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以及中國帝制的開創者，秦始皇嬴政留下的四大遺產，影響了中國此後兩千多年的歷史。後世儒家拿“焚書坑儒”“修萬里長城”等宣揚秦始皇的殘暴。但是不可磨滅秦始皇對後世的影響，他確立的帝制、郡縣制、重視法家思想與手段、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以及對民間嚴加防範、封禪泰山、尋求長生這些舉動，被之後歷朝歷代的君主所效仿。漢代繼承並發展了秦的帝國模式，並且最終完成了由封建制到集權國家的轉型，確立了以儒家理念為社會規範，法家思想為幕後手段的治理國家的模式。

皇權

首先說皇帝，始皇帝，也就是秦始皇嬴政，始的意思是第一，嬴政希望自己當第一個皇帝，“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需要解釋的是“皇帝”這個詞的由來。在公元前221年，秦國征服六國、一統天下那一年，當時還叫秦王的秦始皇，命令丞相、御史大夫、廷尉等官員議論自己的新稱號。大臣們討論了好一通，終於達成一致：秦王的功績已經超越了以往所有帝王，什麼三皇五帝，統統不在話下，所以必須創新，發明一個新稱號。秦國負責掌管書籍文典的官員，從古籍當中找出了天皇、地皇、泰皇等稱號，這其中“泰皇”是最尊貴的，泰就是泰一，是地位高於天神、地神的神明。於是大臣建議秦王採用“泰皇”來作為尊號，不料嬴政看不上，最終從泰皇二字當中取了一個“皇”字，從五帝當中取一個“帝”字，合稱“皇帝”。一般認為，這是“德兼三皇，功蓋五帝”的意思。嬴政所在意的其實是那個“帝”字，“皇”只是修飾而已，因為在秦國原始宗教裡，掌管四方的神就稱為“帝”，這個帝字最能達到神化自己的效果。不管哪種解釋，皇帝這個稱號，算是就此誕生了，它的影響力，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中國的第一個皇帝是秦始皇，末代皇帝是愛新覺羅·溥儀，這期間，長達兩千一百三十年，前赴後繼，共有將近五百個皇帝，其中最長壽的皇帝是乾隆，在位六十年，退位的時候已經八十五歲；最短命的皇帝則是漢朝的殤帝，名叫劉隆，百日登基，死的時候還不到一歲……因為有了皇帝和皇權體制，從秦朝開始直到清朝滅亡，這兩千多年間的中國社會，都可以稱為“皇權社會”。

秦始皇這個人該怎麼評價，我們並沒有給出他個人的觀點。他只是說，秦始皇充滿傳說色彩，介於暴君與雄主之間，言下之意，這是一個爭議人物，至於是雄主的成分多，還是暴君的成分多？他的態度是存而不論，他把更多的研究重點放在了秦始皇的政績之上，其中影響最大的，要數秦始皇對中國政治結構的改革：推行郡縣制代替封建制，之前的中國政治結構，國家分為若干級的封國，由周王室以“天子”的名義，授予各級貴族在自己封地上的統治權，貴族們承認周天子名義上的宗主權，並且履行一定的義務，比如進貢什麼的，這種制度，就叫做“封建制”（這裡的“封建”強調製度下權力的劃分，不能等同於我們日常所用的“封建”），這種制度，賦予了各個封國很大的自主權，但是對中央政權來說，想控制他們就很難，西周時代，周王憑藉實力優勢，還基本可以指揮諸侯，但到了東周，周王室東遷洛邑，丟掉了根本之地，變得沒什麼實力，諸侯也就不把他放在眼裡了。而秦朝的政治，廢除了這種給諸侯分封土地的封建制，改將天下分為三十六郡，行政官員都由皇帝委派，向中央政府負責，這樣中央政權對國家的控制能力也就大大加強了，這種政治結構設置，從秦朝開始，基本貫穿整個中國的皇權時代。

秦始皇的第三項遺產，是用法家思想統治國家，事實上秦國曆史上的一些關鍵階段裡，都是法家人物和法家的思想起了關鍵作用，比如商鞅、韓非子、李斯。所以秦朝的政治是深受法家影響的。不過說到這個問題，我們還得辨析一件跟秦始皇有關的著名事件，那就是焚書坑儒。當時的“儒”，不僅指儒家，還包括方士，確切講，與其說“坑儒”，不如說“坑諸生”，並不是專門針對儒家的，至於“坑儒”的說法，那是東漢以後開始流行的。至於後人把坑儒解釋為“儒法鬥爭”，認為坑儒是李斯所代表的法家對儒家的鎮壓，也是誤會。李斯之所以主張坑儒，則因淳于越等人拘泥於封建制，反對郡縣制，說白了，這是一場制度之爭，而不是學術思想之爭。相應的，所謂焚書，焚燒的《詩》《書》及諸子百家書籍，在李斯看來，這些書有可能被利用，作為批判體制的工具。就此來講，焚書與坑儒一樣，目的皆在於捍衛體制。

秦始皇的第四項遺產，門類就比較多了，比如，對民間的嚴密防範。統一六國後，秦始皇把民間的兵器收集到都城咸陽，統統銷燬，鑄成十二個大金人（這個金不是指黃金而是泛指金屬），據說每個金人重達千石（讀dàn，是一種計量單位，一石約合120斤），另有一說，重達二十四萬斤，也就是兩千石；再比如統一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等，這些都對後世影響深遠。

除此之外，他的很多行為有意無意間開創了先河，成了後代皇帝效仿的典範，即便他們不好意思公然宣稱是在效仿秦始皇，但秦始皇的影響還是很顯而易見。

我們說下 秦始皇的巡行，就是巡遊天下，這可不是遊山玩水，其意圖在於祭祀山川、體察民情，同時立威，畢竟東方六國都是通過殘酷戰爭征服的領土，並不安定。自公元前221年稱帝，到公元前210年去世，這十一年間，秦始皇共五次巡行全國，平均兩年一次，最後死於巡行途中。

第二次巡行之時，秦始皇的一個行為無意中又開了個頭，這就是封禪泰山，封是祭天，禪是祭地。從秦始皇開始，封禪泰山就成了古代皇帝最高規格的祭祀大典。後世的皇帝，倘若認為自己功高蓋世，澤被萬民，有必要向天地報告自己的偉大功業，同時向民眾宣示“受命於天”的政治使命，都會選擇來泰山封禪。這本書提到，公元前110年四月，漢武帝劉徹登泰山封禪，公元56年，漢光武帝劉秀登泰山封禪，就連夾在西漢與東漢之間的王莽，都曾經準備去泰山封禪，2001年，長安城出土了一塊玉牒，上有“封亶（dǎn）泰山，新室昌”等字樣，王莽建立的短命朝代叫新朝，“新室”就是指新朝的皇室，這是王莽為泰山封禪所準備的，只是迄今未見他去過泰山的記載，應該是沒能去成。後來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宋真宗趙恆等，也都曾到泰山封禪，始皇帝的遺產如此得到了繼承。

秦始皇另一個在後代引起諸多人效仿的舉動是“求仙”。一面秦始皇希望他的帝國可以千秋萬代，傳之無窮，一面也希望自己能長生不老，肉身不滅，故而他執著地投入了許多人力、物力、財力，到東海尋覓仙人和仙藥。事後證明，這都是虛妄之舉，什麼用都沒有。秦始皇追求長生不老，可惜只活了五十歲，哪怕在當時，都不算長壽；他祈求大秦帝國萬世不衰，不承想二世而亡。

秦始皇之後，喜歡求神訪仙的皇帝，首推漢武帝。漢武帝執政時間長達五十四年，所以他乾的荒唐事，諸如信方士、尋神仙、求長生，也遠多於秦始皇。直到公元前89年，風燭殘年的漢武帝，還到東萊海邊尋訪神仙，幻想前往蓬萊仙島呢，可惜風急浪高，無法成行，這時他才覺悟，對群臣感嘆說：“以前朕太傻了，被方士欺騙，天下哪有什麼神仙呢！”這是司馬光《資治通鑑》裡的記載。

好關於秦始皇和他的遺產，我們就先說到這裡，如果要概括一下秦始皇這些遺產對後世的影響力，其實毛澤東的《七律•讀呈郭老》裡有一句，特別直接到位，那就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所謂的“秦政法”，就是指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廢除了“封建制”，改成“郡縣制”，郡縣長官由中央王朝任命，從而穩固了中央集權，也就成為幾千年來中國政治體制的一個基本格局。我們引用了毛澤東的這首詩，認為這它非常到位地寫出了秦始皇對中國後世的影響。

始皇的四大遺產

“秦始皇的四大遺產”，在漢朝的傳承與發酵。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我們結合著漢朝的歷史，細細來講。

我們從秦朝的滅亡說起，盤點一下秦朝的掘墓人，主要有四個：一是陳勝，他在大澤鄉發動了第一次反秦武裝起義；二是項羽，義軍與秦軍作戰，正面戰場，他是領導者；三是劉邦，他不僅建立了漢朝，而且反秦的各路義軍中，他最先率軍進佔咸陽，滅掉了秦朝；第四則是趙高，沒有這樣的大奸在朝中指鹿為馬，胡作非為，秦朝怎麼會那麼快崩盤呢。

我們對項羽的印象，說好聽一點，叫英雄，說難聽一點，就是莽夫。項羽稱霸於亂世，不僅憑藉武力，還有一套政治構想。秦朝滅亡之後，項羽立楚懷王的子孫熊心為義帝，自封西楚霸王，將反秦的各路英雄分封為十八個諸侯王，劉邦被封為漢王，這顯然是一種封建制；至於基層，則繼承了秦朝的郡縣制。說到底，項羽所期待的新型國家，乃是封建制與郡縣制的結合體。劉邦與項羽雖然是對手，勢不兩立，但最終置項羽於死地，劉邦開創的漢帝國，卻直接抄襲了項羽的政治創意，也搞起封建和郡縣的結合，區別在於，項羽封的是異姓王，劉邦在早期封了韓信等幾個異姓王之後，軟硬兼施，四處出擊，把異姓王幾乎都換成了同姓王，都是劉家人，還跟群臣共同立下了“非劉姓不王”的誓約。

聽到這裡，也許有人會問，不是說“漢承秦制”麼，劉邦搞分封諸侯王這一套，豈不背棄了始皇帝最大的政治遺產郡縣制？這個問題應該這樣理解：劉邦一手搞封建制，把劉姓子弟分封到各地，稱王稱侯；另一手則在搞郡縣制，大漢下面的各個王國，依然以郡縣為基礎。顯而易見，他試圖取封建制與郡縣制各自的長處，使二者兼容。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針對長達千年的封建與郡縣之爭，發明了一個折中或者說搗糨糊的論斷，叫“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以郡縣制為主體，封建制為補充，劉邦的思路與之相似，不過他是以封建制為主體，郡縣制為補充，這叫“寓郡縣之意於封建之中”。

俗話說，想法趕不上變化。劉邦設想：劉姓子弟，駐紮各地，拱衛中央，劉家天下便可長治久安。這終歸有些一廂情願，劉邦高估了血緣的作用，而低估了權力的作用。權力總是飢腸轆轆，貪婪和擴張是它們的本性。所以在劉邦的孫子，漢景帝劉啟的時代，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徹底爆發了。中央要削藩，漢景帝採納晁錯的《削藩策》，先後下詔削奪楚、趙等諸侯國的封地；地方要擴張，六十二歲的吳王劉濞聯合楚王劉戊、趙王劉遂、濟南王劉闢光等六家諸侯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發動叛亂，史稱“七國之亂”。

這場戰爭，僅僅持續了三個月，以中央勝利而告終。漢景帝趁勢打擊諸侯王，譬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什麼意思呢，假設說你是吳王，你有五個兒子，那就把這五個兒子封為侯，讓他們瓜分吳國，他們的子孫，繼續封爵，繼續瓜分，這麼一來，諸侯國必然被肢解，化作一地碎片；與此同時，取消諸侯王任免封國官吏和徵收賦稅的權力，官由中央來派，稅由中央來收，諸侯王就此被架空，一點權力都沒有了……經過這一番博弈，中央集權大大加強，地方雖有封建之名，實質則是郡縣制。中國重新回到了秦始皇的政治軌道。也就是說，漢初劉邦試圖用一種調和的手段，讓封建和郡縣並存，這個努力終告失敗，中國的政治發展路徑，又重拾了秦始皇的遺產。

這就是秦始皇遺產影響力的第一個方面：郡縣制，對秦代之後中國組織結構和權力結構的影響。

通過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從項羽到劉邦再到漢景帝，這些曾經執掌中國最高權力的政治人物，對郡縣制的態度有一個明顯的演變過程，項羽是推翻、重走封建老路，只把郡縣制保留在基層，劉邦是家族內部推行封建制，其他用郡縣制作為補充，而漢景帝，通過分化諸侯王的權力，來削弱封建制的影響，可以說，這些人對“郡縣制”這項秦始皇遺產的認識，是越來越透徹，也越來越重視，漢景帝之後的漢武帝，更是通過“推恩令”等手段，進一步削弱諸侯王，讓封建制名存實亡，強化了君權，而這也是帝制時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一條主線。

“秦皇漢武”經常被放在一起說，實在不是偶然，這倆人的相似之處太多了，除了前面提到過的泰山封禪、求神訪仙，這裡再來補充兩點更根本性的。第一，秦始皇執政，奉行嚴刑峻法，像陳勝吳廣起義，正是他的嚴酷法律逼出來的，陳勝、吳廣等九百人，被朝廷徵兵，去戍守漁陽，走到大澤鄉，遇到大雨，道路被阻斷，無法通行，照此下去，必定要遲到。按照秦律，“失期，法皆斬”，意思是，一旦遲到，一律殺頭，根本不問情由。陳勝、吳廣商量：現在逃亡也是死，起義也是死，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一票大的。於是揭竿而起，四方響應。對於秦始皇的法律，稱之為“嚴懲主義”，對於劉邦的法律，如約法三章，稱之為“簡約主義”，兩相對比，差異非常鮮明。不過劉邦的簡約主義法律觀，並沒有被他的子孫繼承下去。漢武帝執政不久，竟恢復了秦朝的嚴刑峻法，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據《漢書·刑法志》記載：“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對此，我們只解釋一句，“大辟四百九條”，大辟（開闢的闢），就是死刑，共有四百零九條罪名可以判死刑，這個數據有多麼恐怖。另外再說一點，我們都知道一個詞，叫“酷吏”，酷吏的興盛，正源自漢武帝時期，由此可見那個時代法網的嚴密，法度的森嚴。

“領土擴張”也是漢武帝與秦始皇相似的一點。秦始皇執政，北征匈奴，出兵三十萬，南討百越，出兵五十萬。漢武帝呢，我們舉一個例子，從公元前129年到公元前119年，這十年間，衛青七次遠征匈奴，霍去病六次遠征匈奴，其中三次是共同作戰，算起來，那也有多達十次的大規模遠征，這是在北方。在南方，漢武帝曾征討南越、西南夷；在東方，漢武帝曾征討朝鮮半島，並且在朝鮮半島北部設立了樂浪、玄菟等四個郡；在西方，漢武帝為了得到大宛的寶馬，曾派李廣利出征，打了四年仗。像這樣四處作戰，四面出擊，所付出的代價，則是國家困窮，民怨沸騰。到漢武帝執政晚期，大漢王朝已經岌岌可危。

從推崇嚴刑峻法，到熱衷於領土擴張，以及個人的生活習慣和排場，漢武帝和秦始皇都太像了，我們可以說，秦始皇的那一套，在漢武帝身上覆活了，至少是部分地復活了。而像他們二位這樣的帝王，在之後的歷史當中還將不止一次地出現，只是有的成功，有的失敗。我們可以把這歸結為“秦始皇遺產”影響力的第二個體現，那就是，從依靠嚴刑峻法的治國手段，到評判帝王功業的標準，秦始皇（也包括漢武帝），都給後世留下了一個示範。

“秦始皇遺產”影響力的第三個體現，是法家思想的應用，以及這個過程中法家和儒家的相互作用。

漢武帝時期的制度，可用一句話來概括：“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所謂霸王道，霸道是法家，王道是儒家，霸王道雜之，就是儒法並用、內儒外法。這也就是說，雖然中國從漢武帝時代“獨尊儒術”開始，就非常高調的推崇儒家的思想和規範，但是在治理國家的實操層面，秦朝開創的重視法家思想與手段的傳統，還是在大多數時候，都得到了延續。

前面說的這段引文，是漢宣帝教育兒子的話，他的兒子，就是後來的漢元帝，其思想傾向於儒家。漢宣帝認為，儒家往往厚古薄今，名不副實，成不了大事。最後他感慨：“亂我家者，太子也！”

漢元帝執政，最大的罪過不是重用儒家，而是重用宦官。真正用儒家治國的人，乃是篡漢的王莽。公元8年，王莽接受劉嬰的禪讓而稱帝，建立新朝。他是儒家的忠實信徒、腦殘粉，認為中國只有回到孔子所鼓吹、嚮往的周朝，才能實現政通人和。所以他執政之後，一心復古，譬如改天下田為“王田”，恢復井田制，按照周制更改官名，按照古代典籍《尚書·禹貢》更改地名，按照《周禮》更改貨幣，把鹽、鐵、酒、鑄錢及山林川澤收歸國有。結果完全失敗，國事一塌糊塗。話說王莽這個人，哪怕當上了皇帝，還是有些書生氣，甚至有點迂，這是他可笑的一面，也是可敬的一面。王莽有意翻案，一面需要批評王莽“由於過分急於實現儒教中國而導致了失敗”，一面盛讚他的政治理想對後世的影響，書中寫道：如果把中國歷史視作一條長河，王莽的新朝理當佔據“中國古代帝國的一席之地”，“王莽政權的改革是對西漢中期以後儒學官學化進程中設想的儒教國家結構的最初嘗試。”——這是對王莽難得的公正的評價。

王莽的新朝夾在西漢與東漢之間，從形式上看，導致了漢朝的斷裂，從實質上講，則是一種承前啟後，經過王莽的過渡，中國從西漢的儒法國家走向了東漢的儒教國家。我們判定儒家在東漢不再是單純的學問，而是變成了真正的“儒術”，不再僅僅是一種原則性的指導思想，而是像法家那樣，向實操領域下沉，甚至條文化，有效運用於國家行政，進而就形成了儒教，並且成為“國家意識形態”，東漢就屬於名副其實的“儒教國家”。

好，以上我們就結合著漢代的歷史，從三個方面，一起探討了“秦始皇的遺產”在漢朝的繼承情況，以及影響力，剩下一點時間，再說幾句關於東漢歷史，值得注意的情況。

在西漢強大的光芒籠罩下，東漢一直被忽視，好像東漢沒什麼好說的，其實這是一個神奇的朝代，老話所說的儒釋道三教，也就是儒家思想和佛教、道教思想，堪稱是後來中國思想和文化的三個源頭，而這三者都跟東漢有關係。我們已經說過了儒家和儒教在東漢成了“國教”，下面再來說說佛教和道教，印度佛教傳入中國，最早追溯至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即公元前2年，根據他所見的文獻和考古成果，可以斷定，東漢年間，佛教已經在中國傳播開來。至於道教，不僅創立於東漢，還導致了東漢的滅亡：黃巾之亂，張角起義，其組織叫太平道，正是道教之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