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帝宇文邕，小字禰羅突，漢化的鮮卑族，祖籍代郡武川（今內蒙古武川西），周文帝宇文泰第四子。南北朝時期北周第三位皇帝，武成二年（560年）至宣政元年（578年）在位。
周武帝一生，致力於改革。他在父親宇文泰勵精圖治的基礎上，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吸收均田上的漢族農民充當府兵，這是周武帝對府兵制所作的一項重大改革內容。他還注重廣闢農田，興修水利。所有這些改革措施，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要求，促進了生產力的解放，對當時經濟的恢復，社會的安定，起了積極作用。
宣政元年（578年），宇文邕在親征突厥的途中病倒，同年六月丁酉日，宇文邕病情加重，在回到洛陽當天就病逝了，時年三十六歲，遺詔長子皇太子宇文贇繼位。宇文邕死後的諡號為武皇帝，廟號高祖，六月己未日，葬於孝陵。
宇文邕滅佛
北魏末年，社會動盪。公元 515 年爆發過冀州沙門法慶聚眾造反之事，其眾多達 5 萬以上，法慶自稱“大乘”，鼓吹“新佛出世”，所至即毀寺、殺僧、焚經、燒像，故此對當時的僧俗地主統治階級形成了極大的威脅。
北魏鎮壓了“大乘起義”後不久，在公元523年，又爆發了規模更大的“六鎮起義”，接著各處紛紛出現反魏起事，群雄並出。當時北方地區的僧、道階層過於龐大。根據《魏書》稱，正光(公元520-525年)以後，不少原屬國家的編戶民眾，為避苛役重賦，相繼投入空門。
此外，其時社會政治動亂的加劇，亦令普通百姓尋求相對安全的宗教實體之庇護。以致全國的佛寺竟有3萬之多，僧、尼數目則有200萬之巨，這在當時北中國的人口比例上，達到了極高的程度，約佔全國總人口數的16分之1。
天和二年（567），有一個叫衛元嵩的人給周武帝上書，認為“唐、虞無佛圖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議周武帝滅佛。公元572年，周武帝誅殺宇文護，把大權收歸己有後，於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侶、百官再次討論佛、道、儒三教的問題。這一次，“帝升高坐，辨釋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把佛教抑為最末，事實上已是滅佛的前奏。
衛元嵩
當時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還一個勁地爭辯不休，說明佛教當在道教之上，心裡很不服氣。而另一些明眼人卻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僧眾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他們認為周武帝這樣做並不能達到預期目的，因為“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
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詔“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一時間，北周境內“融佛焚經，驅僧破塔……寶剎伽蘭皆為俗宅，沙門釋種悉作白衣”。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滅北齊後，針對繼續發展的佛教實體，立即推行滅佛政策，毀寺4萬，強迫300萬僧、尼還俗，相當於當時總人口數十分之一的人重新成為國家編戶，這對急需兵源和財力的封建朝廷來講，其意義之重要不言而喻。
周武帝滅佛，時間較長，涉及面廣，觸動深，成績可觀，這一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當時有人稱讚說：“帝獨運遠略罷之（指滅佛），強國富民之上策”。滅佛事實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的作用。正因為北周成功的滅佛運動，才使它國力大大增強，為北周滅齊乃至北周統一北方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佛道二教極度興盛的南北朝時期，周武帝獨樹一幟，毀佛斷道，但並不屠殺僧侶，顯示了其統治的高度靈活性。縱然周武帝個人十分認可甚至是推崇宗教思想，但當宗教的發展與國家機器的運作發生衝突時，他能清醒認識，挈重量輕，果斷抉擇而不拘泥於傳統，實為難能可貴。對比同一時期，即北齊、江左政權的各位封建君主，大多不能正視宗教特別是佛教過度發展給國家帶來之不利而盲目推動，更可襯托周武帝統治政策之靈活。
一名僧人質問宇文邕：地獄裡面不分貴賤，陛下滅佛，不怕下地獄嗎？
宇文邕答：只要百姓幸福，國家興盛，我寧可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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