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算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另类的朝代，本身是由游牧民族（蒙古族）建立。蒙古建元以后，又与历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采取的策略一模一样，不约而同地走向汉化的道路。
同样是选择汉化，元代的统治者所面临的局面要空前的复杂，因为它是兼杂宋朝的汉族文化、辽朝灭亡后留下的契丹文化、金朝的女真文化、西夏的党项文化，使得元代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时期。
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粮田与牧场纵横交错，农民与牧民杂乱而居”的社会现状催动下，使得元代的绘画艺术发生深刻变得变化。这种变化是建立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产生政权迭代，进而带来绘画艺术上的“大裂变”。
之所以要称元朝是绘画领域的“大裂变”时期，主要它是由外力的作用下，使得绘画领域不得不进行自我革命，一方面文人士大夫的内心不想变，一方面“物是人非”的社会场景又使得它不得不变。所以，元代的绘画艺术与宋朝相比，可以概括为“和而不同”。
元·黄公望《丹崖玉树图》
元代的逸气与宋代的静气，是遥隔时空的“和声”
宋朝文风盛行、经济繁荣、政治清明，乃至尚有今人思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宋朝社会在繁华喧嚣的盛世影响下，加上理学的兴起，文人更加崇尚“涵养精气，修养本心”，追求一种恬然自得的生活意境，
比如苏轼谪居时期所作《枯木怪石图》“一棵枯树，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没有飞鸟走兽的打扰，此中乐趣唯有作者知晓。另外，宋徽宗赵佶《听琴图》“一棵树下，三人环坐，抚琴者纵情演奏，听琴者陶醉其中”，如此淡然而已。
北宋·赵佶《听琴图》
到元代时期，可以说文人仍然没有脱离宋朝“静气”的创作理念，以一种超凡脱俗的飘逸感，将这份“静气”很好地传承下来。观者欣赏元代绘画时，咋看是写实画，再看又带有三分写意。以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为例，整幅画卷以浙江的富春江作为创作体裁，采用淡雅用墨的技法，将山川、树木、河流勾勒排布的十分工整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富山春居图》是典型的写实画。
妙的是，黄公望的细节处理上采取“垂直的皴法”，这种垂直的皴法处理方式，让画中的构件（山、水、林）呈现由上而下的流线形式，让原本山水写实画增加一层“自然扭曲”的抽象感，由此造成元代绘画作品呈现一种“似实似意”的灵气。
元·黄公望《富山春居图》
这种抽象感与西方印象派完全不同，元代的“垂直的皴法”给人一种心灵上的静谧和空灵，不像印象派是一种视觉冲击引发的暴躁感。同为元四家吴镇的《秋江渔隐图》和王蒙的《夏山高隐图》都曾将“垂直的皴法”或多或少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共同构成元代绘画与宋朝遥隔时空的“和声”。
“为时而绘，为事而作”带来元宋绘画的三大不同
唐朝新乐府运动倡导者白居易名作《与元九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诚然如此，一个真正的文人士大夫的情怀思绪必然要与所处的“时”、所经的“事”息息相关，元代经过时空的剧变后，文人士大夫承载着更多的自身与世界的思考，造就出元代绘画领域较宋朝有着三大不同。
① 绘画“技法”的侧重程度不同
宋朝注重文治的国策，使得有宋数百年文风靡靡，人心安逸。由此导致宋朝的绘画理论更加透彻自如，文人可以采取更加宽广的表现形式来尝试挖掘更多的绘画原理，不必太拘泥“技法”的润色，尽情地表达情趣即可。
元·王蒙《青卞隐居图》
元代则不同，元代的文人不具备宋朝文人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只能诉求于“技法”，这些所谓的“技法”承担着掩盖创作想法的功能。“非我族人，其心必异”，不愿意与“异族”共舞的想法，全部掩盖在“技法”之下。比如王蒙《青卞隐居图》，作品构件布局显得零散不堪，造型方面歪七扭八，如此随意乖戾的作品，实则是异族入侵后，由于民族融合带来社会场景杂乱无章的内心写照。
所以，绘画经过宋元两代，文人对“技法”的侧重程度发生本末上的置换。
② 绘画创作的初心不同
绘画名家陈传席先生在《中国山水画史》中说，元初，国势平稳，人们已从不知存亡何时的紧张状态中摆脱出来，人心又恢复生态和弹性，重新展向自然。
陈传席先生的观点很有道理，但又不完全正确。元代文人一直没有完全地从山河存亡的情结中摆脱出来，他们崇尚自然的心境和绘画表现形式完全出于一种“无奈”。
宋朝文人绘画一方面是源自兴趣，另一方面是由于朝廷的推动。宋朝时期，专门设立宫廷画院，帮助绘画爱好者实现自身价值，比如《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便是宋徽宗亲自培养出的一代画师。朝廷鼓励文人从事文艺创作，连君王都亲自从事或是指点，如此一来绘画领域会形成一种“上下”之间的回应流动。
元·倪瓒《渔庄秋霁图》
元代的文人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元朝本是一个汉化的“残次品”，是历代游牧民族唯一一个没有完成汉化，便在浩荡的农民起义中倒塌的封建王朝。元代享国98年，举行16次科举考试，录取进士1200人。如此规模之小科举考试，文人再无晋升渠道可言。
出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理想，加上元朝的统治者“不事农桑，转营游牧，不喜诗书，专好涉猎”，造成下层知识分子与上层朝廷之间无法形成有效的互动共鸣，绝大部分文人转变发展方向，有的从事元曲创作，有的投身绘画领域。这是元代文人绘画创作初心不同宋朝之处。
③ 宋元绘画材料的不同
宋朝是绢帛画发展到巅峰的时期，无论是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还是南宋·马远《踏歌图》，亦或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都是以绢帛为材质进行绘画创作。用绢帛绘制人物画的效果非常好，甚至说是人物山水画的最佳选择，它可以勾勒出清晰的笔痕，也可以在轮廓的基础上进行渲染，是写实绘画创作的首选。
南宋·马远《踏歌图》
绢帛画之所以能够盛行宋朝，与时代的繁荣有着深厚的关联。《踏歌图》以写实表现风俗，将盛世之下拄着拐杖的白胡子老汉，那种颐养天年，悠然自得的画面描绘的栩栩如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自然不用多说，完全是北宋时期都城汴京繁荣的纪录片，这些都是文人以自己的视角来看待社会的写照，对盛世的一种歌颂。
元代的文人本身内心中对社会抱着一种抵触的情绪，这种汉族受异族统治的情结是所有文人都无法跨越的坎。元代文人看来，即便是社会经济再发达稳定，也绝不可以作写实画，如此无异于为入侵民族歌功颂德，这一点是所有文人士大夫所不齿的行为。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所以，宣纸作为绘画材料应运而生，它既符合绘画的写意朦胧，又可以巧妙地避开为朝廷服务的要求。
最后，总结来看元代绘画较宋代绘画的“和而不同”，不仅仅是一种绘画艺术形式上的变革，它有着更加深远的内涵，一方面是元代画家对宋代以来绘画领域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元代画家以独有的“时代风格”来表现传统文人士大夫阶层与统治阶层的“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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