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無論哪裡都會有禁歌。
在上個世紀的蘇聯，更是如此，但是冷戰的鐵幕卻阻隔不了前蘇聯的搖滾青年對於音樂的熱愛。
這將引出一段匪夷所思，但卻狂野而有趣的故事。
最早接觸搖滾樂的特權階級
1960年，初出茅廬的披頭士在英國利物浦的一個半地下式的小酒館裡，翻唱著美國搖滾先驅查克·貝里的歌。
但是他們沒有想到，他們不僅能夠走出這個地穴，走出英國，甚至有朝一日還能出現在昔日蘇聯政權的核心——克里姆林宮中。
這事還得從1968年說起：
那一年，披頭士發行了大名鼎鼎的“白專”（The white album），裡面打頭的第一首歌是《Back in U.S.S.R.》。
“U.S.S.R”的全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所以這首歌翻譯成中文就是《回到蘇聯》。
歌名靈感來自於美國搖滾巨星，披頭士的偶像查克•貝里的一首歌《Back in USA》，但有趣的是當時的披頭士卻從未來過蘇聯，又何談Back？
這感覺，像極了當時還沒去過西藏的鄭鈞，卻寫出了一首《回到拉薩》。
不同的是，《回到拉薩》讓無數中國青年對於那片神秘的大地充滿了嚮往，而《回到蘇聯》卻讓前蘇聯無數人入獄、失學、失業甚至被放逐。
其實，最先接觸披頭士音樂的都是一些特權階層子女，比如：馬卡列維奇。
他的父親作為在二戰中失去了一條腿的戰鬥英雄，所以得到了政府的信任，因而被允許前往蘇聯之外的國家旅行。
在馬卡列維奇十二三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帶回來了披頭士的兩張專輯——《一夜狂歡》和一張精選集，然後一切都開始不同了。
年輕氣盛的馬卡列維奇很快就被披頭士音樂所深深吸引。
於是，他和他的夥伴們開始模仿披頭士留長頭髮，組建了自己的樂隊“時間機器”。
由於條件限制，他們只能自己動手製作樂器。為此，他們開始掃蕩大街上的公共電話，只為將裡面的聽筒取出來做成吉他的拾音器。
圖中是他們自制的吉他
這事聽起來就像披頭士歌曲《Penny Lane》（便士街）裡面的歌詞一樣：
“在便士街一個搖滾少年衝向另一臺電話”。
後來時間機器樂隊一邊翻唱著披頭士的歌曲，一邊和蘇聯的文化官員們玩著“貓鼠遊戲”，一直到1979年蘇聯和官方演出機構“俄羅斯音樂會”簽訂了協議，他們才終於合法。
這是一個蘇聯版的搖滾英雄反叛史，比起西方開著演唱會賺大錢，在貝利弗山莊享受昂貴早餐的搖滾明星，他們的叛逆可能更純正更能代表搖滾精神。
更有意思的是，蘇聯搖滾是由特權階級的後代所引領的，而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裡，披頭士卻誕生於屬於真正工人階級的利物浦小酒吧。
X光片上的美妙音樂
中國人民熟悉的作家高爾基曾經在《真理報》上發文，他是如此當時美國的爵士樂的：
“就像一頭金屬豬玀的嘶吼”、“一隻怪獸般的巨蛙的淫叫”。
高爾基
當時在蘇聯，雖然也有官方人員認為爵士來自被壓迫的猶太人和南方黑人的音樂，認為這是一種無產階級的音樂（事實上也的確如此）。
但這種聲音並不佔主流，俄羅斯音樂家協會曾經煞有介事地批判爵士樂，稱其中的切分音會消減年輕人對於工作的熱情。
所以，在二戰勝利的1945年，蘇聯最偉大的爵士音樂家艾迪·羅斯納被捕入獄，甚至在俄語中，“爵士”這個單詞也被禁用。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臺，文化監管更加嚴格，但官方並無法阻止當時搖滾樂在莫斯科的地下圈子裡小規模地流行開來，這靠的是黑市商人自制的非法玩意——骨頭唱片。當時搖滾樂已經在莫斯科的地下圈子裡小規模地流行開來，靠的是黑市商人的自制的非法玩意——骨頭唱片
為了掩人耳目，黑市商人們將從西方電臺偷錄下來的音樂刻在醫用的X光膠片上。即便如此，購買的時候也要時刻警惕糾察隊的出現，還要小心打擊搖滾樂的“正義之師”。
這些“正義之師”將假冒唱片混入其中，但是裡面沒有音樂，只有尖利的噪聲配上一句話：“你喜歡搖滾樂？你這個反革命的渣滓！”
但是，這種“骨頭唱片”哪怕是“正品”音質也十分低劣，不過對於渴求搖滾的年輕人來說，這些顯示著某位大媽肺部模糊畫面的X光片放出來的，已經是真正的音樂了，就在這樣的環境中，披頭士開始被蘇聯年輕人知曉。
70年代中期，鐵幕被小心翼翼地撕開了一角，文化交流被提上日程，英國搖滾歌手埃爾頓•約翰（約翰·列儂孩子的教父）在蘇聯的二十個城市進行了巡演。
他在莫斯科的最後一場演唱會悍然唱出披頭士的《Back in USSR》，這讓蘇聯的年輕人們看到了披頭士踏入這片土地的希望。
埃爾頓•約翰（左）與約翰·列儂（右）
不過很快持保守主義的官方久給了這批披頭士世代以沉重的打擊，一場有著沙灘男孩（The Beach Boys）和瓊•貝茲（Joan Baez）的演唱會被取消。
數千名憤怒的歌迷聚集在冬宮前，官方和他們緊張關係一觸即發。
東歐劇變，布拉格之春，還有將搖滾樂作為契機爆發的絲絨革命，這一切都讓官方更加緊縮文化政策。
這一緊縮在82年安德羅波夫上臺後達到了頂點。
直到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文化政策才再次寬鬆起來，莫斯科的“簽名”樂隊甚至出現在了那場大名鼎鼎的“live aid”演唱會。
列寧格勒的披頭士“腦殘粉”
1960年的時候萊斯利·伍德海德剛剛轉行當全職紀錄片導演不久，他有幸記錄下一段早期披頭士在利物浦酒吧的演出影像資料。
後來他又來到莫斯科，記錄下另一個世界對於披頭士的熱愛，他看見紅場上人們跟隨著保羅麥卡列尼歌唱“回到蘇聯”（back in ussr），熱淚盈眶。
他還看見了一位基輔市的狂熱歌迷在海邊為約翰·列儂建造了一座聖殿，即使他一輩子都沒有見過列儂本人…..
1980年12月9日，約翰·列儂被槍殺。
“約翰好像一朵花，在他最好的時光被人摘下，無論何時，沒人能替代你”
在紐約約翰列儂和小野洋子居住的達科公寓大廈前，人們搭建了一個臨時的祭壇，上面擺滿了鮮花與蠟燭。
與此同時，在列寧格勒，科爾雅·瓦辛來到他的秘密基地，他稱之為約翰列儂聖殿，為他祈禱。
在這個秘密基地，你可以到處看到披頭士元素，大門牆上市一艘手繪的黃色潛水艇，門洞上方裝飾著披頭士四人的浮雕——不禁讓人想起美國總統山。
瓦辛對於披頭士的熱愛無與倫比，他曾經停地在蘇聯閉塞的環境中收集關於披頭士的一切。
瓦辛並不是特權階層，他只是個泥瓦匠，他無法方便地獲取關於披頭士的信息，不過他在那個年代極端的壓抑苦悶中找到了一條出路，那就是建造這個聖殿。
曾經一段時間瓦辛的生活變成了和警察無休止的追逐戰，他因為組織演唱會曾經多次被捕。
他有一本小冊子，上面是他手工描摹的披頭士專輯封面，小冊子裡面也有一張剪報，是一片標題名叫《甲殼蟲屎》的文章，配了一幅粗俗的漫畫，畫著像猴子一樣的披頭士四人組，這是當年官方對於披頭士的汙名化。
他沒有什麼文化，英語水平不行，但是他說自己能夠明白披頭士歌曲的含義，“那是關於愛的歌謠”。
蘇聯時期人們只能買到盜版唱片，瓦辛自己手繪的每張專輯封面，現如今已經集成了一本厚厚的冊子。
瓦辛每年都會在約翰•列儂的生日那一天，和同好們在他的聖殿舉辦隆重的慶典，他甚至向基輔市政府提交了一份建造“披頭士”紀念館的申請：
“他們影響了數百萬俄羅斯年輕人幾十年，難道不應該麼？”
為什麼是基輔市？
因為那是離歐洲最近的俄羅斯土地，海岸對面就是歐洲。
紀錄片的最後，瓦辛倚靠在欄杆上，背對著鏡頭，用蹩腳的俄羅斯英語唱著《黃色潛水艇》，他始終相信有一天約翰列儂會坐著黃色潛水艇出現在他的面前。
自由，混亂與發展
1991年，蘇聯解體了，但是這為俄羅斯的盜版音樂行業打來了前所未有的春天。
彼時的俄羅斯音樂產業和國際通用法則還對不上號，人們如飢似渴地尋覓著披頭士的音樂資料，就像一塊久未見水的海綿。
盜版音樂商人則因此，在這短暫的混亂中瘋狂謀取了暴利。
與此同時，對於披頭士音樂的大膽解構也在自由的環境中進行著。朋克樂隊Oz企圖去以一個嶄新的朋克角度理解披頭士的音樂，他們上演了一出朋克音樂劇《切·列儂》，將約翰列儂和切·格瓦拉擺在一起加以審視。
2003年，披頭士樂隊的前成員保羅·麥卡特尼帶著殘缺的披頭士之魂第一次踏上了這片他們三十五年前曾經為之歌唱的土地，他們在紅場舉辦了聲勢浩大的演出。
臺下觀眾伴隨著保羅的歌聲，歡笑、哭泣、相互擁抱，即使那些歌曾經讓他們中的一些人入獄、失學、失業甚至是被放逐。
臺下有的人至今還相信一個都市傳說：披頭士曾經秘密訪問蘇聯，給高幹子女們開過一次私人演出。
有的還相信英國女王曾經給他們打造過一架純金馬車，有的甚至相信約翰·列儂是個俄羅斯人。這些都是那個年代信息不對稱留下的後遺症，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只能靠著臆想和腦補去了解這個偉大樂隊的故事。
在人群中，蘇聯搖滾樂隊“時間機器”的主唱馬卡列維奇，他像是一個被明星光環震懾住的小孩子。有幸上臺的他，緊張地對著眼前的保羅說道：“非常感謝您能來，我們等了半輩子了。”
當馬卡列維奇下臺後，激動地回到他的座位時，有兩個穿著黑色西裝的人走過來，禮貌地請他換到離舞臺更近的座位上去。
然後，普京從一群官員裡面走了出來，默默坐在了馬卡列維奇旁邊的空位上。
因為，普京也是一個十足的搖滾樂迷，他的如此舉動，一方面是為了表現出親民，另一方面應該也是對這位俄羅斯搖滾先驅的致謝。
圖片為普京和他最愛的俄羅斯搖滾樂隊lube的合影
如今，你可以在俄羅斯的播放器裡面方便快捷地收聽披頭士的音樂，甚至可以在莫斯科紅場旁邊的紀念品商店買到做成披頭士風格的俄羅斯套娃。
我一直相信美妙的音樂能夠突破任何堅硬的壁壘，就像我曾經看過一部二戰電影《鋼琴家》中的那一幕：
戰爭中的德國納粹軍官也會為一個猶太鋼琴家的演奏所動容。
《鋼琴家》劇照
冷戰時代已成過眼雲煙，如今也是一個不再有激烈衝突和動盪的世界，搖滾樂雖然不斷式微，但披頭士的音樂仍在穿越著時空影響著全球的聽眾。
我相信，披頭士的歌聲也必將永遠流傳下去，因為音樂帶給人的觸動可以超越一切。
因為唯愛永恆，“AND ALL YOUR NEED IS LOV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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