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三解在 一文中談及的，戰國、秦、漢之際的“貴族”固然有大、小之分，其界定仍以血脈、爵位為基準，其外在表現，自然也就包括一系列的身份待遇。
比如文中提到的“得帶劍者”，在大秦治下，至少有兩位名人曾有與“劍”相關的故事，見《史記·項羽本紀》：
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一般來說，這是“貴族”教育的例子，那麼，《史記·淮陰侯列傳》中的記載：
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
兩條記載都說明，韓信有劍，且招搖過市許久，他人在淮陰，為秦朝“新黔首”無疑，又“不得推擇為吏”，也“不能治生商賈”卻“得帶劍”，漂母也曾對他說：
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對這“王孫”二字，注家早有關注：
《集解》：蘇林曰：“如言公子也。”
《索隱》：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蘇林亦同。張晏雲“字王孫”，非也。
王孫、公子，都是針對“貴族血統”的尊稱，無論是真事兒，還是客氣，都說明，韓信本人也是個“舊貴族”，只是不知其所來的“貴族”，這一貴族身份，雖然沒有給他帶來財富和收入，卻肯定給予了他在新朝的“爵位”，否則，他與南昌亭長非親非故，也沒見秦朝的亭長有社會保障的職能，何以能夠：
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
注意，“南昌亭長”本人沒有反應，而是“亭長妻”，其拒絕韓信的方式也與劉邦之嫂刮羹類似，也就是不撕破臉面，讓你自去，若韓信真是一介貧民，又無家人義務，何必如此費事？
而在秦始皇陵營造者墓地出土的瓦文，其實也說明了一點，就是在秦朝治下，“軍功爵位”已經不等於經濟地位，哪怕是第四等士爵“不更”，一樣可能因為“居貲”，也就是欠公家債務而“輸作”，那麼，哪怕韓信身有“高爵”，未必就不能衣食無著。
只不過，項羽家和韓信情況不同，韓信早年經歷雖無詳細記載，《史記·淮陰侯列傳》中卻有如此一句：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餘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餘視其母冢，良然。
也就是說，司馬遷親自訪談得知，韓信母死時，韓信應已成年，而其母葬地為“行營高敞地”，那麼，韓信之父的墳墓何在？其自選“母冢”，說明母親並未與父親“合葬”，故此可知，韓信或許連父親葬地也不知曉，自然也就不會有宗族之助，也就是說，韓信出身至多至多，是有身份而無勢力。
反觀項羽家族，見《史記·項羽本紀》：
項梁嘗有櫟陽逮，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簡單翻譯下，項梁曾經在秦國舊都櫟陽被逮捕，曹咎，按照應劭的註釋，應為蘄縣獄掾，也就是蘄縣獄曹史，與沛縣曹參同職，給當時的櫟陽獄曹史司馬欣寫了一封信，案子就平了！
竟然，沒事兒了！那麼，這個罪有多大呢？注家有說是“坐事”，“有罪相連及”，也就是被連坐了，但看後面這句，“項梁殺人”，注意，接下來說的是“避仇於吳中”，而不是像陳餘、張耳一樣的“逃亡”、“藏匿”，說明什麼？
說明項梁當時被抹平的案子極有可能就是這樁“殺人案”，因為秦法不治他這個殺人犯，仇人才要追殺他，他只好從老家逃奔了“吳中”，要知道，此時秦始皇尚在，且事情發生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東遊會稽之前。
也就意味著，在秦朝的“大治”時代，一個“殺人犯”靠著他的社會關係，可以牽動“蘄”這個舊楚地，“櫟陽”這個舊秦地的兩個中級司法官員，幫他把命案抹平！
所以，項梁在秦朝，照樣是一個“呼風喚雨”的人物，只是不再有“世代為楚將”的高官顯爵罷了，更重要的是，他能夠堂而皇之地主持“大徭役”和“喪事”，更說明他並沒有受到秦帝國的壓制和打擊。
或許有人要問了，項梁混得不錯，為什麼一直想反秦呢？
那麼三解要反問了，誰告訴你“他一直想”呢？
事實上，看《史記·項羽本紀》的記載，一直到秦始皇遊會稽：
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
畫面感很強吧？看到秦始皇的煌煌天威，項羽和叔叔家人一起看熱鬧，來了一句“敢把皇帝拉下馬”，項梁的反應是捂他的嘴，告誡他，不許胡說八道，會死全家的，但是因此高看項羽一眼，覺得這孩子有大志向。
這說明什麼？
說明項梁在此之前，從未對家族內部的“年輕成員”提及過要反秦的事兒，否則，家族內的老話題，被項羽掀出來，就不應該是“奇”了，而是罵他蠢貨了，項羽此時不過23虛歲，能有這個大見識，或許還有其他項氏宗族的子弟被威懾的樣子作對比，這才“奇”。
注意，此時距離項梁反秦不到兩年時間，也就是說，他之前都沒有宣揚“反秦”之志，但是有一系列被人聯繫到“反秦”的行為，如《楚漢春秋》記載：
項梁陰養士，最高者多力，拔樹以擊地。（《御覽》三百八十六）
項梁陰養士九十人，參木者所與計謀者也。木佯疾，於室中鑄大錢，以具甲兵。（《御覽》八百三十五）
兩條記載都說明項梁養士，《史記·項羽本紀》也提到他用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不算新聞，其中有“大力士”能拔樹砸地，那也就是魯智深一樣的人物，而後一條則說了數字，就是九十人，其中一位還假裝得病，在家中鑄造大錢，以購置甲兵。
這裡說句題外話，“大錢”，三解將在後文中重點討論，而購置甲兵，從裡耶秦簡的記錄來看，至少秦洞庭郡遷陵縣市場是有武器出售的，也就是說，雖然秦朝政府有武器禁令，卻不代表沒有武器交易，其中一部分肯定是合法的。
毫無疑問，項梁的行為都是違法的，養死士、私鑄錢、具甲兵等等，但是結合他之前殺人脫罪的前史，又有包攬徭役、喪事的行為，“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這些行徑在漢武帝時代，有一個專門的說法——“橫行不法，武斷鄉曲”，歸類就是，遊俠豪強。
如果說項梁幹這些事兒是“為了反秦”，那麼，漢景帝、漢武帝時代動輒屠滅數百、數千家的豪強、遊俠，也都是“為了反漢”？
當然不是，這種模式恰恰是戰國時代以來豪強巨室習慣的生存方式，富貴則養士，養士則武斷鄉曲，與基層政權分庭抗禮，獲取非法的經濟利益，待經濟力量聚集到一定程度，再通過朝廷“貲選”的制度，讓優秀的子弟進入朝廷，獲得更大的特權和富貴，說得直白點，通過侵奪、竊取基層政府的暴力權限，“求財”。
當然，項氏比《史記·酷吏列傳》裡被誅滅的長長家族名單幸運的是，積攢夠力量後趕上了大時代。
而這也就涉及到了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項梁起兵時，打得是誰的旗子？
答案出人意料——秦朝。
見《史記·項羽本紀》：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
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
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
……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
這段很長，也得翻譯。秦二世元年七月，陳勝起義，兩個月後，秦朝任命的會稽郡代理郡守殷通就把項梁叫過去說，長江以西的秦地都造反了，秦也滅亡了，我想先發制人，派你和桓楚為將軍起兵。
此時的桓楚在“澤中”，也就是大湖間逃亡，類似於劉邦率眾在芒碭山為盜，會稽郡守的想法和沛縣縣令的想法差不多，集合“反賊”一起反秦，沒想到項梁要“吃獨食”，直接讓項羽把他殺了，接著才是重點。
項梁拿著郡守的頭顱，身上配著太守的印綬，來到郡守府眾人面前，要知道，這些人都是“秦吏”，按照編制應該有一群“卒史”、“屬”都在，還有吏的“養”，也就是刑徒服務員，人數是不少的，項羽擊殺了近百人，郡府全部嚇怕了，都趴在地上不敢起來。
於是，項梁召集“故所知”豪吏，也就是老熟人們，告知他們自己要“起大事”，又徵發“吳中兵”，也就是會稽郡駐地縣的縣兵，並派人到屬縣徵兵，得到精兵八千人，於是項梁任命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也就是各級軍官。
做完這些事兒，項梁自稱“楚將”項燕之後，復楚建國了嗎？
沒有，他仍舊拿著秦朝下發的“會稽郡守印”，以“會稽守”的名義，任命項羽為裨將，也就是副手，撫徇屬縣。
依性質論，項梁這是在“反秦”嗎？當然不是，歷史上有一位與他的行徑非常類似的人物——趙佗，見《史記·南越列傳》：
（任囂）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
要知道，趙佗的本職就是龍川縣令，按照服虔的註釋，任囂在死前偽造詔書，任命趙佗為南海郡尉，才得以下公文以防備北方群盜的名義封閉關口，之後，他又以“秦法”的名義把秦朝正式任命的“長吏”，也就是令、丞、尉之類的正印官殺掉，任命自己的黨羽代理守衛。
可以說，項梁、趙佗的行徑如出一轍，都是詐稱“秦吏”統御部眾，而非舉大旗立六國後反秦建國，可謂首鼠兩端中的典範。
他真正走向“反秦”其實需要一個契機，需要一個人，甚至只是一張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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