公一家捉去当人质，母亲躲在德国医院的地窖里才躲过一劫。
婚后第二年，北伐开始了，母亲跟随父亲由南打到北。1927年，宁汉分裂，孙传芳军队反扑，父亲指挥北伐最著名的龙潭之役，击溃孙部。母亲在上海，听到父亲在南京阵亡的错误消息，与表哥海竞强开车赶往南京。
路上遭遇乱兵围车，母亲下令表哥：“开枪！”两人爬越战壕才冲过了封锁线，头上的流弹，在满天飞。到南京见到父亲，父亲大吃一惊，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多年后，表哥提起这段往事，还竖起拇指称赞母亲：“女英雄！”经过战火的锻炼，两三年间，母亲从一位金枝玉叶的千金小姐，已经变成一位经得起风浪的军人之妻了。
1929年，北伐刚完成，蒋桂战争爆发，父亲仓皇乘船从天津离走，来不及携带母亲。母亲闻知后，连夜雇车，怀中抱着在武汉出生的大姐先智，在大雪纷飞中，赶到塘沽，乘船逃到香港。同年中央军攻打广西，父亲与母亲流亡国外，到安南（今越南）河内避难去了。母亲命运的起伏，跟父亲的一生荣辱，息息相关。
父亲与母亲结婚时，比母亲大十岁，而且又娶到一位娇贵的官家小姐，一开始他对母亲就有一份特别的爱怜。母亲性情果敢，气度大方，并非一般女流。对外，她跟随父亲患难与共，对内，养育十个儿女，还要照顾七亲八戚，庞大家族一手撑起。父亲对这样一位相夫教子的贤内助，多少也存有几分敬畏。父亲在外统领百万大军叱咤风云，回到家里，那就是母亲发号施令的领域了。
母亲识大体，明大义，她甘于做个家庭主妇，十个儿女就是她的人生目的。对于父亲的公务，她谨守本分，从来不去碰触。有几次，广西各界要她出来担任国大代表、妇女代表，母亲拒绝。她知道这些公职加到她身上是因为父亲的关系，并非由于她本身的资格赢得，她不要。这也是父亲尊敬她的地方。
母亲有时很有幽默感。公家派给父亲的一辆座车，是辆老得不能再老的道奇，开起来摇摇晃晃，父亲就是坐这部老道奇摇到“总统府”去上班的。后来各个单位换车了，偏偏父亲这辆老道奇迟迟没有换，连司机陈义方都开始咕噜了，他认为开这部老道奇夹在“总统府”其他新车里挺没面子。后来终于换了一部美军留下的雪佛兰，是新款式，座盘低，车门矮。有一次父母亲坐这辆雪佛兰出去，母亲俯首钻进车门后，回头向父亲笑道：“老太爷，我还是喜欢我们那部老爷车，进车门不必低头！”说完，两人相视大笑。
母亲所到处，都会带来阳光与温暖，她同情弱小，喜欢雪中送炭。大伯妈有六个儿女，独独嫌弃五姐桂英。因为桂英倔强叛逆，常常挨打，母亲看不过去，把桂英接到我们家，一直养育到大学毕业，跟我们一样待遇。
有一回，一位晚辈来我们家松江路一二七号探望母亲，她的父亲从前在大陆是一位高官，声势显赫，上海家中派头很大，出入座车是凯迪拉克，后来政治上受了打击，家势一落千丈，在台湾过得相当拮据。晚辈骑着一辆旧脚踏车来，颠颠簸簸，满头大汗，而且还怀了孕。母亲看着不忍，抱了她一下，说道：“妹妹，你怎么怀了孕还骑脚踏车呢？”说着，掉下泪来。母亲怜惜这位家道没落的官家千金，也同情他们家的遭遇。
1955年2月下旬，父亲母亲结婚30周年纪念，对他们来说，这是两人结伴一同度过30年一个里程碑的日子。父亲62岁，母亲52岁，两人互相扶持，已经走到他们人生最后一个阶段。
那天，父母亲都着实打扮了一番，父亲衣襟上别着一朵大红色的缎子花，母亲发上也簪了朵大红花，两人最登样的行头都上了身，全身喜气洋洋。那天，亲友、旧属该到的都到了，晚宴时刻母亲先致辞：“我和白先生结婚30年，我们也算得上‘患难夫妻’了——”母亲说到“患难夫妻”，不禁哽咽，落下泪来。她那天晚上讲了一番真情真性的话，亲友们都为之动容。
30年当然不算短，但对父母亲来说，30年恐怕特别长，因为这30年间，两人共同经历过太多忧患、太多动乱，父亲处在如此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走错一步，即可能身败名裂。作为军人之妻、将军夫人，母亲需要过人的勇气、毅力、智慧、见识，才能应付各种挑战，协助父亲，使他无后顾之忧——这一点母亲很称职，都做到了。父亲心中明白，对母亲，他是心存感激的。父亲忘情地伸过手去，搂住母亲的肩，她的感触，他了解，而且感动。那晚父母亲紧紧靠在一起的那一幕，是一幅极为动人的“患难夫妻”图。
选自《白崇禧背后的女人》
by 简嫃
说不定是个初春。空气中回旋着丰饶的香气，但是有一种看不到的谨慎。站在窗口前，冷冽的气流扑面而过，直直贯穿堂廊，自前厅窗户出去；往左移一步，温度似乎变暖，早粥的虚烟与鱼干的盐巴味混杂成熏人的气流，其实早膳已经用过了，饭桌、板凳也擦拭干净，但是那口装粥的大铝锅仍在呼吸，吐露不为人知的烦恼。然后，蹑手蹑脚再往左移步，从珠帘缝隙散出一股浓香，女人的胭脂粉和花露水，哼着小曲似的，在空气中兀自舞动。母亲从衣柜提出两件同色衣服，搁在床上，我闻到樟脑丸的呛味，像一群关了很久的小鬼，纷纷出笼呵我的痒。
不准这个，不准那个，梳辫子好呢还是扎马尾？外婆家左边的，是二堂舅，瘦瘦的，你看到就要叫二舅；右边是大堂舅，比较胖；后边有三户，水井旁是大伯公，靠路边是……竹篱旁是……进阿祖的房内不可以乱拿东西吃；要是忘了人，你就说我是某某的女儿，借问怎么称呼你？
我不断复诵这一页口述地理与人物志，把族人的特征、称谓摆到正确位置，动也不动。多少年后，我想起五岁脑海中的这一页，才了解它像一本童话故事书般不切实际，妈妈忘了交代时间与空间的立体变化，譬如说，胖的大舅可能变瘦了，而瘦的二舅出海打鱼了。他们根本不会守规矩乖乖待在家里让我指认，他们围在大稻埕，而我只能看到衣服上倒数第二颗钮扣，或是他们手上抱着的幼儿的小屁股。
善缝纫的母亲有一件毛料大衣，长度过膝，黑底红花，好像半夜从地底冒出的新鲜小西红柿。现在，我穿着同色的小背心跟妈妈走路。她的大衣短至臀位，下半截变成我身上的背心。那串红色闪着宝石般光芒的项链圈着她的脖子，珍珠项链则在我项上，刚刚坐客运车时，我一直用指头捏它，滚它，妈妈说小心别扯断了，这是唯一的一串。
我们走的石子路有点诡异，老是听到遥远传来巨大吼声的回音，像一批妖魔鬼怪在半空中或地心层摔角。然而初春的田畴安分守己，有些插了秧，有的仍是汪汪水田。河沟淌水，一两声虫动，转头看岸草闲闲摇曳，没见着什么虫。妈妈与我沉默地走着，有时我会落后几步，捡几粒白色小石子；我蹲下来，抬头看穿毛料大衣的妈妈朝远处走去的背影，愈来愈远，好似忘了我，重新回到未婚时的儿女姿态。那一瞬间是惊惧的，她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她。初春平原弥漫着神秘的香味，更助于恢复记忆，找到隶属，我终于出声喊了她，等我哟！她回头，似乎很惊讶居然没发现我落后了那么远，接着所有的记忆回来了，每个结了婚的农村妇女不需经过学习即能流利使用的那一套驭子语言，柔软的斥责，听起来很生气其实没有火气的“母语”，那是一股强大的磁力，就算上百的儿童聚集在一起，那股磁力自然而然把她的孩子吸过去。我朝她跑，发现初春的天无边无际地蓝着，妈妈站在淡蓝色天空底下的样子令我记忆深刻，我后来一直想替这幅画面找一个题目，想了很久，才同意它应该叫做“平安”。渴了，我说。哪，快到了，已经听到海浪声了。原来巨大吼声的回音是海洋发出来的。说不定刚刚她出神地走着，就是被海涛声吸引，重新忆起童年、少女时代在海边嬉游的情景。待我长大后，偶然从邻人口中得知母亲的娘家算是当地望族，人丁兴旺，田产广袤，而她却断然拒绝祖辈安排的婚事，用绝食的手法逼得家族同意，嫁到远村一户常常淹水的茅屋。
我知道后才扬弃少女时期的叛逆敌意，开始完完整整地尊敬她；下田耕种，烧灶煮饭的妈妈懂得爱情的，她沉默且平安，信仰着自己的爱情。我始终不明白，昔时纤弱的年轻女子从何处取得能量，胆敢与顽固的家族权威颉颃？后来忆起那条小路，穿毛料短大衣的母亲痴情的朝远方走去的背影，我似乎知道答案，她不是朝娘家聚落，我臆测那座海洋的能量，晓日与夕辉，雷雨与飓风，种种神秘不可解的自然力早已凝聚在母亲身上，随呼吸起伏，与血液同流。我渐渐理解在我手中这份创作本能来自母亲，她被大洋与平原孕育，然后孕育我。
据说当阿祖把一颗金柑仔塞进我的嘴巴后，我开始很亲切地与她聊天，并且慷慨地邀请她有空、不嫌弃的话到我家来坐坐。她故意考问这个初次见面的小曾孙，那么你家是哪一户啊？我告诉她，河流如何如何弯曲，小路如何如何分岔，田野如何如何棋布，最重要的是门口上方有一条鱼。
鱼？母亲想了很久，忽然领悟，那是水泥做的香插，早晚两炷香谢天。鱼的家徽，属于祖父与父亲的故事，他们的猝亡也跟鱼有关。感谢天，在完成诞生任务之后，才收回两条汉子的生命。
我终于心甘情愿地在自己的信仰里安顿下来。我明白土地的圣诗与悲歌必须遗传下去，用口或文字，耕种或撒网，以尊敬与感恩的情愫。幸福，来自给予，悲痛亦然。
母亲又从衣柜提出一件短大衣。大年初一，客厅里飘着一股浓郁的沉香味。台北公寓某一层楼，住着从乡下播迁而来的我们，神案上红烛跳逗，福橘与贡品摆得像太平盛世。年老的母亲拿着那件大衣，穿不下了，好的毛料，你在家穿也保暖的。黑色毛面闪着血泪斑斑的红点，三十年了，穿在身上很沉，却依旧暖。
我因此忆起古老的事，在海边某一条小路上发生的。
选自《女儿红》
by 严歌苓
那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时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长的手指，那个略驼的背，还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后来都是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来自这个人。那时只有十八岁的我的母亲总是悄悄注视这个人。据说这个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许许多多的忽略。连母亲的歌喉、美貌，都险些被他忽略掉。母亲那时包了剧团中所有的主角儿，风头足极了，一匹黑缎子样的长发，被她编成这样，弄成那样，什么服饰都不用，却冠冕似的华丽。十八岁的母亲，眼睛骄傲天真，却是有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我的父亲。一天她忽然对他说：“你有许多抄不完的稿子？”
他那时是歌剧团的副团长，在乐队拉小提琴，或者去画两笔舞台布景。有时来了外国人，他还凑合着做做翻译。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写书的小说家。他看着这个挺唐突的女子，脸红了，才想起这个女子是剧团的名角儿。
在抄得工整的书稿中，夹了一张小纸签：“我要嫁给你！”
她就真嫁给了他。我还是个小小姑娘时，发现母亲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胆怯，又有点拙劣。她把两岁的我抱着，用一个舞台化的姿势，在房里踱步。手势完全是戏剧中的，拍着我，回肠荡气地唱着舒伯特的《摇篮曲》，唱得我睡意顿时云消雾散。我偷觑她已进入情绪的脸，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时我还不明白她实际上是在唱给父亲听。
她无时无刻地不从父亲那里邀来注重、认同。她拿起小提琴弓开始拉“哆、来、咪”。还将左手拇指扣进调色板，右手拈一枝笔，穿一件斑点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张空白帆布前走来走去。要么，她大声朗读普希金，把泡在阅读中的父亲惊得全身一紧，抬头去找这个声音，然后在厌烦和压制的矛盾中，对她一笑。
她拿这一笑去维持后来的几天、几年，抑或半辈子的生活，维持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尊严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父亲的薪水没了，叫“冻结”。妈妈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壮得飞快，坐在一张小竹凳上，“吱呀”着它，一晚上都在桌子上剖小鱼。她警告我们：所有的鱼都没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给在乡下“劳动改造”一年没音信的父亲。
几条小鱼被串起来，用盐轻腌过，吊在屋檐下晾。最终小鱼干缩成一片枯柳叶，妈妈在锅里放一点油，倒油之后，她的舌头儿飞快地在瓶口绕一圈，抹布一样。不知她这种寒碜动作什么时候已经做得如此自如。总是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她才来煎这些小鱼。煎鱼的腥气胀在房子里，我和哥哥被折磨得没觉了，起身站在厨房门口。
“小孩子大起来有得吃呢！”她发现我们，难为情地红了脸，像个小姑娘偷递信物时被人捉了个准。
她一条小鱼也没请哥哥和我吃。我们明白那种酥、脆连骨头都可口。然而我们只有嗅嗅、看着，一口一口地咽口水。
父亲回来后，只提过一回那些小鱼，说，真想不到这种东西会好吃。后来他没提过小鱼的事。看得出，妈妈很想再听他讲起它们。她诱导他讲种种事，诱导他讲到吃，父亲却没再讲出一个关于小鱼的字。几年中，成百上千条小鱼使他存活下来，使他仍然倜傥地存活下来。妈妈围绕着父亲，以她略带老态的粗壮身段在父亲面前竭尽活泼。这时已长大的哥哥和我有些为这个还像是小姑娘的母亲发窘。
又有这个那个出版社邀请爸爸写作了。他又开始穿他的风衣、猎装、皮夹克，在某个大饭店占据一个房间。他也有了个像妈妈一样爱他的女人，只是比妈妈当年还美丽。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从北京寄来的。他对我说：“是写给我们俩的。完了，他要和妈妈离婚了。”
信便是这个目的，让我和哥哥说服妈妈，放弃他，成全他“真正的爱情”。他说，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这点我们早就看出来了。他只是在熬，熬到我们大起来，他好有写这封信的一天。我们也看出他在我们身上的牺牲，知道再无权请求他熬下去。而这个呕心沥血爱了大半辈子的妈妈呢？
许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妈妈出示父亲的信。她读完它，一点声音也没有地靠在沙发上。好像她辛辛苦苦爱他这么久，终于能歇口气了。
她看看我们兄妹，畏惧地缩了一下身子，她看出我们这些天的蓄谋：我们决不会帮她将父亲拖回来，并决定以牺牲她来把父亲留给他爱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彻底孤立了。
这一夜，我们又听到了那只竹凳的“吱呀”声，听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几串被剖净的小鱼坠在了屋檐下。
父亲从此没回家。一天妈妈对我说：“我的探亲假到了。”
我问她去探谁。我知道父亲尽一切努力在躲她，不可能让她一年仅有的七天探亲假花在他身上。
“去探你爸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说：这还用问？！
又是一屋子煎小鱼的香味。我们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这气味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好闻。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间，“叫她别弄了！”他说：“现在谁还吃那玩意儿？”
我们却都忍不下心对她这么说。我并且陪她上了“探亲”的路，提着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鱼。只是朦胧听说父亲在杭州一个饭店写作。我们去一家廉价旅馆下榻，妈妈说就暂时凑合，等找到父亲……心里作痛：难道父亲会请你去住他那个大饭店吗？
四月，杭州雨特稠。头两天我们给憋在小旅馆里。等到通过各种粗声恶气的接线生找到父亲的那个饭店，他已离开了杭州，相信他不是存心的，谁也不知道他的下一站，绝对无法追踪下去。我对妈说：冒雨游一遍西湖，就乘火车回家。
妈妈却说她一定要住满七天。看着我困惑并有些气恼的脸，妈惧怕似的闪开眼睛，小姑娘认错般地嘟哝：“邻居、朋友都以为我见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住了七天……”她想造一个幻觉，首先是让自己，其次让所有邻居、朋友相信：丈夫还是她的，起码眼下是的；她和他度过了这个一年一度仅有的七天探亲假，像所有分居两地的正常夫妻一样。她不愿让自己和别人认识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
她如愿地在雨中的小旅馆住满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电影院一遍一遍看同一个电影，就是去对门的小饭馆吃一碗又一碗同样的馄饨，然后坚持过完了她臆想中与父亲相聚的七天。
父亲再婚后很幸福。妈妈见我就问：“她会做菜吧？”我当然明白“她”指谁，我说：“做得很好。爸爸也戒烟了……”她赶紧垂下头走开，不敢再听。
临回北京，我见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厨房。竹凳也上了岁数，透着灵肉般的柔韧光色。还是一堆小鱼儿，我不阻止她，懒倚在阳台上欣赏她工匠般的操作。她已架起老花眼镜来做桩事了。竹像疼一样“吱呀”着，她说，再有场“文革”就好了，你爸又被罚到乡下，低人九等，就没有女人要他了，只有我才要他。她不敢抬头看我，怕我看见她眼里那片无救的天真，还是小姑娘似的那张因非分之想而绯红的脸。
我将一篓子烘熟的小鱼捎到爸爸那里。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满桌是继母的国宴手艺。我对爸爸使了个眼色，将他熟识的竹篓搁在了一边。他瞪了它一会儿，似乎也愁苦了一会儿，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
这天父亲醉倒，当着七八个客人的面，突然叫了几声母亲的名字。客人都问被叫的这个名字是谁，我自然吞声。继母美丽的眼里，全是理解，全是理解……
选自《母亲与小鱼》
by 史铁生
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
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呆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她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她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长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使母亲作过了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她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
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废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
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呆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她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四十九岁呀！有那么一会，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小公园，指的也是地坛。
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得清晰，母亲的苦难与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得深彻。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
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呆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地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待我看见她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她，过一会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我单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她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她没有找到我；她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呆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她——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儿子想使母亲骄傲，这心情毕竟是太真实了，以致使“想出名”这一声名狼藉的念头也多少改变了一点形象。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且不去管它了罢。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
有一年，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选自《我与地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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