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要數櫻花，人要數武士“，這是日本民間的一句諺語。意思是，就像櫻花是最美麗的花一樣，最出色的人要數武士。

二戰時，在硫磺島戰役中自殺的奧運冠軍

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上，日本騎兵中尉西竹一，與其愛馬“天王星”參加了馬術男子個人障礙賽。由於日本在1931年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入侵了中國東北，此時的日本在國際輿論正遭受著廣泛的輿論譴責，再加上美國當時排斥日本移民，美國國內爆發了空前的反日浪潮。

但是，10多萬在場的美國觀眾被西竹一的精彩表演打動了，紛紛高喊他的名字：“Baron Nishi（西男爵）”。最後登場的西竹一靠著高超的技術，力壓群雄，獲得了金牌。這是日本在奧運會上第一次獲得馬術項目的金牌，也是到2010年為止日本在奧運會馬術項目上獲得的唯一一塊金牌。

圖 | 西竹一與他的愛馬

1944年的硫磺島戰役，作為日本軍官的西竹一被美軍包圍，美國人以“世界將為失去馬術中的西男爵而惋惜”向西竹一勸降，試圖以西方的”騎士精神“感召他有尊嚴的投降。但是，西竹一仍然選擇以日本武士的方式自殺了。

西竹一的自殺，被歌頌為“生命要如櫻花般盛開，亦要如櫻花般凋謝”，相傳西竹一曾經救助過受傷的美國士兵，為了紀念他，後來人們甚至在硫磺島還修了一座”西大佐戰死碑“，以表表揚他的武士道精神。

圖 | 櫻花和富士山，是日本重要的文化符號

但是，西竹一僅僅是二戰中日本軍人形象中，能找到些許“人性光輝”的為數不多案例。在二戰的戰場上，日本軍人更多展現的是其兇殘的一面。

戰敗後，很多日本軍人覺得愧對天皇，而選擇自殺。不僅如此，他們還經常以“寧為天皇而玉碎”的名義，對反法西斯盟軍發動自殺性的攻擊。

外界都將日本軍人這樣無畏死亡的舉動，簡單地歸為”武士道“精神的體現。

對此，我們不禁會感到困惑：難道被日本奉為民族文化血液的“武士道”，僅僅就是教人變成只會奉行“效忠天皇，為天皇赴死”這樣的口號，沒有獨立人格的殺戮工具？

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真正瞭解日本的”武士道“，你就會知道，二戰時日本軍人的那一套，早就偏離了”武士道“精神的本質了。

那麼，日本的”武士道“是什麼？要弄清楚日本的”武士道“，我們得先了解一下武士這個群體。

武士階級的起源

與古代中國一樣，日本在封建時代，也是一個農業國。土地作為最重要的社會經濟資源，直接關係到人們基本的生存利益，對人們有著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也是人們拼死追求的焦點和利益空間。日本受地理環境因素影響，耕地資源十分有限，所以，各個時期爭奪土地財富的鬥爭也尤為激烈。

土地糾紛必然會導致武裝鬥爭，土地私有制後的地主私人武裝，為武士的出現鋪平了道路。

武士，其實是日本古代一個階級的名稱。所謂的武士階級，產生於日本的平安時代，平安時代大致對應的是中國的唐宋時期。武士們最開始是日本貴族養起來的私人武裝，相當於侍衛。因此，在日語中，武士被寫作侍衛的“侍”字，讀作samurai。

圖 | 早期的武士與農民矛盾重重

平安時代的武士還處於在野地位，作為國家統治體制之外的、私人的軍事力量，先是主要活躍於經濟領域，為莊園主看家護院和兼併土地，充當經濟鬥爭的工具，並以莊園為基地，不斷地在地方上擴張勢力。後來，又充當權門貴族的帶刀侍衛，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鬥爭工具，同時還扮演著國家鎮壓地方叛亂、維持統治秩序的武裝力量的角色，活躍於經濟、政治和軍事各領域，活動中心也逐漸從地方向中央延伸。

隨著日本貴族長期養尊處優，逐漸失去了活力。12世紀80年代的“源平大戰”後，源賴朝依賴關東武士的武力戰勝平氏、征服奧州，創建起鎌倉幕府，開創了武士作為統治階級的武治主義的新時代。

從此，武士在日本成為了無可爭辯的統治階級，行使政治權威、主宰著國家的命運、引領著民族文化，日本社會告別了貴族政治時代，跨入了漫長的武人執政時代。

那時候，武士可不是誰想當就能當的。武士的主要來源包括：

1. 名主宗族子弟，名主其實就是莊園的大地主，最初的武士是這些地主的私人武裝，其首領的選拔上自然是宗族子弟優先。
2. 土著貴族，地方的小地主，為了保護和擴大土地，就要發展武裝。
3. 軍事貴族，中下級軍事貴族中不少人也出身於皇族或中央貴族，因在中央升遷無望，卸任後不回京都，通過與地方豪族通婚，擴大勢力範圍。

鎌倉幕府後進入了室町、戰國和織豐時代（織田信長、豐臣秀吉），日本歷史上的百年戰亂時代。戰國時期，武力失去了約束，實力主義成為時代的象徵，武士頻頻改變效忠對象。在實力主義浪潮中，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被演繹得淋漓盡致。

戰爭過程從來都是優勝劣汰的過程，不講顯赫家世和傳統秩序，只認軍事實力和軍事才能，給每個武士特別是不滿現狀的下級武士，提供了出人頭地的平臺和希望。於是，從下級武士中不斷湧現出時代的風雲人物。

“武士道”的出現

德川家康結束了戰國的亂世，日本進入德川幕府時代（相當與明朝末年的時候）。

德川幕府為了壓制以京都為中心的天皇朝廷的貴族文化，以鞏固幕府掌控下的封建體制，於是，有意識地抬高武士階級的社會地位。

德川幕府先是完善了豐臣秀吉仿照中國開創的”士農工商“的社會等級秩序（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士“並不是中國所指的讀書人，而是武士），將日本的武士階級在社會中的地位拔高。

圖 | 德川幕府的武士階級

武士會享有很多特權，比如，幕府規定民間只有武士階級才能隨身帶刀，農民見到武士，必須把路讓開，在路邊下跪行禮。社會地位的提高，使武士們暫時地安分了下來。

但是，日本的主流價值觀深受中國的儒家影響，武士的行為方式與其格格不入。戰國時代武士那種征戰殺伐、拔劍生死，只有簡單的主僕倫理的形象特徵，顯然不適合作為和平時期的典範。如何改造武士階級的文化和道德，以將其作為整個社會的準則，成為了德川幕府首要的任務。

武士階級信奉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根本不具備提煉理論體系的基礎。為了解決武士理論基礎單薄這個問題，日本人將目光投向了儒學和佛教。

於是，“武士道”就出爐了。

孔孟的儒家思想，為”武士道“構建了倫理體系

人和宇宙在精神和倫理上必須是一致的，這就是”天人合一“。同樣，一個武士如果沒有服從於倫理感情，那麼，他只是一個殺人機器。

於是，日本的學者用儒家的倫理思想，為”武士道“打造了倫理體系：

• 仁，”至剛則柔，愛即勇“，惻隱之心，仁者無敵，成為了武士的訓條。
• 義，“義猶如筋骨，給予武士硬度與高度——無骨，頭不可立於椎；無義，雖有才學不足以立於世。”義——武士要正直，公正。
• 禮，武士的禮儀非常繁瑣，但禮儀的最終目的強調的是修心。
• 勇，論語有言：”見義不為，無勇也“，真正的武士，要有敢作敢為的精神。
• 信，”缺乏誠信的禮儀，是一場鬧劇“，真正的武士，要一諾千金。

圖 | 深受儒學影響的日本“武士道”

儒學的思想為日本的”武士道“提供了”道的覺悟“，但儒學有個缺陷，就是沒有解決人死後的問題，這時候就輪到佛教出場了。

佛教的思想，為”武士道“奠定了生死觀

越是人命如草的戰亂時代，越會讓人們不再追求世俗的功名利祿，也不再關心如何救世，反而是靜下心來回歸自我和內心，思考一些跟人生有關的哲學問題。武士是個與死亡打交道的職業，所以，更是離不開對生與死的思考。

儒學倫理能解決的是生前的問題，但並不擅長對於死亡問題的抽象思考。

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坐了七天七夜，到了拂曉時分，突然覺悟，悟到了宇宙和人生的真相，從此成了佛陀。佛陀什麼意思？就是覺悟了的人嘛，超越了生死、名利以及各種慾望和執念，徹底擺脫了痛苦的輪迴。

圖 | 菩提樹下的佛陀

日本人引入了佛教的禪學理論，解決了武士對於死的困惑，簡單說就是通過覺悟，超越死亡，求精神的解脫。正所謂是武士道“死的覺悟”。

就這樣，“道的覺悟”和“死的覺悟”，構成了日本“武士道”思想的兩極。在武士求道的過程中，也為其留下了獨立人格進行思考的空間。而後，”武士道“又強調了日本神道教的”忠君“、”敬祖“、”孝道“等思想，為武士傲慢的性格中又增添了服從的因素。

“武士道”，是怎樣化作日本民族血液的

武士道經儒學和佛教加持後，迅速成為德川幕府對庶民進行道德教育的素材，武士被推崇為整個社會的道德標杆，武士階級成為其他三個階級爭相模仿的對象。

在江戶時代長達二百五十年的和平時期，德川幕府通過遍佈全國各地的“寺子屋”和“鄉校”將儒學作為庶民教育的主要內容，使日本的庶民階級和武士階級在儒學上取得了道德的共識。庶民以儒學作為道德標準，將幕府所推崇的武士典範作為道德標杆，逐步形成了一套被全社會認可的道德觀念。

圖| 江戶時代在寺院所設的私塾——寺子屋

德川幕府對國民教育非常重視，日本普通民眾的識字率高達40%～50%，遠超同時代的清朝。

幕府通過庶民教育既實現了儒學普及，又實現了“武士道”的全民化。長此以往，“武士道”逐步由武士階級的道德準則，進而轉化成了整個日本民族的民族性格的一部分。

近代中，日本軍人的“新武士道”，是對傳統“武士道”的謀殺

“明治維新”後，日本效仿英國，致力於打造君主立憲制下的民族國家。

江戶時代形成的“武士道”提倡多元分散式效忠的主僕道德，與明治政府提倡的“效忠天皇”的一元化效忠模式，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傳統的武士瞧不起庶民出身的士兵和軍官，不僅無法與之和諧相處，甚至出現不聽其指揮的現象。這嚴重的影響了，日本打造高組織性近代化國家的進程。

這種矛盾的背景下，爆發了“西南戰爭”。最終，代表傳統武士階級的西鄉隆盛自殺，明治政府贏得了勝利。西南戰爭，標誌著日本傳統“武士道”的消亡。

圖 | 西鄉隆盛雕塑

在肉體上消滅仍不服從的頑固武士之後，明治政府完成了對舊武士道的揚棄，而其建立的日本皇軍的“新武士道”。雖然還保有“武士道”的名字和外表，但是，其核心卻是披著武士道外皮的軍國主義，是如假包換的來自普魯士的舶來品。

“新武士道”，去掉了傳統“武士道”中的儒學思想，將其核心變為皇道武士道，即“效忠天皇，毫無保留地赴死”。此後，所謂的天皇的武士，在去掉了獨立人格後，也就變成了殺人的機器。

就這樣，日本皇軍在敵國的土地上，彷彿化身為古代戰場上掌握生殺大權的武士，恣意殺戮敵方的軍人和平民，斬首俘虜。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奉行的那套所謂的“新武士道”，只是邪惡的軍國主義統治者的政治手段：一把廉價的武士刀，一句響亮的口號，就能讓一個年輕的農民放下鋤頭，拿起搶，將人性的邪惡在異國釋放，也將自己的生命也留在了他鄉。

結語

我們可以批判、譴責那些利用文化，去行使邪惡目的的政治野心家，但是，對於文化之於個體思想的影響，我們卻是無能為力。無論這些影響是有益的還是有害的，無論我們是選擇接受還是拒絕，這種影響都會必然會以某程度刻印在我們的大腦中，影響我們的行為。

作為個體的我們，既無法拒絕，又無處藏身。因為，沒有人可以活在文化的真空中，每一個人都必然被自身所處的文化環境，裹挾在歷史的洪流裡。在這種歷史的洪流之中，我們每個人都是非常脆弱的，誰也無法擺脫歷史進程和文化環境的影響。

所以，如何處理文化與政治的關係，是每個文化工作者的時代責任。

1、《武士道》——新渡戶稻造 ，2016-1 浙江文藝出版社

2、《日本武士興亡史》—— 婁貴書 ，2013-5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3、《兵者不祥》—— 劉鶴，2019-7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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