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天后土金生水起

我國古代的官員上朝方式，一方面體現著禮儀制度的發展，一方面體現著皇帝和大臣關係的演變。隨著時代的發展，人類的文明肯定是在不斷地進步的。文明的進步或倒退，是從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來說的，是從整體的生活水平和思想變化來看的，但僅從官員的上朝方式並不能說明文化文明的進步或倒退。

有關上朝的記載，最早可以在《詩經·齊風·雞鳴》裡看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東方明矣，朝既昌矣。”這說明，春秋時期官員就會在雞鳴時準備起身上朝。後來，上朝的時間基本固定在早上的五點到七點，也就是卯時，所以有點卯的說法。上朝的官員品級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規定，如唐朝只有五品以上的文官；明朝基本上京官無論品級都上朝；清朝的話，京官四品以上上朝，四品以下必須有皇帝召見。朝見的時間管理相當嚴格，無故遲到、缺勤者，都要嚴厲地懲罰。如唐玄宗時，缺勤要罰一季俸祿，缺勤35天就要判刑1年。（《唐律》）下朝後，除宰相外的其他官員可以在朝廊下吃一頓飯，吃過後不當值的官員可以回家休息。朝會不是每天都開，一般朝代建立之處，皇帝比較勤奮每日都上朝，後五到十天一朝。因為朝會一開就是幾個小時，也比較辛苦。

漢代上朝

宋代上朝

清代上朝

秦漢時，皇帝和大臣是坐著論政。《後漢書·戴憑傳》：“建武中正旦朝賀,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這與秦漢時流行的席地而坐方式是相關的，所以上朝之前，大臣必須脫鞋進入。隋唐之時，朝中重臣上朝也會有座。到了宋朝，宰相為了表示尊重皇帝，願意撤坐，朝中官員上朝就得站著了。明朝時，規定朝臣上朝必須跪著，清朝時沿襲明制。這反映了明清時期，皇權空前加強。朝臣上朝時都得雙手執笏，主要是為了把上奏的話記載笏板上以作提醒。不同的官員笏板材質不同。唐朝規定五品之上執象牙笏，六品以下官員執竹木做的笏。明代規定五品以下就不用執笏，清代就徹底廢除了。

國家人文歷史

朝臣從坐到站最後到跪的變化，一方面是文化習俗的改變，另一方面是君權和官僚集團鬥爭的結果。

一、文化習俗方面：

要知道唐朝之前，正坐是我國古代的居坐的一種方式，即席地而坐，臀部放於腳踝，上身挺直，雙手規矩的放於膝上，身體氣質端莊，目不斜視。遣唐使把這種坐姿帶入日本，一直延續至今。

而現代中國人的坐姿，坐在凳子上，雙腳垂直下來的坐法，實際上是從南北朝以後才傳入，是從當時西域國家傳來的，因此也叫“胡坐”。在唐代正規禮儀仍然以“正坐”為主，但社會上已經開始風行起了“胡坐”。到了宋朝，正座被胡坐所取代，但在重大禮儀場合依然使用正坐。到了元朝，社會風俗被破壞殆盡，移風易俗，後世逐漸放棄了這種不太舒適，但是正襟危坐的姿勢，取而代之的就是胡坐。

現代坐法有一種講究，就是在上級和長輩面前，屁股只能坐凳子的三分之一，不能滿坐，癱坐，這樣的做法腰背會自然的挺直，精神飽滿。其實也是古代正坐的禮儀方面的一種延續。

二、君權和官僚集團鬥爭方面

歷朝歷代，統治者為了防止下級篡權謀逆，一直在想盡辦法增強皇權，打擊官僚權力，尤其是相權。官僚制度上體現在丞相的設置變化上。唐以前，宰相一人之上，萬人之下。宋的時候，設置平章政事等分割相權。明朝乾脆廢除了丞相制度，雖然代替的內閣首府的權力不比歷代宰相權力低。清朝設置軍機大臣，全是皇帝的家奴而已，官僚相對於皇權，被貶的一文不值。

而這種權力地位鬥爭，體現到朝堂坐法上，就是官僚們從坐到站最後到跪的變化。

樂高晴天

【一句話答案】談不上進步或倒退，是權力集中的結果。

為何不在一個更大的眼光中考察一下呢。在唐宋明清之前就有齊桓公禮賢下士的故事了，士人氣骨拒絕向王公鞠躬，對了還有拒絕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

（禮賢下士）

這個問題的緣故以個人眼光來看，是政教分離禮崩樂壞的歷史結果。在更早的古代中國，政教是一體的，此處的政教不是西方盧梭倡導政教分離的政治和宗教，而是中國式的政治和文化教育。周公制禮作樂，禮即以倫理為中心的政治權力規範，樂是與之相配套的文化和教育。也就是說那個時候，讀書人都是貴族，貴族才能讀書，政治和文化是在一個階層的，統一於權力階層，行禮這回事可能只限於當伯侯的侄子向當王的叔叔，是倫理性的。

而周天子崩，春秋戰國禮崩樂壞之後，文化、知識、教育與政治、權力開始分離，才出現了像孔子這樣坐著牛車到處講學的自由士人，也有了權力和文化之爭，誰向誰鞠躬，究竟是士人為五斗米折腰還是王禮賢下士。而權力的發展越來越集中，文化要謀求出路，士人們就不得不“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集權越發展，士人的地位就越低下。

（明清的上朝排場）

楊早講史

注：文章略長，請收拾好耐心，它值得一看。

嚴格來說，這並不是文化的進步或者倒退。朝堂上各種禮儀的變化，反應最深刻的東西是政治核心以及權力的變化，這才是本質上的原因。

中國古代的政治結構中，與生俱來的存在兩對不可分割的矛盾：即王權（君權）和相權的矛盾；以及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矛盾。

國家形成最初，大臣們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以至於國家建立後大臣享受著巨大的權力和擁有極高的地位。商朝時期丞相的權力甚至可以影響君主的確立，比如《史記》記載有：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鹹歸殷，百姓以寧。

從這裡我們可看到其實君王的權力最然最大，但是也不是說可以為所欲為的做任何事情，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即便是一國之君也不能擁有完全的權力自由。

古代的政治我們知道，君王皇帝立國的本心並不是說要解決天下大事，為人民謀取真正的福利和幸福的生活，他們謀求的是自己萬人之上的地位和富有天下的生活。

從這一點出發，以至於到中國古代政治的後來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個規律。那就是王權越來越大，中央集團越來越集中，大臣和地方的權力越來越小。秦始皇建立秦朝，全面推行郡縣制，取代諸侯分封制。這是消除地方權力的開始。建立三公九卿制度，是分割大臣權力的開始。

秦朝短短十五年走向滅亡，隨之而來的漢朝也是繼承了秦朝的大部分制度，發展的方向依舊是儘量的加強中央集權和皇權。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不是一帆風順的發展下去的，地方和中央的權力也出現了許多次的反彈，其中最著名的應該是唐朝的節度使制度所形成的藩鎮割據和安史之亂，這是導致唐朝大廈崩坍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於受到了唐朝的歷史教訓，所以後來的宋朝顯得十分的小心翼翼，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直接解除了有地位大臣的權力，把權力收歸自己的手裡。明太祖朱元璋直接廢掉丞相制度，將六部直接歸於自己管轄。清朝呢，則是進一步建立軍機處這個有名無權的機構，更進一步的達到了集權的目的。

可能大家會問，這個和朝廷禮儀的變化有什麼關係呢？

當然有關係，而且關係可大了。我們前面說到，少部分人建立屬於自己一個人控制的國家的目的和出發點是什麼。不是為了滿足自己萬人之上的無上地位麼，要體現這樣的權威，當然不能說是大家嘴上說說就算了，要體現在實際行動上才是他們追求的最終目的，所以才有了後來越來越煩瑣的禮儀和規律。

雖然說禮儀和規矩能夠規範大家的生活，但是要有一個限度，超過了，反而會觸底反彈。

看點兒歷史

當然是倒退，而且是大大的倒退。

中國幾千年古代史，就是一個皇權一步步登峰造極的過程。與之對應的，則是臣民的一步步奴化。

這個過程中，有兩個標誌性人物，宋太祖和明太祖。

在宋太祖剛剛篡位那幾年，大臣們和皇帝議事是可以坐著的。但宋太祖趙匡胤為了讓大臣們鍛鍊身體，就尋機撤掉了他們的椅子。從此，大臣們上朝時，只好全都站著了。只有趙匡胤一人高高地坐在龍椅上，很爽。

宋太祖開了這個先河後，以後的大臣就只能站著了。

但是，一直以來，相權還是能夠和皇權爭一爭的。什麼是相權？就是丞相的權柄。而丞相是百官的領頭羊，所以，相權其實就是官權。

明太祖朱元璋當上皇帝后，覺得丞相太壞了，居然敢頂嘴。他需要百官百依百順。於是，他大筆一揮，廢掉了丞相。

相權沒了，官權也就沒了。百官跪在他的面前，全都成為了真正的奴才。

到了清朝，奴才們更加無恥了，已經到了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地步，不僅當奴才，而且張嘴閉嘴自稱“奴才”。

更搞笑的是，自稱奴才還是滿人大臣的特權，漢臣想要自稱奴才，還沒有這個資格。曾經有一個漢臣為了拍馬屁，也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結果這個人被一頓爆揍，理由是，他沒有這個資格。

至此，奴化思想已經根深蒂固。

趣談國史

這個問題除了中國幾千年君主專制的發展影響外我想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在唐朝以前官員們都是坐著的，這句話一點都沒錯。但是他那個坐和今天的坐是不一樣的。桌、椅本是遊牧民族的產品，到了在唐朝後開始進入漢人的生活，而在此之前都是跪坐的，而日本在唐的時候也將這一習慣引進日本，至今日本仍然保留跪坐這個習慣。

而到到了宋朝的時候，桌椅已經融入漢人的生活。和在正堂上面，皇帝椅子的位置高度並不比大臣們的位置高度高出多少。所以就讓大臣們站著皇帝坐著，而在宋朝時，儒家思想也發生的變化。由原來的“仁義”開始向“忠義”轉變，在以前如果你不仁，我就可以不義。但到宋朝以後，由於外部少數政權的壓力，所有人都必須忠於皇帝，哪怕他不仁，你都不能不義。
水滸傳裡梁山泊宋江將聚義堂改為忠義堂。

至於說到明清時代需要下跪其實是有一點誤解。其實只不過是在，皇帝做決定的時候，官員要下跪而已，平常議論還是站著的。但是隻要是從這一方式就可以看出，還有另一個方面，清朝作為外族政權，為打壓和便於統治，下跪成風就由此開始，當然也是隨著中國君主專制在時代而不斷的強化。

在十字路口等等你

書房記

關於這個問題不能說是文化的進步或者倒退，官員上朝禮儀的變化說明古代中央政治制度演變顯示了皇權不斷加強。唐朝時期，皇帝對丞相待之以禮。丞相覲見皇帝時，皇帝起立，賜丞相座，大臣們也都是坐著胡床之上。到了宋代， 上朝必須站著奏事。明朝就沒丞相了，以後大臣上朝都要跪著奏事。

唐朝實行的是隋文帝所開創的三省六部制。唐代宰相地位尊崇,上朝時可以坐下喝茶。當時的朝堂上應該是正坐，坐下設榻。

宋朝時期，據說宋太祖趙匡胤一日上朝時，大臣們都紛紛掏出奏摺向趙匡胤向彙報工作。但是當他們遞交上奏摺後發現原先的椅子被撤掉了。沒辦法，大臣們只好站著了，從此以後大臣們也只能站著了。

明清時期，大臣上朝奏事連站都不行了，必須跪著。自朱元璋起，就明文規定，“大朝儀”須“眾官皆跪”。清朝的官僚上朝時跪地時間特別長，以至於大臣們都有特別的護膝。

從禮儀上的變化可以看出，自宋代以後，皇帝的權威越來越高，而官僚的而地位卻不斷下降。專注於解密歷史，分享歷史趣聞！請關注我的頭條號:李哥講史！喜歡的小夥伴們記得點贊或者評論！

李哥講史

僅從大臣們的上朝面對帝王的方式上來說明是一種文化的進步亦或是倒退，這其實是很片面的，畢竟我們中華文化從大方向上來看，在五千年的歷史歷程當中整體上還是不斷地在前進的，固然也是有過不少挫折，停頓，甚至後推，但對於上朝方式上，只能說這是一種權利天平的傾斜，亦或者說是一種文化陋習。

清裝劇臣子下跪照片

中國的君主社會演變從一開始的推舉禪讓，到後來的家天下，從一開始的君臣關係是一種投奔，興趣相投，理想相投，一旦君主的行為令臣子不滿，即可飄然而去，到後來的君主威嚴不斷增強，最終形成一種類似奴役的極其不對等關係，在君主面前臣子毫無尊嚴，想法，自主，自由。

這是一種文化的進步或是倒退嗎？其實倒也不盡然，君臣關係的演變，其實也是一種權利分配的不斷演變，君權越來越強，相權越來越弱，導致君臣權利極不對等，這種不對等不僅就是體現在對於國家事物的決定權上面，更是體現在日常禮節上，隨著君主的權威的增加，最後君主的地位更是凌駕於父母雙親之上，正所謂“天地君親師”，就是一種說明，那麼從一種文化的角度上來看，這其實根本就體現不了說是文化的一種進步還是退後的變化，畢竟說向父母天地下跪在中華文化當中也是一種理所當然的事情，即便放眼如今，依舊是如此。不同的是，當下的君主領袖和老師的地位沒有古代放的如此之高，所對應的禮節亦是產生很大的不同罷了。

所以說，跪拜禮節不能說明是一種文化的演變，而是跪拜對象的一種身份地位的演變罷了。

歷史微探索

唐朝之前，有道是：三公坐而論道。比如說在漢朝，如果做到了司徒、司空或者太尉這個等級，在皇帝面前是有座位的。而到了唐朝，雖然沒有了三公，但是三省的長官，也就是中書令、尚書令和侍中也是有座位的。

但是這個規矩，在兵荒馬亂的五代沒有破掉，但是在宋朝的時候壞掉了。怎麼壞的呢？主要還是因為宋太祖的狡猾。

話說宋太祖黃袍加身得了天下，但是前朝的官員，上到宰相範質和王溥，下到小兵，基本都留用了。有一天，宋太祖對範質和王溥說，『我眼睛模糊，看不到，麻煩把奏章拿過來。』

範質和王溥就站起來遞奏章，這個時候宋太祖使了一個顏色，讓小宦官把座位搬走了，範質等人畢竟是前朝舊臣，心虛不敢爭辯，從那以後，宰相站著和皇帝說話就成為了例子。

明清則是延續的元朝的制度。元朝的宰相對皇帝有人身依附關係，見了就要下跪。明朝雖然推翻了元朝的統治，也沒有了皇帝對臣子的主奴關係，但是在這些尊崇皇帝、貶抑臣下的禮節上，一點也不含糊，全部的繼承了下來。所以明清的宰相，即便是內閣大學士或者軍機大臣，對皇帝奏事是要跪著的。比如在明神宗萬曆皇帝實錄裡面的一個場景：

時天語諄諄，二臣將起復止，叩頭者三四次。

皇帝不停的說話，但是隻要皇帝一說話，宰相就要下跪，剛剛要起來，皇帝又開始說了，於是宰相只能又跪下聽皇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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