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清（又名吴德芝，吴仙清） ，女，乳名荷香。1904年7月，出生于浙江省临海县城关的一户糕饼店里。有一兄四弟。父亲吴义夫、母亲王桂基很宠爱她。从小性格倔强，反抗家庭旧礼教的束缚，不缠足，要求上学。父母亲拗不过只好送她进台属联立师范女子附属小学读书。
吴先清
1917年小学毕业。
1918年春，随哥哥吴全清到杭州，考入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简称蚕校）。
1919年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后，吴先清是杭州地区蚕校最早的响应者，她无视校方禁令，发动蚕校同学上街贴标语，发传单，游行示威，成为蚕校“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被推选为学校代表，参加了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组成的联合救国会。
1919年5月12日，各校学生3000多人，聚集在杭州西湖边的第三、第四公园开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吴先清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拦，带领同学们冲出校门，加入游行队伍。
1925年合影。前排左二为吴先清
1920年3月29日，吴先清组织蚕校同学加入杭州女子职业学校队伍，率先冲进了由军警围困的“一师”校门，与“一师”师生并肩斗争，直至当局撤走军警。事后，校方借口她不守校规，不让她按时毕业，罚她留校饲养春、夏两季蚕。
1920年夏，吴先清从蚕校毕业，进入其兄吴全清任教的杭州私立美术学校习画。
1921秋，17岁的吴先清无意中结识了浙江省暨杭州市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理事长宣中华（早期杭州学运领袖，革命活动家，烈士），遂交往密切，互生爱意。
宣中华
1924年1月，由徐梅坤（中共江浙地区第一位党员，入党介绍人陈独秀）介绍，吴先清加入中共，成为浙江省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是浙江临海的第一个党员。（1924年1月10日，经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讨论决定，批准宣中华加入中共）
年轻时的徐梅坤，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参事，1981年重新入党，享年104岁
1924年下半年，吴先清与宣中华结为夫妻。婚后，她按照组织上要求到上海杨树浦一带从事工人运动，在眉州路永安纱厂后面创办了“工人进德会”。以提高工人福利为口号，在沪东纱厂工人中进行工运。
1925年2月17日，吴先清到大康纱厂研究罢工问题，被日本人勾结杨树浦格兰路巡捕房逮捕。
杨树浦格兰路巡捕房，现为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
1925年3月4日，经各方面营救，法庭判吴先清妨害秩序罪，罚100块银元释放。
1925年8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指定吴先清等5人为中共上海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
1925年初冬，受组织派遣她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她离开了出生仅12天的女儿（后不满月夭折），离开了丈夫宣中华（此去成永诀），乘船至海参崴，年底抵莫斯科。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13日，宣中华在上海龙华火车站被捕。
1927年4月17日深夜，宣中华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荒郊。乱刀砍死，尸骨至今无存。其胞弟宣中民（中共党员），两个月后亦被枪杀于南京陆军监狱。
宣中华牺牲的消息传到了苏联，吴先清得知丈夫牺牲后十分悲痛。在她人生最痛苦之际，得到了同学、中共东大总支委员刘鼎（原名阚尊民）的关心和照料。
刘鼎
1927年冬，两人结婚。
1928年春，东方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大”)，夫妻俩同转入中大。
1929年冬，他们把不满周岁的孩子送进苏联保育院，奉命秘密回国。
1930年春，他们经大连、天津到了上海。吴先清进入中共江苏省委，被派往上海浦东地区开展女工工作。刘鼎经周恩来批准，任中央特科情报科副科长，协助科长陈赓开展情报工作。
1930年夏，吴先清调离中共江苏省委，进入中央特科情报科，夫妻俩在上海滩开始了隐蔽战线的特殊斗争。
经组织批准，吴先清先期购进了一批黄岩蜜橘，在住地巷口开设了一家水果店，作为秘密联络点，掩护情报活动。 不久，她得知其弟吴全源曾被逮捕，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陈宝骅担保出狱，并被保荐到《新生命》月刊社任总务主任。吴先清征得陈赓同意后，把中央特科的一个秘密联络站设在该刊发行处楼上。
中统著名特工，陈立夫堂弟陈宝骅
1931年10月10日清晨，刘鼎按约去上海外滩公园同“高先生”接头，不料这个接头点已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刘鼎刚到公园就被逮捕，转押在南京陆军监狱。
吴先清在丈夫被捕后，刚外出回家，远远地察觉到四周情况异常，当机立断不回家中，转身而去，从而脱险。
特科新任情报科长潘汉年要她负责与狱中刘鼎取得联络并设法营救。吴先清的嫂嫂孙儒珍20年代毕业于北京高师，在校念书时，结识了保定军校的一些同乡，其中有的已在国民党内任要职。她说服嫂嫂出面到南京疏通关系。孙儒珍到南京找到国民党首都督察厅督察处长李进德，得到李的款待。第二次姑嫂俩到南京，通过李进德的引荐，找到临海同乡空军司令周至柔。
原国民党空军一级上将周至柔
周至柔知道吴先清是中共，但乡情在，并不介意。见面后，就哈哈大笑地说：“绿客婆（临海方言，意即土匪婆)来了。”
吴先清毫不畏惧地说：“是的，我来了。今天要么你把我也关起来，要么把刘鼎放出去。”
可能是看在同乡的份上，也可能是佩服吴先清的大胆无畏，周至柔没有为难她，而是把两手一摊，仍然微笑地说：“放人，我爱莫能助，可以送你去探狱，疏通关系让你以后探狱方便，这个没问题。”
从此，吴先清探狱既方便又安全，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巧妙地向刘鼎传达了党组织的指示。
1932年9月，刘鼎经康泽担保出狱。
1933年3月，吴先清经党中央批准，调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谍报组组长。为了不影响工作，她把刚出生一个月的婴儿，送到临海老家，请母亲抚养。
为了获取更多情报，吴全清时而盛装艳服，出没于上层社会；时而布衣布鞋，活跃在工人之中；时而扮成农村妇女，出现在乡野田间。出于工作需要，她经常以贵夫人的身份通过一些军政委员夫人的关系进出于他们家中。其中，有几家还与她来往甚密，如陈宝骅夫妇就经常到吴先清住所私访。此时，吴先清借居在蚕校时期好友陈宣昭家中，陈宣昭丈夫即为中国著名的茶叶学家，农学家吴觉农先生。夫妇二人都是吴先清的旧相识。当时吴觉农住在金神父路花园坊的2号，而3号、4号就是上海警察局长闵鸿恩的寓所。
吴觉农
吴先清的打扮，和进出来往的客人，使住在她隔壁的上海公安局长闵鸿恩也对她毫不介意。当然，因为丈夫刘鼎不在（赴中央苏区），她在背后被人说成是“放荡不羁”的女人。吴先清忍受着各种误解，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
1934年夏，不会讲日语的吴先清独自去日本，与
陈修良（中共党员）在东京会面。后与共产国际著名间谍左尔格在一起，搜集了日本准备发起对苏联侵略战争的大量情报。多年后陈修良回忆说：“我真为吴先清单身来东京捏了一把汗那。”
陈修良，南京解放前最后一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解放后曾任浙江宣传部代部长
1935年5月，吴先清所在组织负责人在上海被捕。她接到中共中央迅速撤离回国的通知后，于6月份从东京回到上海。
1935年9月，她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再度来到了苏联，改名罗莎（玫瑰）.拉库洛夫，进入莫斯科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1936年9月，吴先清学习结业，转到莫斯科郊区，住在一幢专门接待外国共产党人的国际宿舍大楼里，又称国际招待所（马拉霍夫卡别墅），等待分配工作。
先后来到这家招待所的中国人共有6个人（4男2女），为了保密，他们相互都用俄文名字称呼，吴先清是最后报到的人。开始之时，这里的生活条件较好，除吃住外，每人每月还发给100卢布零用钱。但谁也没有想到，危险正在逼来。
1937至1938年正是苏联肃反的最高潮期，被称为苏联“大恐怖”时期。在此期间，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遭枪杀。
凭着从事情报工作的敏锐，吴先清觉察到了不详。某日，她悄悄地对瓦夏（即李正文）说：“我发现那个叫索妮的女同志经常偷偷地给上级写针对我们几个人的诬告信，指控我们几个人是反革命。”
李正文听说大吃一惊：“索妮在诬告我们？”
吴先清继续说：“今天我乘索妮不在，找到了她所写的几份诬告信底稿，你看看吧。”说完就把底稿交给了李正文。
其中讲到李正文的部分是这样说的：“瓦夏反对国际无产阶级的五一劳动节，大家喝酒庆祝，而他怎么也不肯喝；瓦夏不想看到苏联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以经常待在房间里，不愿到莫斯科城里去参观；瓦夏为了掩盖他的反革命政治面目，买社会主义建设公债最多，捐给西班牙革命战争的钱也最多。”
实际是李不乱花钱，把每月的零花钱省下来，因而买的公债和捐献的钱就比别人多。索妮的信里还说：“瓦夏懂日文，他的母亲是日本人。他长得也像日本人，肯定是日本特务。”
她写吴先清和其他几个人的诬告信，也都是满纸荒唐，全是造谣。
李正文完全没有想到索妮是这样的人。当天等到索妮回来后，双方就大吵起来，从此各人见面也不说话。
多年以后，李正文在回忆中曾这样记述：
“我们中国在共产国际的代表，除了王明、康生等一小撮专门诬陷别人的坏蛋，因诬陷有功没被捕外，其他人基本上都被捕了。据我记得，有李立三、陈郁、郭绍堂等，还有中山大学的全体中国学生，如苏飞、王千、张北等。在马拉霍夫卡国际招待所和我住在一起的四男二女，除了一个女的王明分子每月写一次诬陷报告而受到奖励外，其他五人，先后都被捕。我和吴先清同时最后被捕。那位女王明分子的诬陷信，被我们抓住过一次。其中就有写我的。”
上海解放后首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李正文
1937年夏，苏联“肃反”扩大化，全苏联处于极为恐怖的气氛之中。不仅是苏联人，就连在苏联的外国人也感到人人自危。
1937年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有人来通知吴先清和李正文，说首长要找他们谈话，并要求多带点衣服和日用品。二人离开后，被送进了莫斯科鲁别克监狱。
监狱条件很差，近10个人挤在一张大通铺上，每次审讯都在10个小时以上，搞得吴先清头昏脑胀，多次逼迫她承认是“日本间谍”。
吴先清再三申辩，审讯者完全不顾事实，也不要任何证据，就把吴先清定为“日本间谍嫌疑犯”， 强行送到西伯利亚布德里斯克监狱。
1938年5月，吴先清、李正文等几个中国“政治犯”，又被转送往靠近北极圈的齐必由劳改营。
这个劳改营处在西伯利亚的最北端，自然环境十分恶劣，一年四季天寒地冻，最冷时可达摄氏零下50度以上。犯人每天都要从事10小时以上的重体力劳动，每人都有劳动定额，口粮面包是按完成定额多少来分配的。如不出工一天只给200克，出工只完成定额一半以下的，给400-500克，完成百分之百定额的给800-1000克，菜和汤也按定额分配。
劳改营从不给犯人发衣服、帽子、鞋袜等必需品，妇女必要的生活用品也没有，还要拼命劳动挣钱自己解决，很多人都穿着补了又补难以蔽体的破烂衣服。
在这个苏联最北边的人间地狱里，吴先清除了精神上的折磨，每天还要在严寒下干挖煤、挖坑、砸石头、盖房等超乎体力的重劳动。
1938年，吴先清来到劳改营的同年，便悲惨的死去，年仅34岁。
在这个劳改营中，不少中国革命者冤屈而去。如1927年入党的包姓党员，莫斯科东方大学青年学生王千等。而李正文得到了先期押入这个齐必由劳改营的中共党员姚艮的帮助，度过了最初最艰难的时光。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姚艮，曾任公安部党组成员
姚艮在被关押六年三个多月以后，终于在1939年2月获释，辗转回到了祖国。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公安部工作，担任过公安部办公厅主任。他把自己在苏联近七年的惨痛遭遇写成了一部四十多万字的书，书名叫《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1955年群众出版社出版），写到了在齐必由劳改营和这位李正文大哥的生死之交的前后经历，十分生动感人。
再版的《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
1978年，经国家安全部、临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及许多老同志的努力，吴先清终被定为“因公牺牲”。
1984年，在胡耀邦总书记亲自过问下，吴先清彻底平凡昭雪。
1984年6月，国家安全部《关于吴先清革命历史的调查情况》称：“吴先清参加我党后，为我党和共产国际从事情报工作，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
谨以告慰其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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