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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的第一課，老師們肯定都會特意講點什麼。就像很多年前，胡適說：“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
老師，以前被叫做先生。
鄧康延曾這樣說：“先生，不唯指教人知識考試不掛科的人，更指言傳身教以處世立身之道的人。”
“先生們不求苟全性命、不求聞達，為國運傳承和擔當，以弱身御強世，對學生教之導之幫之扶之惜愛之，提供學問座標和人格營養，示範風骨和風度，為後輩的成長贏得時間、空間和方向感。”
他還說：“先生，縱你已成人。他已過世，他仍對你有影響，你仍尊其為先生。”
這樣的先生，不多。
在這開學季，我們也來聽聽他們在第一課都講了些什麼。
1.蔡元培
1917年，他在大風雪中走向北大。
那時的北大遠非我們今日之印象，它一度被叫做 “官僚養習所”，在很多人眼裡，是個烏煙瘴氣之地。
但蔡元培堅信教育救國，認為只要培養大批學者，國家就有希望。
他一到北大就開明宗義，宣稱：
“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
自今以後，須負極重大之責任，使大學為全國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計。”
他提出北大要“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幷包”。
如此宏願，他殫精竭慮，做到了。
《南渡北歸》中，用充滿激情的語言這樣寫到：
“在周圍尚處於矇昧與混沌狀態的歷史時刻，蔡元培審時度勢，提出了‘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幷包’十六字箴言。
這個光芒萬丈的治學方針，如大海潮聲，振聾發饋，故都上空，猶如“晦霧之時，忽睹一顆明星。
自此，故宮腳下那個日漸沉淪腐敗的原京師大學堂，漸成一塊民族文化的“精神的聖地”，一代又一代人類的夢想，都羈繫在這片風雨迷朦中升浮而起的聖地之上。”
你我知道，此言甚是。
2.胡適
熊培雲曾這樣評價他：“他是思想之軍，而不是暴力之軍。他被忽略了，卻從未有人能把他擊垮。”
他對人總是溫潤如玉的君子，然而，很多時候他也是無畏直言的“龍膽公”。
1946年，在北大的開學典禮上，胡適這樣說：
“北大三十年的傳統，並沒有限制先生的思想和學士的研究，自由當作當然的信守。
什麼是獨立呢?‘獨立’是你們自己的事，給你自由而不獨立這是奴隸，獨立要不盲從，不受欺騙，不依傍門戶，不依賴別人，不用別人耳朵為耳朵，不以別人的腦子為腦子，不用別人的眼睛為眼睛，這就是獨立的精神。學校當然給你們自由，然獨立是靠你們自己去爭取的。
我是無黨無派的人，希望學校也成無黨無派的。這意思不是說個人不能有政治思想，就如宗教思想一樣，我們可以信耶穌，也可以信天主、佛教，或回教，學校是不干涉的。
思想左或右，參加政府黨的左派右派甚至其餘各黨派，都是可以的。我再說學校只承認各人是學生，不分宗教政治的信仰，絕不因學生思想宗教而遭歧視，但同時希望個個學生教授把學校當作學校，當作你們的母校，求學問和研究學問，求知做人和訓練做事的機關，不要使得學校慚愧。”
最後，他說：“我送諸君八個字，這是與朱子同時的哲學家文學家，作《東萊博議》的呂祖謙先生說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
1962年2月24日，臺灣，為追尋“德先生” 、“賽先生”敝精勞神一生的胡適，因突發心臟病溘然與世長辭。
世人同悲。
在他的祭文中，“中央”研究院同仁這樣寫到：
“你也最看重中國近代的革命與進步，但你又深知我們民族累積的弱點。
在你七十歲的病中，和在你的青年壯盛的時代一樣，你都不怕逆著風向，挺身高呼…..
我們懂得你的用心…..,我們懂得你的刺耳警心的言論，不是對國家尊嚴的傷害，而是一個再造文明、復興民族的關鍵。”
看著送葬路上悲慟不已的人潮， 他的妻子江冬秀，這個用一雙小腳陪他走過無數驚濤駭浪的女人，對他們的兒子胡祖望說：“祖望呵，做人做到你爸爸這個份兒上，不容易啊”。
3. 梅貽琦
梅貽琦一生服務清華長達47年，擔任校長31年，他被稱為：“永遠的校長”。
絕不僅是因為時間之長。
1931年梅貽琦回國在清華任職校長後，在給師生們的第一課上，他這樣說：
“我希望清華今後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墮落。我希望清華在學術方面應該向高深專精的方面去做。辦學校，特別是辦大學，應有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
也就是在這次演說中，他提出了那句你我共知共嚮往的教育箴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1937年日寇佔領平津後，北大、清華、南開南遷至昆明，在連綿烽火中，三校師生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永讓人景仰的奇蹟：西南聯大。
實際主持工作的梅貽琦居功奇偉。
對這段歷史，梅貽琦曾這樣說：
“在這風雨飄搖之秋，清華正好像一條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負駕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忍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吾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
到那時我們把這條船好好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像清華的同人校友敢說一句‘幸告無罪’。”
1962年，梅貽琦病逝。
他一生簡樸，一身清白，病中所欠醫療費以及喪葬費都由清華校友師生捐款償還。
他完全可以不這麼窘迫，多年來，他一直負責管理一筆不菲的資金：清華在美的庚款基金。在此期間他自定薪水300元，臺灣當局讓他改成1500元。
他不肯，他只肯哪怕多一分錢花在清華身上。
他死後，留下一個緊鎖的皮箱，人們打開，是一筆清清爽爽的清華庚款賬目。
他那麼窮，只留下了這麼一筆賬單，和一個清華。
4.陳寅恪
課上，開講前他總開宗明義：
“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他追求獨立的思考與見解，自由的思想與表達。終其一生如此。
他說的到做的到，在他的課上，各國語言，各種史料，他信手拈來，一個小小細節，在他口中就可化為大千世界。
一生自傲的傅斯年說：陳先生的學問，近300年來僅此一人而已。
有人說，“他對教書這件事又宗教般的虔誠和儀式感”。
可這背後是他每天都在昏暗的燈光下伏案到深夜，即使在他右眼視網膜脫落致盲，左眼也只剩微弱實力的情況下，他也沒有一天不在堅持備課和寫作。
甚至在他雙目失明之後，依然完成了85萬字的鉅著《柳如是別傳》，依然閉著雙目給學生講課。
可這背後是，在許多知名學者表示與“舊我”決裂時，他卻堅持以自己的學術安身立命，堅持“不要先存政.治的見解再研究學術”。
他一生視學生和講臺若生命，但從1958年4月起告別講臺不再授課。因為那時有人批他為假權威、朽骨和毒瘤，他卻始終“不知悔改”。
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辭世，沒有留下任何遺言。
臨去世前，他的眼角在不斷地流淚，卻沒有留下任何遺言。
沒關係，有的話語即使沒有聲音，也能穿越時空，讓人懂。
5.
先生，也許沒有什麼大學問，甚至你都不會記得他的名字。但是哪怕耄耋之年，他給你的影響還在。
黃永玉在《無愁河的浪蕩漢子》中曾寫下這樣一件事：
在文光小學開學典禮上，演講嘉賓說，各位同學，“有個人在山上挖出來一坨玉石，這塊玉石非常之好，晶瑩透亮。掌玉的主人就請幾個車玉器的朋友到家裡來討論研究，到底吧這坨寶玉雕琢成個什麼好？
“有個人說：雕個‘三戰呂布’。
“有個人說：雕個‘春江花月夜’。
“有個人說：雕四隻‘喇巖’（螃蟹）。
“有個人說：雕個‘漁樵耕讀’。
“最後一個人說：雕個擂缽和擂椒錘……”
講到這裡大家都笑了。
演講嘉賓問大家做哪樣笑？
幾個學生搶著回答：“那麼好坨玉，雕個擂缽和擂椒錘可惜了！”
演講嘉賓就接著說：
“你看，你看！大家都明白了，一坨好玉，雕琢成擂缽和擂椒錘就可惜了。你們同學就像剛從山上挖出來的這坨好玉石，要是有人想把你們雕琢成一個擂缽和擂椒錘，你們答應不答應？”
“不答應！”禮堂好大一場回聲。
在他不羈又桀驁，跌宕沉浮的人生中，這三個字的回聲一定一直都在。
也許，因為正是它在，他才活成了一個那麼真實，那麼有趣的不老的老頭。
6.
是的，下課鈴早已敲響，先生們已走遠。
可是，如果我們肯再靜下心來聽一聽他們的真聲音，如果，如果你對這些也有所觸動，感動，那我相信，就像鄧康延說：先生雖步履蹣跚，卻從未走遠。
他們的話，不是絕響，他們的第一課，尚未上完， 仍有穿越歲月， 不屈而青翠的生命裡。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我更是相信，有一種精神，風骨，或隱或顯，都在我們民族的血液裡，任烽火戰亂，喧囂亦或苦抑，都有著不屈的青翠的生命。
我們都是他們隔代不相逢的學生。
如此，絃歌不輟。
作者 |樊曉敏
圖片 |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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