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下綠叢中，
露出飛簷一角，
驚起當年舊夢，淚向心頭落。
對他高唱舊時歌，
聲苦無人懂。
我不是高歌，
只是重溫舊夢。
——胡適：《舊夢》
胡適
中國現代史上有一件大事。在民國六年的一月裡，一個貌不驚人的老頭兒到了北丵京大學，這個老頭兒就是蔡元培。他當時要物色一個文科學長，他的朋友北丵京醫專校長湯爾和推薦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正在上丵海辦雜誌的陳獨秀，雜誌的名字叫《新青年》，那時候剛出了十五個月。
陳獨秀一到北大，立刻跟一些有新頭腦的教授合了流，最有名的是沈尹默和沈兼士，還有那要排斥四十歲以上老傢伙的錢玄同。這些年輕的教授們頗有“萬事俱備”的條件，他們想施展，可是找不到真的方向、主要的方向。在摸索中，他們忽然感到清涼了、爽快了、豁然開朗了，他們興奮地互相告訴，他們
每個人都感到有陣風來了。——那是東風！
東風來了，來自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民國六年的九月裡，北丵京大學來了一個二十六歲的新教授，蔡校長仔細看了看他，然後露出高興的表情——他找到了，他找到他最需要的酵素，他立刻喜歡了這個“舊學遂密”“新知深沉”的年輕人。
北丵京大學熱鬧起來了！梁山泊上又是添了幾條好漢，他們是：胡適之、劉半農（復）、周豫才（魯迅）、周豈明（作人）……
北大新添進了新血輪，北大開始蓬勃了！
七年一月，《新青年》以新面目出版了，六個教授輪流編輯，想開始為中國奠定“非政治的學術基礎”，培養一個思想自由的批評風氣。那一兩年間，他們最大的成績當然是胡適領導下的文學革丵命。這個革丵命在建設方面的成績，第一在救活了當時癱瘓的國語運動，因為沒有文學的國語就不會有真正的國語；第二把歷來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學”變成了正宗的“白話文學”，正名為“國語文學”；第三產生了新的白話文學作品；第四介紹了歐美的新文學，給國語的歐化做了起點。
乍看起來，文學革丵命好像只是一種形式的改革，一種文字體裁的解放，其實形式和體裁對內容有重大的影響，形式和體裁的束縛會斫喪精神的自由，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所以文學革丵命既然被肯定，新思想和新精神必然會跟著到來。胡適首先看到這一點，他立刻把消極意味的“八不主義”改成了肯定語氣，他告訴人們：
一、 要有話說，方才說話。
二、 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
三、 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
四、 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建設的文學革丵命論》）
非常明顯的，這四行句子的的精義所在已經不止於文字方面了，它們明白地指出了一個思想的新方向。
蔡元培
民國七年的六月裡，《新青年》出了《易卜生專號》，胡適寫《易卜生主義》，初次宣揚那個“真正純粹的個人主義”，他藉著西方近代一個最有力量的文人的筆，藉著簡明有力的白話文字，鼓吹“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
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汙吏的社會，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
在那篇長文裡，他鼓吹“說老實話”，攻擊“腐敗家庭”、攻擊“死板板”的法律、攻擊“處處反乎人情”的虛偽宗教、攻擊“許多陳腐的舊習慣”——道德、攻擊社會對特立獨行的“搗亂分子”的壓迫、攻擊他最恨的“那班政客”。他一下子攻擊了這麼多傳統的醜臉，所用的，只不過是一個西化文人手中的一杆新槍。
很快的，非常明顯的，胡適把他走的路放寬了，文學革丵命很快地從一個目的變成手段，又從手段導出許許多多的目的。在短短的兩三年間，他用新方法整理了斷爛朝報的中國哲學史，澄清了浮誇淫瑣的文字障，創立了新式標點，宣傳了“不朽”論，介紹了實驗主義，攻擊了孔家店和舊式的父子問題，改革了不合人情的喪禮，鼓吹了女權和新的性觀念，最後印出了《嘗試集》，把中國文學帶到了一條新路與生路，在南社橫行排律成風的規摹裡，使老朽們面對了新詩。
這兩三年的努力簡直是奇蹟，一篇文章帶起了一個思潮，一個思潮引起無數的響應而匯成一個運動，每個運動都以《新青年》為源頭。這時候，胡適代表了開明進步中國人的心聲與良知。
五四運動
在南方，一位深思遠慮的革丵命領袖把眼光投射到北丵京。他肯定了這“一二覺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他在民國九年寫信給海外同志，告訴他們“欲收革丵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他極力讚美從北方起來的那個變化，還為它起了一個美麗的名兒——“新文化運動”。
民國八年間，有件事情對胡適來說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把胡適所希望的一個單純的文化運動轉變為政治運動，擾亂了他那為中國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礎的夢想。對這個夢想的達成而言，五四顯然是一條岔路。新文化運動本來該是針對辛亥革丵命二次革丵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丵命，當時那些健將們都相信難有思想革丵命成功，政治革丵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會一垮再垮。半道殺出的五四運動對新文化運動當然有“廣為流傳”的貢獻，但它也未嘗不是新文化運動的“罪人”，因為它使許多優秀的知識分子都紛紛忍不住了，紛紛忘了真正的深遠的使命了，他們不怕“任重”，但卻有點嫌“道遠”了。最後，他們終於暴露了狂熱的本質，選擇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應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靜下心來研究問題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頭，投身到黨派的陣營裡，高倡他們的主義去了。
首先忍不住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發起了談政治的《每週評論》，只有胡適仍然守住不談政治的諾言。七個月後，軍閥捕去了陳獨秀，胡適接辦這雜誌，那時正是安福盛行和會分贓的時代，知識分子們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馬克思和無政丵府。胡適於是“看不過去了，忍不住了”，“方才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而“發憤要想談政治”。在三十一號的《每週評論》裡，他發表了他的政論的導言——《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他認為：
“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
這是胡適第一次走出書齋來談政治，可是談得非常礙眼，北方的社會主義者、南方的無政丵府主義者都罵他，這是很自然的事。因為思想的訓練不同，看問題的方法自然兩樣，胡適著重的是一點一滴的解放、具體的問題、必要時的存疑和個人的獨立思考的機會。胡適選擇了一種non-punitive reaction，對國家大事，訴諸理智而非情緒，重實證而反對狂熱，他勸人不要為了“目的熱”就導出“方法盲”，因此，他澆了別人的涼水。他也知道自己惹人討厭，於是他自比做了一隻烏鴉，孤獨地唱了一個小曲兒：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地啼。
人家討厭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老鴉》
《每週評論》
其實談政治對他是一件苦差使，他寧願寫一篇一萬字的李覯的學說，也不願寫二百字的社論，可是既然談了，就不容易停手，從此便開了胡適談政治的局面。但他談政治的表現卻經常是輕人之所重而生人之所輕，在眾人高叫打倒“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封建勢力”、“帝國主義”的時候，他卻說我們真正該打倒的“是貧窮、是疾病、是愚昧、是貪汙、是擾亂”；在大家高叫暴力的革丵命的時候，他卻說我們應該走演進的路，從事“自覺的改革”。民國十八年，他的《人權論集》中的文字給他帶來另外一種麻煩，一度黨部曾請政丵府警戒他，鬧得極不愉快，他只好引用鸚鵡救火的故事來告別上丵海。其實鸚鵡是招人喜歡的，既然連鸚鵡都不能做，他只好再做一次烏鴉。
九丵一八事變帶來了一個新刺激，幾個老朋友的“挾持”，又引起了胡適大談政治的熱心，他創辦了《獨立評論》，說“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老實話”，同時討論當時的幾個大問題，其中民治與獨丵裁的討論便是影響深遠的一場戰。
五四前後，中國似乎已沾染了十九世紀以來的“多方性”(multanimity)，思想的分歧愈演愈烈。在外表上，雖能保持一種“侷促的平衡”(uneasy balance)，但是內部的醞釀還是很熱烈。九丵一八事變帶給人們一種新刺激，憂國之士個個都急於盤算如何使中國趕緊強起來，正巧當時正是獨丵裁統治最流行的季節，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國的希特勒、奧國的陶爾斐斯、蘇俄的斯大林，甚至美國推行“新政”的羅斯福，都是時代的寵兒。“新式的獨丵裁政治”瀰漫了整個世界，大家都覺得這是最時髦的政治趨向，一些中國的知識分子居然也開始對民丵主與議會懷疑了，尤其是胡適的幾個朋友，像蔣廷黻、錢端升、吳景超、丁文江，這些受過完滿的英美教育，“受過民丵主政治極久的薰陶”的人，竟也紛紛宣言非行獨丵裁製度不可了。
丁文江
胡適早在《獨立評論》第一期裡，就抨擊過這種時尚的政論，他那時就主張：“我們不信‘憲丵政能救中國’，但我們深信憲丵政是引中國政治上軌道的一個較好的方法。”（《憲丵政問題》）一年半後，蔣廷黻、錢端升、吳景超、丁文江等人的文字大量衝來了，湧起了一片擁護獨丵裁的浪潮。這時候胡適當然忍不住了，他不能讓他的信念在左右兩派的極丵權夾擊中倒下去，他不得不孤獨地抵抗這種浪潮，這個抵抗持續了十五個月，為了“對一般求治過急的人下一種忠告”：“歷史的大趨勢不能完全取證於十幾年的短期事實”，該“把眼光放得遠一點”。
他說他深信英美式的民丵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現的新式獨丵裁政治真是一種研究院的政治；前者是可以勉強企及的，而後者是很不容易輕試的。……兢兢業業的學民丵主政治，刻鵠不成也許還像只鴿子；若妄想在一個沒有高等學術的國家造成現代式的獨丵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畫虎不成反類狗了。（《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丵裁的討論》、《東方雜誌》三十三卷一號）
這種鮮明的表示，雖然使他又一次做了烏鴉，但是無疑的，他給懷疑民丵主的人士打了一劑強心針，向擁護獨丵裁的學人敲了一棒子。
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當局聯名通電全國，終於公開表示了“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這真是一個重要的抉擇，也是民國史上劃時代的大事，從此以後，沒有人再處心積慮地懷疑中丵華民國的政體了，大家在民丵主憲丵政的遠路上看到了第一塊里程碑。
民丵主二字早在五四時代就叫得滿天響，當時最時髦的口號是德先生（民丵主）與賽先生（科學）。但四十二年後我們重看那些文獻，我們會感到他們與我們之間有著不同的語意。為這兩個詞兒，他們缺乏冷靜而深入的理解，而他們氣質上的狂熱，又恰恰與德先生賽先生的基本精神不相容，因此他們對民丵主與科學的“信念”是不能生根的，甚至是錯誤的：談科學的人，甚至把唯物辯證法都誤認做科學，談民丵主的人，不去平心靜氣地做一個阿斗，卻整天瞪著眼睛做革別人命的張飛，“民丵主”氾濫至此，談政治的知識分子如何能有所歸呢？
陳獨秀從無限辛酸的經驗中，臨死前才悟到對民丵主政治的“最後見解”，與胡適分而又合了。 四十年來，能夠“一以貫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傳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間，沒有迷茫、沒有轉變、沒有“最後見解”的人，除了胡適之外，簡直找不到第二個。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肯定他的穩健與睿智，和他對中國現代民丵主思想的貢獻。我們不能不說，這隻好唱“反調”的烏鴉，確實具有遠見。而這種遠見，就百年大計的建國事業來說，顯然是必需的。
晚年陳獨秀
建國事業的重要基礎當然是教育。教育是最可靠的投資，但也是最緩慢的投資。可嘆的是，這幾十年來，謀國之士都不能忍受這個看來“曠日彌久”的辦法，總認為在國勢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憑教育救國，簡直是一件緩不濟急的事。戊戍維新時，王照勸康有為多立學堂，等風氣變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為答他說：“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這條道如何來得及？”三十年後，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裡嘆氣道：“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三十二年若一切放棄，一意培養人才，對國家的益處會比任何政治改革都來得大！
民國十五年的冬天，胡適在歐遊道路上寄了一封信給徐志摩，他強調：“不妄想天生狄克推多來救國，不夢想捷徑而決心走遠路，打百年計劃。”“我想我們應該發憤振作一番，鼓起一點精神來擔當大事，要嚴肅地做個人，認真地做點事，方才可以對得住我們現在的地位。”（《歐遊道中寄書》）
當時他準備“回國後即積極做工”。回國後雖在新月社、北大復興和獨立評論幾方面有過積極的表現，但理想中的百年計劃的“大事”還沒有機會施展。直到抗戰後就任北大校長，他才提出了“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要想“在十年之中建立起中國學術獨立的基礎。”他認為“要做到這樣的學術獨立，……中國此時應該有一個大學教育的十年計劃，在十年之內，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使他們盡力發展他們的研究工作，使他們成為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使他們成為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只有這樣集中人才，集中設備，只有這一個方法可以使我們這個國家走上學術獨立的路。”（《獨立評論》，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這個意見一出，立刻得到國中熱烈的批評和討論，大家至少承認聽任高等教育與學術自然演變是不好的，有計劃的發展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很快的，大陸變色了，這個計劃也就跟著流產了。
晚年胡適
十一年後，一九五八年的四月十日，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他以吳大猷先生所擬的《長期發展科學的方案》為藍本，經商討後，八月二十二日就獲得政丵府的支持，五個月後就正式成丵立了“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主席和副丵主席由中央研究院院長和教育部長兼任，象徵著最高學術機構與最高教育機構的合作。從一九五九年度到一九六一年度，只靠著不能算多的臺幣，非常有限的美金，一個執行秘書，三個專任職員，就把這個計劃奠定了事實上的基礎，“使這件百年大計在最艱難的環境裡有一點微細的開始”，這不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大事嗎？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委員會議上，胡適說了一段很令人深省的話，他說：
……這是一個起點，一個有希望的起點。在這樣很困難的情形之下，我們能夠有一億一千萬臺幣用在“長期發展科學與技術的研究”的開山工作上面，我們至少可以說科學已開始得到“重視”，開始得到“資助”了。我們當然不可感到滿足，我們至少應該感覺我們的責任之大。我們應該感覺古人說的“任重而道遠”五個字的意義。為國家計劃發展科學，這個責任“不亦重乎？”我們的任務是“長期發展科學”，“長期”“不亦遠乎？”……兩年的工作，只做了一點探路的工作、開路的工作。從今天起，我們可以平心靜氣想想這條“遠路”的藍圖了。（《發展科學的重任和遠路》，《新時代》，一卷二期）
這才是胡適的真精神！能夠抓到這種新精神而加以肯定，我們才能肯定胡適在中國現代史上的真價值和真貢獻。我們只消肯定他在文學革丵命的貢獻、新文化運動的貢獻、民丵主憲丵政的貢獻、學術獨立和長期發展科學的貢獻，我們就可以“論定”他對我們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貢獻了，除此而外，一切都是餘事！
在上面的一系列的肯定裡，我必須抱歉我沒有肯定胡適在學術上的地位。在邏輯上，我說這話並非意謂著我在否定他。我只是認為這屬於胡適個人的小問題，或者他影響下的那個“新樸學集團”小問題。梁啟超說胡適“學問成家數”，至少我個人，我不承認在嚴格的尺度下，胡適是“哲學家”和“史學家”，我寧願承認他是一個褪了色的詩人、一個落了伍的外交家、一個最卓越的政論家、一個永不停止的真理追求者。但是他對幾個重大問題追求的“純度”，也許還是有問題的。例如他以一個曾經“很熱烈地頌揚西方的近代文明”的人、一個曾經主張“全盤西化”的人，居然花極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在東方“學術”的考證上、辨偽上，而美其名曰“打鬼”、曰“解放人心”、曰偷關漏稅的思想方法訓練，這是不能教人心服的！如果我們說他所以如此，乃是為了滿足他個人的一點“歷史癖”、“考據癖”，我們反倒會同情，反正他的天才過剩，不浪費一點，他是難受的。
吳稚暉
他不在推行“全盤西化”上認真，卻在吳稚暉筆下《〈國故〉的臭東西》上認真，認真搞他自己筆下的那種“開倒車的學術”，寧肯犧牲四五十條的“漫遊的感想”來換取“白話文學史”的上卷，毫不考慮兩部著作對世道人心孰輕孰重，這是他的大懵懂！以他唱重頭戲的地位，四十年來，竟把文史學風帶到這種迂腐不堪的境地，脫不開乾嘉餘孽的把戲，甩不開漢宋兩學的對壘，竟還披著“科學方法”的虎皮，領著“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補助，這是多麼不相稱的事！
我們現在是文化沙漠，胡適的重要在於他能運用他的遠見、聲望與“親和力”，為沙漠打幾口井。至於能不能使荒涼已久的沙漠變成綠洲，那還是一個非常顯然的未知數！這個關鍵不在胡適，而在胡適找不到真正認識他的“遠景”的人。他們只會頂著胡適的招牌，只會送他蟠龍的大花瓶，只會利用胡適的無為與寬厚，辦那些學術與人情分不開的事業，中國過去的教育與學術已經斷送在他們手裡，如今他們又圍來了，我不敢斷定胡適之的良法美意不栽在他們的手裡！
別看他笑得那麼好，我總覺得胡適之是一個寂寞的人，其實這年頭兒，凡是有點真“人”味兒的，沒有不寂寞的，何況是有個性的人呢？在人生大節上，胡適有他自己的新“儒行篇”，他自始至今不信權威、不信教條、不信聖人之言、不信“舊道德的死屍”、不信兩千年前空洞的舊經典能解決二十世紀複雜的新問題。在這生化轉變的大世界裡，日新月異的新時代裡，胡適始終在變化的環境裡維持他的人格、觀點和氣焰。他有不少intellectual arrogance，有人罵他是“學閥”，至少我是贊同的，我不覺得這詞兒有什麼譏貶的意味。相反的，對這些只會浮議、毫無風骨的窮酸文人，閥又何妨？四十年來，胡適被窮酸文人的浮議罵慣了，他才不在乎這些，有的甚至寫洋灑千言的專書罵他，他只覺得好玩。他最喜歡的一句話是：“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他說：“只要我們有東西，不怕人家拿‘沒有東西’來打我們。”我要給他補一句：“只要我們負責任，不怕人家拿‘不負責任’來罵我們。”補全了，才是他“個人主義”的真精神。
現在一些人攻擊胡適的個人主義，憑良心說，這一冷箭實在放錯了。胡適所提倡的乃是“健全的個人主義”，英文是individuality，可譯作個性主義，這主義的特性有兩種：
一種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於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要負完全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只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利害。（《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李敖
細讀這段文字，才會知道什麼是胡適之的個人主義，才會知道獨立的與負責的個人主義實在不是什麼不得了的洪水猛獸，乃是一個極普通的大丈夫所應具有的一點最起碼的人生態度。“不教別人牽著鼻子走”，這不是大丈夫的獨立精神嗎？“好漢做事好漢當”，這不是大丈夫的負責氣概嗎？做大丈夫不是每個男子漢起碼的要求嗎？這樣的個人主義還有什麼可非議的嗎？
知道胡適這種基本態度，才會明白為什麼他主張“用負責的態度，說平實的話”；為什麼他“不說專為大家拍手叫好的話”；為什麼他不在外國說、租界說，卻一定要跑回國內來說話；為什麼朋友被抓起來，他不說“抓破臉”的話；在他眼中，為輿論坐坐牢，算不了什麼，並沒什麼不像話。
胡適就是這麼一個大而化之的人，如果我們盼他熱情多於理智、傻勁近於俠義，那我們一定會失望的。這種情形，對一國眾望所繫的胡適說來，當然是美中不足的，但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他並不想逞快，打翻了一鍋粥，這種委曲求全的微意，都充分顯示了他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右派，一個保守的自由主義者，在急進者的眼中，太不夠火辣辣了。
但在許多方面，胡適也絕非冷冰冰的人：他懷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監獄看他；喜歡南港的小學生，為國民學校捐鉅款；贊助北平的助學運動，也破例賣字；聽說一個年輕朋友的褲子進了當鋪，立刻寄去一千元，……從這些小故事上，我們可以看到胡適為人熱情的一面。但他的熱情絕不過度，熱情的上限是中國士大夫，下限是英國紳士。他在講課時，天冷了，看到女學生坐在窗邊，他會走下講臺親自為女弟子關窗戶，這是他的體貼處，但當女學生瘋狂地追他的時候，他絕不動心，他只在給張慰慈的扇子上寫著：“愛情的代價是痛苦，愛情的方法是要忍住痛苦。”在這點上，也許那寫Marriage and Morals的風流哲人會笑他，不過在保守的中國，他在這方面是白璧無瑕的。
沒有疑問的，胡適之是咱們這時代裡的一個好人，他有所不為、他潔身自愛。按說以他的英年盛名，風雲際會，四十年來，高官駟馬，何求而不可得？何至於在車聲震耳的紐約寓樓，以望七之年，親自買菜作飯煮茶葉蛋吃？試看今日國中，能有幾人？無怪乎蔡爾德(M.W.Childs)說他是Sage of Modern China了。
胡適書法
顯然的，以胡適今天所處的地位來看，他還不是一個過時的人。過時的人社會早把他遺棄，至少不再重視他。可是從報章上、談天上、“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流言上，我們知道他還是一個譭譽交加的新聞人物，可笑的是亂罵胡適之的人和亂捧他的人一樣，統統抓不到癢處！一個稍有現代化頭腦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適思想只不過是一個“開放社會”(open society)所應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條件。說他叛道離經則可，說他洪水猛獸則未必。基本在某幾點上，我們還嫌他太保守、太舊式，想不到這些平淡無奇的起碼言論居然還不為人所容，這真是中國社會的大悲哀！
說真的，在另一方面，我真希望胡適之是過了時的人了。胡適之不過時證明了我們四十年來沒進步。學術與時代的進步對個人來得快才好；學術與時代趕過胡適之總比還讓胡適之賣老命來得好。胡適之是一個豪邁的人，他若能看到學術與時代跑到他前面，他又何吝於自己是個落伍者？
邱吉爾最愛引用的一句老話是希臘史家布魯達克所說的：“對他們偉大領袖無情，是強大民族的特徵。”胡適之是我們思想界的偉大領袖，他對我們國家現代化的貢獻是石破天驚的、不可磨滅的。雖然這樣，我仍希望我們的進步能向他們投擲我們的無情，只有這樣，才能證明我們是一個知道長進的強大民族。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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