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西周滅商後，周人摒棄了商朝對神靈的崇拜，轉向對祖先的崇拜。為了維護和強化周王室的統治秩序，制定了一系列禮儀，由於祖先崇拜，使得周朝的禮儀更加重視人倫親情，影響了政治、軍事、社會生活等的各個方面。其中在軍事領域,制定一整套的軍禮制度來指導、規範和約束戰爭的規模、烈度和強度。

春秋中期前的戰爭不以消滅敵國有生力量為主要目的，只求維持各國間的力量均衡。周王室雖然衰微，但名義上還是天下的“共主”，周朝制定的規範戰爭的“軍禮”仍然起著約束戰爭烈度和強度的作用。大中型國家之間進行戰爭，以威服對方為目的，很少滅其國和摧毀其宗祀。

周朝制定的約束和規範戰爭的軍禮，涵蓋了戰爭前、戰爭中、戰爭後的各項禮儀。戰爭一方打了敗仗，要舉行戰敗之禮。

戰敗之禮在《周禮》中被列為凶禮，即有關哀憫、弔唁、憂患的禮儀。

《周禮·春官·大宗伯》雲:“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兇札，以吊禮哀禍災，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戰敗之禮包括軍隊兵敗返回時國君哭迎敗師及率群臣哭於社之禮，國君還要憑弔祭奠死亡的將士。當國都被攻破，為了保全社稷還要向戰勝方行投降之禮以求東山再起。我們一一來看：

戰敗後國君哭迎敗師及率領群臣哭於社之禮

《孔叢子·》記載:“若不幸軍敗,則騎赴告於天子,載橐帳。天子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於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

這裡說的是春秋時期，軍隊如果出征失敗，要先派人向君王報告，當使者乘車歸國稟告時，他的鎧甲與弓不能收入袋子中，表示要報仇的決心。君王聞訊後身穿喪服哭於庫門之外，而朝廷的大夫們也要穿喪服哭於社，將領如果丟了城池則要哭七天。庫門即大門，在宮城之外。這裡“哭於社”是什麼意思呢？社是一國土地的象徵，軍隊打了敗仗，丟失了土地，要向社神哭訴。

《禮記·檀弓》有載:“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太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後土。”這說明君王不僅身穿喪服哭於庫門之外，還要率領眾臣哭於社。

君王以喪禮迎接敗軍歸來，軍隊將士也要以喪禮自處。《周禮·夏官·大司馬》曰:“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這裡的“厭”指的厭冠，厭冠屬於喪冠。指的是軍隊打了敗仗，大司馬要戴喪冠，護送祖先與社的“主”歸於祖廟與社廟。大司馬是做什麼的呢？大司馬之職，西周始置，與司徒、司工並稱“三有司”，為朝廷大臣，常統率六師或八師出征。“

春秋時國君哭迎之禮，在《左傳》中秦晉崤之戰有記載

穆公聞聽秦軍打了敗仗而回，穿著白色喪服等候在郊外, 面對秦師痛哭。秦穆公道：“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意在向眾臣悔過，將過失和責任都歸於自己。他對被釋放回來的將士哭著說：“我違背了蹇叔的勸告，讓你們受了委屈，這是我的罪過啊。”

國君憑弔祭奠陣亡將士之禮

除了哭迎外，君王還要吊勞死亡的將士。《周禮·夏官·大司馬》:“王吊勞士庶子，則相。”鄭注:“師敗，王親吊士庶子之死者，勞其傷者，則相王之禮。”當然了，不僅是戰敗了要吊勞死亡的將士，戰勝了也一樣要慰問將士。

不過當時對待陣亡將士之禮，在在現代人看來有些不近人情，特別是戰死者的屍體不能歸葬所屬宗族之墓域，而要葬在戰場或宗族兆域之外。因為春秋與漢以後之人都認為戰死者的鬼魂會傷害活著的人。《白虎通·喪服篇》引《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皮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為昭穆之屍,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

古人這麼做，並不是要懲罰這些戰死的將士，而是古人認為戰死者是非正常死亡，戰死者的身體毀傷有辱祖先。而且對於不能入兆域的孤魂也要進行祭禱，以免其危害活人。

戰敗投降之禮

春秋時期國家之間發生戰爭，戰爭一方如果國都被攻克，那面臨的很可能是國君被俘，甚至國家滅亡。這個時候戰敗國的一切土地、人民和財富都要聽任戰勝者的裁決了。而戰敗國會想盡辦法，包括實施投降禮儀來挽救國家的命運，保存社稷，以求東山再起，或者是積攢力量伺機復仇。實施投降禮儀的一般是中小國家，接受投降禮儀的一般是大國或是強國。

戰敗一方，往往在舉行隆重的投降禮儀後，祈求戰勝方的豁免。勝利一方出於道義，也會接受戰敗方的請求，給對方留有活路。君王投降後還可以繼續為王，國家也可以繼續存在和發展。這與戰國時期，以滅國為目的殘酷戰爭相比，溫情了許多。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有兩點：

一是春秋時期，各諸侯國貴族之間多有聯姻，有的血緣較近。無論大國還是中小國家都是貴族統治，且相互又有宗族、姻親關係。如果發生戰爭將其滅國豈不是同室操戈，為天下人所不恥。《左傳·閔公元年》引管仲語“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正是對此的恰當解釋。

還有一點就是春秋時期生產力落後，傾舉國之力發動戰爭滅一國，不僅無法對戰敗國實行有效控制，不小心還會耗盡國力，將敵國消滅後，自己也離土崩瓦解不遠了。

那麼戰敗一方實施投降禮儀能保住國家和君王的性命嗎？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說：“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與《左傳》所載相同，五十二個亡國的國家都沒有記載實施投降禮儀，而實施投降之禮的國家，國家社稷都得以保留，君王也沒有性命之憂，說明投降禮儀還是非常重要的。

投降禮儀在儒家看來是恥辱的象徵，所以未將其寫入儒家的著作，但《左傳》如實地記載了春秋時的一些戰敗投降禮儀。

《左傳》是傑出的歷史散文鉅著，記載了春秋時期直接涉及投降禮儀的幾次事件：分別是《襄公二十五年》《僖公六年》、《宣公十二年》、《昭公四年》。

戰爭背景是公元前550年，鄭國卿子展、子產率戰車700乘伐陳，攻入陳國都城，陳哀公著喪服，抱社主，表示國家已亡。文武百官都自縛為囚，聽候鄭軍處置。

雖然是勝利者，但子展與子產表現得可謂彬彬有禮，親自守候在宮門前，不讓其他人入內，以免對陳國宮庭進行劫掠和破壞，可謂紀律嚴明。

子展以“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之禮見陳君，也是當時大臣見異國國君的通禮，沒有一點作為勝利者對於戰敗者的輕視。子產入宮，清點完俘虜人數後就出宮了，並沒有將陳國的民眾、兵馬和土地佔有或帶回鄭國，鄭軍直接班師回國，完全是仁義之師的風範。

《左傳.僖公六年》發生的事件，則將投降禮儀更加具體化。失敗的君王出降時，需要執行一定的禮儀。大致可分為國君“面縛”、國君“銜璧”、國君“”、大夫“衰絰”、士“袒”、大夫和士“輿櫬”五個部分。實施投降禮儀的國君“面縛”、“銜璧”、“肉袒牽羊”，表示自己將“受死”，臣子們則是“衰絰”、“輿櫬”，要為國君舉行喪葬之禮。這明顯是一種“假葬禮”，是乞活之禮，大丈夫能屈能伸，只要國家社稷能保全，其他都是次要的了。

國君“面縛”，指的是國君反綁雙手出降，表明放棄自己生命，誠心臣服，期待受降者的寬容。

國君“銜璧”象徵著將用來“禮天”的祭器”——璧送給受降方的國君，聽從戰勝方的裁決。。

國君“肉袒牽羊”，是指國家赤裸上身，牽了羊投降，表示臣服，任勝利一方宰割。

大夫“衰絰” 也是表明戰敗國臣子的一種態度，戰敗國大夫們身穿孝服，表示其國君將受死。“衰絰”是古人的喪服，喪期當胸前處綴有長六寸、寬四寸的麻布叫“衰”，結在頭上或者系在腰間麻布、麻帶或者麻繩之類的叫做“絰”。大夫們身穿孝服先穿孝服，以示國君將受死。

大夫和士“輿櫬” 也是一種顯示其國君將死的意思，名義上是求死，實際意在乞求戰勝方能寬容。

“櫬”就是棺材。“輿”一為名詞，“車廂”的意思,二可為動詞，“抬著”的意思，就是大夫和士抬著為將要就死的國君準備的棺材，準備為其舉行葬禮，也是顯示其國君將死的意思。

在行禮過程中，上述五個環節並非都要執行，而是根據情況實施其中的一些部分，我們先來看《左傳.僖公六年》發生的事情。

這裡記載事件背景是楚國和齊國爭霸。公元前 654 年，齊桓公率領諸侯軍隊攻打楚國的盟友鄭國。楚成王圍許救鄭，包圍齊國的盟友許國，許國向楚國投降。為了乞求楚國的寬容，許國的大臣仿照商朝微子向周武王投降之禮，向楚成王請降。

當年周武王伐紂滅商，就採取了“面縛”、“銜璧”“輿櫬”等投降禮，才有了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

於是受降這天，許僖公兩手反綁，銜著玉璧，許國的大夫們穿著孝服，士卒抬著棺材來到楚成王面前。這陣勢把楚成王嚇了一跳，有點不知所措。大臣逢伯是個明白人，他告訴成王，許僖公是效仿商朝微子向周武王投降之禮，此刻大王您應該向周武王學習“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才是。楚成王一聽很高興，周武王可是一代聖主，自己效仿周武王也必將留名青史，於是欣然接受了許僖公的投降。許僖公雖然受屈行亡國投降之禮，但也保全了社稷江山，也算是一個好的結果。

《左傳》還記錄了兩次投降之禮，受降者也是楚國，不得不說春秋時期楚國真的是縱橫擴張，非常霸氣，而實施投降之禮的分別是鄭襄公和賴添公。

據《宣公十二年》記載：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之，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之，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楚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這段文獻說的是，宣公十二年（公元前 597 年）春天，晉楚爭霸，因鄭國與晉國結盟，楚莊王出兵攻破鄭國國都滎陽。殺進鄭國後，楚莊王立即下令:“不許搶掠，違令者斬立決”！於是楚軍進城秋毫無犯。

國都失守，鄭襄公被迫投降，他把衣服脫了，赤裸上身，左手牽了一隻羔羊，右手捧著鄭國的國書、地圖、戶籍，向楚莊王表示臣服，任其宰割。

楚莊王接受了鄭國投降之禮，保存了鄭國。鄭襄公感激楚莊王的寬容，親自去楚營慰勞楚軍並與楚國結盟，雙方皆大歡喜。

《左傳.昭公四年》記載 ：（楚子）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鬥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

這裡說的是，昭公四年（公元前 538 年）秋天，賴國被楚國攻破，賴添公向楚靈王行投降之禮。賴國國君賴添公兩手反綁，銜著玉璧，士袒露著背、抬著棺材來到楚靈王面前。

楚靈王聽從椒舉之言，親自為賴添公鬆綁，接受了他的玉璧，燒掉他的棺材。賴國國君和民眾得以保全了性命。

以上我們可以看到，春秋中前期，諸侯之間雖然征伐不斷，但他們之間的戰爭是極為講究禮儀的。即使是對戰敗國的國君，也給予足夠的尊重。不過對於不奉周天子為“天下共主”的異族，是沒資格享受這種“禮遇”的，更不受各大諸侯的保護。各諸侯國之間的戰爭總體來說是適度的，遵循周朝制定的“ 軍禮” 原則，大多以敵方屈服為目的。

軍隊即使打了敗仗，也會按照禮儀行事，包括敗師返回時國君哭迎及率群臣哭於社之禮，國君還要憑弔祭奠死亡的將士。當被別國徹底擊敗，國都城池淪陷時，會向戰勝方行投降之禮希望保留國家社稷以圖東山再起。

可到了春秋末期，特別是戰國時期，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大的諸侯國需要更多的軍隊來征伐別國吞併其土地，戰爭也不再是貴族的特權，更多的平民加入進來併成為戰爭的主體。戰爭的殘酷性凸顯，實力強大的國家，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吞併別國時，會毫不猶疑將其滅國。西周傳承至春秋的用來指導、規範和約束戰爭規模及其烈度和強度的軍禮制度被完全拋棄，戰敗一方用先前的戰敗禮儀乞降保存實力，以圖東山再起，也變得毫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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