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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的第一课，老师们肯定都会特意讲点什么。就像很多年前，胡适说：“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老师，以前被叫做先生。
邓康延曾这样说：“先生，不唯指教人知识考试不挂科的人，更指言传身教以处世立身之道的人。”
“先生们不求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为国运传承和担当，以弱身御强世，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爱之，提供学问坐标和人格营养，示范风骨和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
他还说：“先生，纵你已成人。他已过世，他仍对你有影响，你仍尊其为先生。”
这样的先生，不多。
在这开学季，我们也来听听他们在第一课都讲了些什么。
1.蔡元培
1917年，他在大风雪中走向北大。
那时的北大远非我们今日之印象，它一度被叫做 “官僚养习所”，在很多人眼里，是个乌烟瘴气之地。
但蔡元培坚信教育救国，认为只要培养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
他一到北大就开明宗义，宣称：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他提出北大要“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如此宏愿，他殚精竭虑，做到了。
《南渡北归》中，用充满激情的语言这样写到：
“在周围尚处于蒙昧与混沌状态的历史时刻，蔡元培审时度势，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箴言。
这个光芒万丈的治学方针，如大海潮声，振聋发馈，故都上空，犹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
自此，故宫脚下那个日渐沉沦腐败的原京师大学堂，渐成一块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圣地”，一代又一代人类的梦想，都羁系在这片风雨迷朦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
你我知道，此言甚是。
2.胡适
熊培云曾这样评价他：“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他对人总是温润如玉的君子，然而，很多时候他也是无畏直言的“龙胆公”。
1946年，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胡适这样说：
“北大三十年的传统，并没有限制先生的思想和学士的研究，自由当作当然的信守。
什么是独立呢?‘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这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傍门户，不依赖别人，不用别人耳朵为耳朵，不以别人的脑子为脑子，不用别人的眼睛为眼睛，这就是独立的精神。学校当然给你们自由，然独立是靠你们自己去争取的。
我是无党无派的人，希望学校也成无党无派的。这意思不是说个人不能有政治思想，就如宗教思想一样，我们可以信耶稣，也可以信天主、佛教，或回教，学校是不干涉的。
思想左或右，参加政府党的左派右派甚至其余各党派，都是可以的。我再说学校只承认各人是学生，不分宗教政治的信仰，绝不因学生思想宗教而遭歧视，但同时希望个个学生教授把学校当作学校，当作你们的母校，求学问和研究学问，求知做人和训练做事的机关，不要使得学校惭愧。”
最后，他说：“我送诸君八个字，这是与朱子同时的哲学家文学家，作《东莱博议》的吕祖谦先生说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
1962年2月24日，台湾，为追寻“德先生” 、“赛先生”敝精劳神一生的胡适，因突发心脏病溘然与世长辞。
世人同悲。
在他的祭文中，“中央”研究院同仁这样写到：
“你也最看重中国近代的革命与进步，但你又深知我们民族累积的弱点。
在你七十岁的病中，和在你的青年壮盛的时代一样，你都不怕逆着风向，挺身高呼…..
我们懂得你的用心…..,我们懂得你的刺耳警心的言论，不是对国家尊严的伤害，而是一个再造文明、复兴民族的关键。”
看着送葬路上悲恸不已的人潮， 他的妻子江冬秀，这个用一双小脚陪他走过无数惊涛骇浪的女人，对他们的儿子胡祖望说：“祖望呵，做人做到你爸爸这个份儿上，不容易啊”。
3. 梅贻琦
梅贻琦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担任校长31年，他被称为：“永远的校长”。
绝不仅是因为时间之长。
1931年梅贻琦回国在清华任职校长后，在给师生们的第一课上，他这样说：
“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堕落。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该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也就是在这次演说中，他提出了那句你我共知共向往的教育箴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37年日寇占领平津后，北大、清华、南开南迁至昆明，在连绵烽火中，三校师生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永让人景仰的奇迹：西南联大。
实际主持工作的梅贻琦居功奇伟。
对这段历史，梅贻琦曾这样说：
“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
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像清华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
1962年，梅贻琦病逝。
他一生简朴，一身清白，病中所欠医疗费以及丧葬费都由清华校友师生捐款偿还。
他完全可以不这么窘迫，多年来，他一直负责管理一笔不菲的资金：清华在美的庚款基金。在此期间他自定薪水300元，台湾当局让他改成1500元。
他不肯，他只肯哪怕多一分钱花在清华身上。
他死后，留下一个紧锁的皮箱，人们打开，是一笔清清爽爽的清华庚款账目。
他那么穷，只留下了这么一笔账单，和一个清华。
4.陈寅恪
课上，开讲前他总开宗明义：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他追求独立的思考与见解，自由的思想与表达。终其一生如此。
他说的到做的到，在他的课上，各国语言，各种史料，他信手拈来，一个小小细节，在他口中就可化为大千世界。
一生自傲的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300年来仅此一人而已。
有人说，“他对教书这件事又宗教般的虔诚和仪式感”。
可这背后是他每天都在昏暗的灯光下伏案到深夜，即使在他右眼视网膜脱落致盲，左眼也只剩微弱实力的情况下，他也没有一天不在坚持备课和写作。
甚至在他双目失明之后，依然完成了85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依然闭着双目给学生讲课。
可这背后是，在许多知名学者表示与“旧我”决裂时，他却坚持以自己的学术安身立命，坚持“不要先存政.治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他一生视学生和讲台若生命，但从1958年4月起告别讲台不再授课。因为那时有人批他为假权威、朽骨和毒瘤，他却始终“不知悔改”。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辞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临去世前，他的眼角在不断地流泪，却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没关系，有的话语即使没有声音，也能穿越时空，让人懂。
5.
先生，也许没有什么大学问，甚至你都不会记得他的名字。但是哪怕耄耋之年，他给你的影响还在。
黄永玉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中曾写下这样一件事：
在文光小学开学典礼上，演讲嘉宾说，各位同学，“有个人在山上挖出来一坨玉石，这块玉石非常之好，晶莹透亮。掌玉的主人就请几个车玉器的朋友到家里来讨论研究，到底吧这坨宝玉雕琢成个什么好？
“有个人说：雕个‘三战吕布’。
“有个人说：雕个‘春江花月夜’。
“有个人说：雕四只‘喇岩’（螃蟹）。
“有个人说：雕个‘渔樵耕读’。
“最后一个人说：雕个擂钵和擂椒锤……”
讲到这里大家都笑了。
演讲嘉宾问大家做哪样笑？
几个学生抢着回答：“那么好坨玉，雕个擂钵和擂椒锤可惜了！”
演讲嘉宾就接着说：
“你看，你看！大家都明白了，一坨好玉，雕琢成擂钵和擂椒锤就可惜了。你们同学就像刚从山上挖出来的这坨好玉石，要是有人想把你们雕琢成一个擂钵和擂椒锤，你们答应不答应？”
“不答应！”礼堂好大一场回声。
在他不羁又桀骜，跌宕沉浮的人生中，这三个字的回声一定一直都在。
也许，因为正是它在，他才活成了一个那么真实，那么有趣的不老的老头。
6.
是的，下课铃早已敲响，先生们已走远。
可是，如果我们肯再静下心来听一听他们的真声音，如果，如果你对这些也有所触动，感动，那我相信，就像邓康延说：先生虽步履蹒跚，却从未走远。
他们的话，不是绝响，他们的第一课，尚未上完， 仍有穿越岁月， 不屈而青翠的生命里。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更是相信，有一种精神，风骨，或隐或显，都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任烽火战乱，喧嚣亦或苦抑，都有着不屈的青翠的生命。
我们都是他们隔代不相逢的学生。
如此，弦歌不辍。
作者 |樊晓敏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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