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3 如何评价钱穆及其史学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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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师承与家派的嬗递：钱穆先生的前半生

本书在结构上虽然分为双亲和师友两个部分，但以笔者度之，真正的断限应该在钱穆受顾颉刚之邀，由苏州省立中学转任燕京大学，由地方而中央，由中学而大学，由教学而研究。从此，钱穆先生的学术研究、学术交谊、学术境遇进入到一个新的造境。但钱穆先生一生的学术渊源，一生学术的根底则是在父兄教诲，常州、无锡、苏州等地方社会的熏陶所养成，这是研究者应该重视的。

钱穆先生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耕读之家，所谓酱缸砸烂了，架子还在，家学的传承是其治学的重要基础。无锡钱氏乃东南巨族，虽不同支，但都以吴越王钱缪为祖，钱基博、钱玄同、钱钟书、钱伟长、钱三强等都出自于此门，钱穆先生幼年学术路径的形成和之后的学术交谊，与此有所关涉。其中钱父主持怀海义庄（此为研究江南宗族的重要史料，华南研究者可能未充分重视）、鸿议堂，地位不啻于族长，兼为乡绅，钱穆先生受父兄影响，先后学习《史记》《五经》《史节概要》《地球韵言》《资治通鉴》《十八家诗钞》等，打下很好的旧学底子，也初步接触了新学。

后来钱穆先生先后在常州中学（常州武进乃清末今文经之发源地）等由旧式书院转型的新式学堂学习，毕业之后，先后在小学、中学任教多年。同今天不一样，当时的中小学中有很多学问水准不亚于大学教授的中学教师，如果育学校有“元博师”（他的太老师是屠敬山），还有后来与钱穆先生并称为“四大史家”的吕思勉，在荡口镇这个小地方有华蘅芳、华世芳这样的数学巨匠，学生中也有瞿秋白、杨半农这样的时代弄潮儿。集美学校的师资大多来自于南北两高师，无锡江苏省立师范有钱基博、孟宪承（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唐文治这样的硕儒，苏州省立中学的校长更是由北平师范大学的校长汪懋祖调任，方壮猷、蒙文通、胡适、顾颉刚等都来此讲学。所谓“国无道，则学问在于野。国有道，则学问在朝”，彼时中国地方社会文化基础犹在，钱穆先生成长于此人文渊薮之地，之后跃渊成龙和一系列抉择，也皆渊源于此。

二、中心与边缘的位移：钱穆先生的后半生

以被顾颉刚先生邀请，任燕京大学的教职为断限，钱穆先生的学术人生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地方士子，进入中央，一登龙门，就会身价十倍。在洪业的带领下，燕京大学成为教会大学中，中国化最成功的例子，办学有年。钱穆先生以此为学术基地，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都有兼职，时人谓“中国通史，钱通前半部，陈（寅恪）通后半部”。顾颉刚办《禹贡》，陶希圣办《食货》，学生便怂恿钱穆办《通典》，可见其地位之高。

谈及民国史学，识者多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谓“北平城三大老板”；如果不论意识形态和学问之新旧，则郭沫若、陶希圣、章太炎、梁启超也应该列入；论学问之高致，陈寅恪、王国维当仁不让；陈援庵因其学问高深，受到世界汉学界的公认，又为辅仁大学、北师大校长，所以也当列入。唯钱穆、吕思勉，身前声名相较不彰，多认为是严耕望抬高自己的老师。但是据《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细细斟酌，单就钱穆先生在燕大、北大、清华、师大之学术交谊，不私不党，不立宗派，其器局或许较其他诸子，更加宏大，这也是其后来为什么能够创立新亚事业的重要原因。

请看钱穆先生交游之名单：

钱玄同、孟森、胡适、何廉、张星烺、顾颉刚、傅斯年、汤用彤、蒙文通、熊十力、梁漱溟、陈寅恪、吴宓、张君劢、张东荪、陈援庵、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肇祖、向觉民、赵万里、贺昌群、章太炎、缪枫林、张其昀、贺昌群……

这其中既有北大-史语所派，又有南高派，还有新儒家，章门弟子，甚至连南开派的长老何廉、浙大派长老张其昀等，这种器局，在当时实属罕见。

而作为一宋学家和通史大家，钱穆先生除了考据功夫一流，写出《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还强调知行合一、民族主义。其先后组织四次出游：一游济南-泰山-孔府，二游平绥-大同-绥远-包头，三游平汉-汉口-长江-九江-庐山，四游开封-洛阳-西安。这种史学教育思想，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因为西南联大事和海外诸事，《南渡北归》等作者已经详述，此不赘言。抗战后期，钱穆先生先后任教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昆明五华书院、江南大学、华侨大学等学校，除了与顾颉刚、吴其昌、唐君毅的私谊之外，也与钱穆先生重视地方社会文化，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品性有关。钱穆先生后来能为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立下规模，也正是由于他在蒋介石、新儒家、台湾、香港、美国、大陆等各方势力之间，难以替代的作用。

浮海之后，钱穆先生先后赴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东京大学、台湾大学、马来亚大学、剑桥大学等游学，对中西方差异进行了细致的剖析，提出了学贵通不贵专的学术主张。在中心与边缘的位移中，再一次站在了时代潮头。

三、学术史、人生史、口述史的三重面相

钱穆先生的这本自述具有多重的属性，就学术史来看，我们可以一窥其和同时代人的基本观念、基本著作，因其交游广泛，所以这本自述又相当于是一本简略的二十世纪学术史；从人生史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个体与集体命运的沉浮，钱穆先生是由没落的耕读之家、地方社会、中学教员的身份走向学术场域的中心的，这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钱穆先生是这样，那陈寅恪、顾颉刚、郭沫若等知识群体的其他代表呢？

从口述史的角度，虽然直到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之后，或者唐德刚写张学良、李宗仁、胡适等人的口述历史之后，口述历史这一概念才真正意义上出现。但实际上口述历史的方法在《诗经》《史记》等传世文献中都不同程度的运用，很多的个人回忆录也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只不过其史学的品相有粗有细罢了。钱穆先生治学严谨，在其一生经历之中，中研院院士选举风波和新亚书院风波是两个很重要的事件，胡适和蒙文通的矛盾、傅斯年和顾颉刚的矛盾，他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但是不该说的他都没有说，也没有为自己过多辩解，可见其纯儒之“德”和史家之“真”的特质是同时存在的。但是此书也并非没有问题，比如钱穆先生的父亲和他自己，在自述中都有一些预测性的言语，或者对看相、手相有浓厚的兴趣，这些都是要辩证看待的。

就笔者看来，当前口述历史研究与实践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论过剩，本土经验总结不足。实践的东西过于粗糙，没有进行历史编纂的改造，自唐德刚以来，缺乏比较好的历史编纂作品。口述文献虽不可尽信，但文献史料也不可尽信，应该把口述、文献、实物，甚至影像等结合起来，多重互证，扩充史料，最大可能的还原历史真相。还要学习钱穆先生这种治学方法，注重通贯和历史的关节处，寓史学批评和现实关照于史学叙述和史学解释之中，还原历史的本来功用。

青年史学家

钱穆先生对于史学贡献最大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思想史与学术史。

在两汉经学史方面，他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学平议》中指出，所谓两汉今古文之争不过是立官学之争，而非清人所演绎出来的今古文学的不同。这个意见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深刻而有洞见的观点，可惜并未产生足够的影响。直到今天，一部分学者开始从头反思经学今古文问题，才重新意识到钱穆先生这一观点的重要性。

在学术思想方面，我尤其推崇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钱穆先生在䌷绎学理，阐述思想方面有他颇为独到的功夫。这种眼光和功夫也同样体现在他的《朱子新学案》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这种学术风格，在当时的历史学者里面，实在是找不到第二个人的。而相比之下，当时的哲学学者中，讲同样问题时，义理之深奥幽玄或能胜之，但多不免掺杂西学影响，又或只集中在对象学说中的一点，而失于对其整体学术的讲评。所以既能把历史中的思想演变捋出一个成型的脉络，又能用传统中国学术的语言，同时还不代入自己的过度演绎，能把这种工作做好的，也只有钱穆先生。

当然，钱穆先生的考据功夫我以为颇有可议。至少一直被人追捧的《先秦诸子系年》，并不能说是很成功的作品。

至于说钱穆先生影响最大的作品，当然是《国史大纲》。但是好像大家都比较欣赏的都集中在开头的那四段话。在我的理解中，其实这四段话主要是针对古史辨派和史语所说的。这么一想的话，好像也就没有那么激动人心了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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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谈谈钱穆先生吧。我少年时读鲁迅，读柏杨，所以对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持一种反传统的启蒙主义立场，直到读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著作，才慢慢将自己的历史观扭转过来。所以钱穆先生于我，有特别的意义。2015年，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我到常州大学参加了纪念钱先生的会议，并赴无锡瞻仰了钱穆故居。

我对钱先生，心里只有敬重，他的史观于我启发良多。不过，对钱先生的部分观点，我也不敢苟同。因为我比较关注宋代历史，所以也特别留意了钱先生对于宋朝史的评价。

钱先生对“宋学”评价甚高，曾言：“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 并指出“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治，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东林者，亦本经义推之政事，则仍北宋学术真源之所灌注也。”

但他对宋朝政治的评价却是极低，比如宋朝“积弱积贫”之说，即造始于钱先生；他又认为宋代是君权高涨、相权低落的朝代，因为宋朝君主掌握着最终的决策权，而宰相的权力被分割了——宋朝将军权与财权从宰相机构中划分出去。钱先生又说，宋代的台谏权出现了退化，因为“谏官台官渐渐变成不分。台官监察的对象是政府，谏官诤议的对象还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变成没人管。做宰相的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又如何得施展？”

这些看法，都是我不能同意的，已写了文章提出商榷意见，这里不赘述。

吴钩的钩沉

中国学问的传统是文史哲打通关，而统绪纲挚在经学。以经摄史，以经衡文，以通天地文章之理，经彰经世治国之道，以求通古定今之策，以成尧舜之美。此儒门规制，科举宗风，圣人教化是也。其中堂庑，章实斋《文史通义》早言之甚详。钱宾四先生之史学底色，实亦本此，并吸中西，重沐圣教风化，坚守中国。既不复辟前朝，亦不依附夷狄。欲回江海，力挽狂潮。第一代新儒家中，唯先生精于史学，余者皆耽于哲思是矣。

就个人阅读言，宾四先生史著，我最佩《先秦诸子系年》。是书大胆使用《竹书纪年》以纠史记之误，所得颇丰，独步学林，其可贵处诚如先生自言“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座岁。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皆应。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宾四先生的史学功力，此书实代表所在，精华所在，能传世而公认有以者，此书当列第一。复次，《两汉经学今古评议》，虽非二十世纪首推之作，亦是先生学问心血凝聚之精华，足惠后世之经典。

《国史大纲》著写目的不同，乃在首弘中国之优越性，以论带史，以思之洞见来用具体史料，混合起来反而不清晰，不充分，不服人。衷肠可鉴，见地常有，而又多经不起细致推敲，挂一漏万，强为之说处颇多，真有较明显遗憾。中国之优越性何在，中华文化的优质何在，本是个动态问题，比较史学问题。除了立场，史料提取之功夫外，视野也很重要。史著之说服力不仅从理来，从信仰信念，更从严密客观科学周到的史学思维而来。《国史大纲》恰好暴露了传统史学在这方面的短处。另一本书《晚言盲言》也有类似缺陷。钱先生之“弊”让我想起另一名儒家学者蒋庆先生。蒋先生的之心肠思念于宾四先生处其实颇有近似。

若要学习了解中国史，《国史大纲》绝非好的入门。倒不如先读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指导下的近年之作，如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下册，增订本）。通史之书是否值得信赖推许，首看组织之方法，次看史料组织详略精当，科学客观与否，再次看观念立场，再次看语言艺术之生动与否。此几者不能颠倒。为何我主张中国通史入门，首看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下的近年大学本科教材，乃为解决前几个问题。然后，我主张选一些断代史看，按自己的兴趣规划一下。此方面，中国学者作品我挺看重吕思勉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两套，可谓融治中西，有情怀有温度，有史实有轻重的书写。吕先生的《读史札记》、蒙文通先生《古史甄微》，乃至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等似皆应在宾四先生《国史大纲》之前读。而之后还可与顾炎武《日知录》对读，冲击力更大。

《国史大纲》的可取处，可贵处在论与史之结合，从一个中国人如何看自己身上的祖国与文化留下之反响与精神，从时代的使命感回应古今之变的角度与可能性探索。这部书提示我们，这种回应与定位不仅在哲思学理上成立，在史之认知上同样有可能的。至于宾四先生做得如何，则是另一个可具体探讨的问题了。

南山阳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斋号素书堂、素书楼。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著作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凡甲、乙、丙三编，计56种54册，约1500万字。其中《先秦诸子系年[2]》为钱穆的代表作

钱穆居北平八年，授课于燕京大学、北大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1949年秋，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因办学有成，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东南财富地，江浙文人薮”，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钱穆7岁那年，被送到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孤儿寡母，家境贫困不堪。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1907年，他升入常州府中学堂。学校首任舍监为人和蔼友善，对学生循循善诱，深受大家的喜爱。后来换了新舍监陈士辛，教学生修身课，与学生相处不好。钱穆所在的四年级在年终大考前，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程作些改动，要求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课等。学生公推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长商谈，又以集体退学相要挟，结果均为校方拒绝。钱穆作为学生代表，性格倔强，于是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学。在这次事件的五位代表中，除钱穆外，还有两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创办《国故》月刊的常州张寿昆；另一位是江阴的刘寿彭，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名鼎鼎的刘半农；还有两位分别是校长的三弟以及比钱穆低两个年级的瞿秋白。钱穆因闹事退学，回到了七房桥老家。由于钱穆国文和历史的成绩为同学之最，年龄又是最小，所以，校长屠元博虽将他除名，但对这位年幼倔强、聪敏伶俐的学生却很欣赏，他推荐钱穆到南京钟英中学就读。世事多变，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求学不久，就爆发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钱穆被迫辍学。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岁，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这十年中，他在国学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来，他又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在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学教书著述，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

1930年，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燕京是一所教会大学，在北平各大学中，非常有名气。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而辞职南归。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尽一致，但是顾对钱仍是关爱备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钱穆终于到北大任教了。客观地说，除了顾颉刚的鼎立相荐，这与文学院长胡适的首肯是分不开的。北大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大学，是钱穆心中长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进入北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到北大执教，自然乐于接受。

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乎更矮小了。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自己也说过，他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1963年10月港英政府集合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早就打算从行政职务中摆脱出来。新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有一定规模，且加入中文大学。钱穆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次年再度请辞，董事会建议休假一年后再卸任。16年来，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余，他还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等著作。至此再潜沉书斋，埋首研读。1964年休假后移居乡村小楼，开始计划写《朱子新学案》。1965年夏，钱穆曾赴马来亚大学讲学，余暇专攻朱子。次年2月返回香港。1967年10月定居台北，先住金山街，翌年7月迁至双溪蒋中正所赠庭园小楼。因钱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书堂侧，故以“素书楼”名新居，新居的庭院里，还特意种植了家乡的植物：苏州紫竹。在此期间，钱先生以最高票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钱先生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得到哈佛资金协助。此书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作者不仅深入论述了朱熹学术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统梳理了朱子思想资料，夹叙夹议，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在哲学上的理气论与心性论是一大问题，钱穆用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解决了学者对理气二元或一元的争论，也用心性一体两分的道理，打破了思想史界关于程朱与陆王的门户之见。在学术上，他再现了朱熹作为百科全书式人物的形象。在治学方法上，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也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他用“考据正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方法克服治学方法上的偏颇。《学案》是他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学案》后，赞叹不止，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河北人张鹏程

现在人们都喜欢称钱穆为“国学大师”，但钱穆的贡献在哪里呢？

想必大家都知道他的《国史大纲》，里面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要对中国历史抱有深情和敬意。大家直到，20世纪的中国，正是一个激进变革的时代，大家都对传统嗤之以鼻，认为已经不符合时代了。但是，钱穆确认为，传统文化仍旧有着自己的魅力，中国之所以落后，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不行，恰恰相反，我们的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一样的，甚至比它还要高。

所以，钱穆一辈子其实就是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以此树立国人的自信心，比如，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其实就是讲中国的制度演进，并从中反驳大众人对他的印象。比如人们都说中国古代制度是专制黑暗的，但是钱穆却认为并不是如此，唐代以来中央政府实行门下、中书和尚书三省制度，中书省负责政策的制定，尚书省负责命令的执行，而门下省则是对不符合规定的命令进行批驳。在钱穆看来，这个制度和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非常相似，甚至比美国的还要早还要好。

此外，钱穆对于中国的宋明理学有着极大的热爱，据说钱穆一辈子每天都必须阅读有关宋明理学的书，钱穆在得重病身体疼痛难忍的时候，还让他的弟子余英时去给他买《王阳明全集》去看，因此钱穆在宋明理学研究上的水平是极其高潮的！钱穆是希望让大家发现宋明理学的魅力，发现它可以给予人们心性上的训练，心灵上的安静。

钱穆一辈子写了几十本书，他希望可以以此不让自己的国人把自己的文化看轻了，可以说他对中国文化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兮兮说事儿

钱穆先生江苏无锡人，字宾四，原讳恩鑅，民国元年始更今名。世居县东南四十里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之五世同堂大宅，地在荡口镇西五里。先生虽云书香门第，然旧时家族已衰落，父亲早亡，母亲孀居抚养众子。钱先生与其兄声一入师范学校，十七岁抗颜为人师，先后任教三兼小学、梅镇高小、江苏第三师范、苏州中学、后经昆山顾颉刚先生介绍赴燕京大学任教，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四川大学、齐鲁大学。抗战结束后，返回无锡任教于江南大学。内战结束后，赴香港与张丕介、唐君毅等人共同创办新亚学院。六十年代，香港三家书院合并成立中文大学后，钱先生离开香港赴台湾，建双溪素书楼仍就教授不辍。

三十年代北大任教期间，中国通史本为多人分时代讲授。钱先生认为，多人讲授，彼此不相贯通，失去通史的意义，因此，自民国二十二年秋，钱先生一人独任此课，一年讲授完毕。其时，通史为北大文学院学生必修课，但高年级学生及外校旁听者亦不少，故每堂课常常近三百人，坐立皆满。后同事陈梦家因选读过先生通史课，故劝先生撰写通史教科书，以应时代青年迫切需要。先生意动，故在宜良山下独居撰写，一年而就。先生在北平讲授中国通史四年，及来昆明复讲两年，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盖时在九一八、七七事变后，国人民族意识高涨，先生学养深厚，史识卓拔，才思敏捷，亦擅讲演天才，加以自幼民族情怀热烈，并又正当壮年，精力充沛，词锋所扇，动人心弦，故诸生折服，争相听受，极一时之盛。

先生《国史大纲》书稿既成，继而撰写引论载诸报端，一时閧然。毛子水故欲驳斥，傅斯年亦表不屑，然陈寅恪先生却以为大文章。数十年间论者无数，亦未有定论。

严耕望先生认为：

余英时先生认为：

顾颉刚先生认为：

王家范先生认为：

五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批胡运动是众所周知的，但估计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同一时期对于钱穆的批判也如火如荼地展开，我们可以翻开五九年第二期的《历史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批判钱穆的国史大纲》赫然在目，其反对钱穆主张社会是“阶级对立消融”的观点，批判钱穆抹杀“阶级斗争”的“社会发展论”。文中指出，钱穆主张“民族文化”、“学术思想”的历史发展论，掩盖了“封建阶级对立”的事实，淹没了“社会、经济物质推动历史”的要素。故钱穆的史论“不是唯物思想，而是唯心思想”。

读到这些文字后，大体上可以看出学界对于钱穆先生这部史学著作的看法，这些看法有溢美，也有贬斥，但都不妨碍我们重新开启这部撰写在抗战时期的史学名著。当我们亲自阅读这部作品之后，也许上面的评述都可以一笑视之，不必太过在意了。

苦茶庵

一、著作方面

单独拿出《国史大纲》来说。这本书以教科书体例写就，但说实在话，作为一本著名的「通史」著作，这并不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但不妨碍其成为一本伟大的著作。之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好的教科书，是因为其中内容讲的太简略，并不适合一门历史初学者来读，起不到史料积累的作用。但《国史大纲》之所以流传于世，在于其中钱穆老师对当时诸多思想者史学观点的总结提炼，书中诸多地方有对陈寅恪、吕思勉等专门学者观点的讨论，只是他本人并没有明确指出。这是一本综合性论集，想看透《国史大纲》，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人无完人。钱穆老师的学问也有其问题，也有许多被探讨批判的地方，这是每个学说必然会经历的事情。对《国史大纲》的批判，可以从史料、逻辑的方面出发，我们批判一本著作的目的是「修缮」，让学说逐渐完善，而不是「打倒」，让其遗臭万年。而单纯地扣帽子，评判其「好不好」，大概只是外行所为。

一些曾经批评《国史大纲》的人，例如胡绳，在晚年都对自己曾经对《国史大纲》的指摘进行了反思。读不出精华，应该先从自己身上反思。这种自视甚高的情况很多，有诸多学者评论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言之无物，我只能说，某些人眼中的言之无物，只是有眼无珠罢了。

我们不必讨论钱穆老师在史学某一特定领域的贡献，在知乎也没有必要说那么细。就单凭思想史观、承前启后、著作传世这三点，就已经足以支撑钱穆老师的史学思想成就。

二、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创立于1949年，当时环境及其艰难穷困，钱穆老师为了筹集办学资金四处奔走，几乎没有休息的日子，还几次身陷险境，差点丧命。而新亚书院以宋明书院之讲学精神，配以西洋大学的导师制度，所授知识贯通东西，不可不说是当时中国教育之奇葩。

新亚书院的几位老师，如钱穆、张丕介、唐君毅、饶宗颐、牟宗三等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教出的学生更是有余英时、唐端正、徐立之等各界英才。如今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世界汉学的中心之一，构成欧洲、美国、台湾、香港四个核心的落脚点之一，享誉全球。可惜，本应执世界汉学界之牛耳的北京大学，地位却一日不如一日。

作为第一任校长的钱穆老师，能教书，亦能办学。他在教育界留下的影响，可以说是有功无过。

三、为人处世

文人相轻，而钱穆老师却从不轻视他人。钱穆老师修习学术的「雅量」，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

办学、做事、搞研究，每一行都势必经受社会的考验，这考验可能是质疑、批评、辱骂，可也能是赞扬、追捧、盲从，钱穆老师鼓励后学怀疑自己，坦然接受外界各种批评质疑，这就是一个学者应有的「雅量」。这种为人处世的心态，一直是我个人从事学术中秉持之信念，并已经在知乎上有所述说。

但这种开放的态度，不同于接受一切的意见。当有些概念相左之时，钱穆老师依旧会坚持自己认为更可靠的观点，并与对方理智探讨。

他在《国史大纲》序言中写下的几句话，更是显出其才气磅礴、文笔劲悍的英姿。振聋发聩，乃一切史学研究者必熟记之训诫。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

(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

(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

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这些话，值得每一个知乎史学讨论者反复诵读。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对知乎亦如是。

提出一个观点，不怕质疑，坚持真理的同时欢迎讨论的「雅量」，对史学研究毕生抱持的温情与敬意，是钱穆老师为人处世、学术立足的根本。

四、总结

所学尚浅，无法对钱穆老师做出什么一句话的评论，就借引其得意门生余英时先生的话，来为本文之总结：

“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

此言得之。

鸡史

钱宾四先生曾论中外英雄人物，曰凡中国著称于世于史者，多为当时失败而后世尊崇，孔子屈原岳飞文天祥莫不如是。钱先生应亦位居其中吧！今人习西风已久，视历史为一专门学问，又于历史中细分各专门史，这正是钱先生所治之学不为大众所知的原因。如能跳出现代治学窠臼而以传统学术审视，则钱先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功德言昭然天下矣。

汾湖渔夫

传统史部大家。不过钱老先生，毕竟没有看出来，史学本质也是叙述，也必有详略，详略必基于某个视角。在国学中的史，本质上只是。统治术的一种修辞化表述而已。因为它起源于统治中的文件。（《尚书》）起源于统治备忘录。（《春秋》）。不过传统史部之学的考据工夫，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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