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劉永生（1904－1984）福建省上杭縣稔田鄉嚴坑村人。1927年參加農民運動，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曾任永定紅軍獨立團團長，福建軍區獨立第8師第8團團長。參加了閩西蘇區歷次反“圍剿”鬥爭。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時留在閩西地區堅持鬥爭，參加了閩西南三年游擊戰爭。抗日戰爭爆發後，率部繼續留在閩西蘇區堅持鬥爭。解放戰爭時期，曾任閩西軍分區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閩粵贛邊區縱隊司令員等。新中國成立後，先後擔任十兵團副司令員，福州軍區副司令員兼福建省軍區司令員，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副省長、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55年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劉永生將軍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軍功顯赫。建國後身居高位，一生清廉，不為烏紗為人民，其衣食住行，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的本色。
衣
1949年10月，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閩粵贛邊縱隊司令員的劉永生，率部解放了粵東潮汕地區。 一天，他來到潮州軍管會督辦剿匪事宜，哨兵見他一身農民打扮，貌不驚人，遂拒之門外。見軍管會一領導迎出向這位“農民”敬禮，哨兵才驚慌失措起來，劉永生卻拍著他的肩膀說：“老弟，不錯，執行任務就是要嚴格、負責。”11月，劉永生調任第十兵團副司令兼福建省軍區司令員，也還是一身舊軍裝，穿草鞋，打綁腿下基層檢査守備工作。值班人員不能想像他是軍區首長，好幾次拒絕接待。事後下級領導每每向他道歉，他根本不把這些事放在心上，總是淡然一笑：“沒關係，沒關係。”
△ 閩粵贛邊縱隊成立60週年紀念章
1950年冬，劉永生偕同中共福建省委書記、 省人民政府主席、省軍區政委張鼎丞赴上海參加華東軍政委員會會議。臨行前，他從事務長那裡隨意弄來一件沾有油漬的舊棉大衣披在身上。張鼎丞身邊的工作人員誤以為劉永生是隨張老赴上海探親的老鄉，上車時竟然分配他扛最重的行李。張鼎丞發現後連忙制止，說：“人家是十兵團副司令呀！”隨員們羞愧得瞠目結舌。1962年國家三年困難時期，第二次轉業地方工作的劉永生，依舊保持部隊作風，喜歡穿洗得泛白的軍褲和龍頭白布不帶翻領的軍用襯衫，腳下“配套”一雙解放鞋。秘書和司機總愛提醒他：“劉老，你是副省長呀……”他嘿嘿一笑：“副省長又怎麼嘛！”
食
劉永生在“吃”的問題上很講“原則”。 早在1940年春，他任閩西南高級幹部黨校保衛隊隊長時，教員、學員、戰士因糧食奇缺都吃不飽。
一天，新戰士房妹子有意將兩份飯包綁在一起照顧劉永生。劉永生不領情，反而嚴肅批評說：
“我個人有什麼權利得到特殊享受？革命要勝利，我和大家只有同舟共濟。”在任閩粵贛邊區縱隊司令員時, 他的五弟劉永輝假借司令的名義向司務長要了一副豬肝，邀著幾個人吃了。劉永生知道後火冒三丈：“我要揍死你！”在鐵堅副司令員的勸解下，劉永生放他一馬，最後還是下令弟弟賠償全部豬肝錢才了結。1949年11月，劉永生從粵東奉調福州途經永定西溪，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老赤衛隊員、老接頭戶都熱情獻出自家的雞、鴨、兔子準備接待。劉永生立即制止：“如果你們這樣搞，我就不吃了。現在剛解放，百廢待興，以後生活好過了，我們再來痛飲一場。”當晩，他和鄉親們圍坐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吃著別具一格的“老貨菜”——芋子煮酸菜。
△ 閩粵贛邊縱隊成立60週年紀念碑
1953年秋，副省長劉永生來到盛產地瓜的惠安農村視察，主人捧出一筐熟地瓜請品嚐，他揀起一條連皮吃下肚去，警衛員卻咬了一口就把地瓜扔掉了。劉永生生氣地說：“農民連吃飽地瓜都難，吃不了的地瓜還可餵豬，怎麼能隨便扔掉呢？”
1960年4月，第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期間，周總理親切接見了劉永生，語重心長地說：“永生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夠像當年帶兵打仗那樣，領導群眾，戰勝暫時的困難。”劉永生回答：“請總理放心！只要有地方落鋤頭，群眾就保證有飯吃！”從北京回到福州後，他立即動手在省委大院和自家院子裡的空地上種瓜種菜，一家子實行 “瓜菜代”，經常摘些番薯葉、南瓜葉炒著吃，熬點苦齋湯喝。有時還拿出部分瓜菜送給機關食堂，把節省下來的糧食接濟來訪留住的老區群眾。結果， 身為副省長的他也得了“水腫病”。
住
劉永生不計居住簡陋。 1952年，他第一次轉業任副省長兼省監委書記。本來省監委與省紀委合署辦公室，條件簡陋得只有兩進舊民房，而且不少房間僅用木板隔斷，前作辦公室，後作宿舍。劉永生隨帶秘書、警衛員、司機，住這樣的房子就顯得更加狹窄了。監委同志只好騰出樓上一間不足20平方米的廳房，臨時隔斷，前面是他的辦公室， 後間不足8平方米權作他的臥室。劉永生也不計較，夜以繼日地在這裡批閱文件、處理人民群眾來信來訪。後來，省府領導覺得辦公條件實在過於簡陋，乃利用後面的一塊空地蓋起了一棟約300平方米的二層樓房，本意是給劉永生一家居住。可劉永生只要了一間十幾平方米的房間，隔成兩半，一半作臥室，一半作辦公用，其餘房間全讓給監委的其他負責同志住了，而叫自己的孩子、兒媳、保姆等仍住又暗又窄的舊民房。
改革開放前的十幾年中，劉永生在省委大院的住家是一幢磚木結構的舊樓房，走起路來木頭樓板總髮出吱嘎響聲。管理部門曾多次關心提出要給翻修或調換，孩子們不時勸他順從。可他就是“見仁不讓”，說：“有這房子住就不錯了，不用說山區有多少老鄉還沒房子住，就連福州還有許多市民祖孫三代擠在角樓裡的呢！”
行
1952年底，劉永生隨帶秘書小馬參加全國首次監察工作會議。當時福建還沒鐵路，赴京必須先到江西上饒，然後轉乘火車經上海再到北京。劉永生有自己的專車可直接開上饒，可他為照顧請假探親的江西籍警衛員和司機，決定不坐專車，而從福州乘坐內河船，經一天一夜到達南平，爾後轉乘公交車經建陽一路顛簸到上饒。當時汽車票緊張，劉永生又不願打擾沿途的南平、建陽地委和行署，竟和小馬等年輕人一起坐在又擠又跳的最後一排座位。
年近半百的他默默忍受著一路艱辛，毫無怨言。按級別，劉永生可享受乘軟臥火車票待遇, 但到上饒後，他卻又和小馬一道，坐著普通硬席經一天一夜的辛勞從上饒捱到上海。省委機關幹部都愛稱劉永生的專車是“公共汽車”——大家都能坐。大凡每次開會、聽報告或文娛晚會等，只要劉永生去，他們都可以擠搭他的車。可他的兒女們卻沒得享受這份“福氣”，孩子們幾次向他提出順路搭他的車時，他總是說：“這是工作需要配給爸爸的專車，你們小小年紀要多走路，多鍛鍊，不要養成特殊化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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