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卿美
1860年代，中國與日本幾乎在同一時間進行改革。中國這邊洋務運動轟轟烈烈，日本那邊明治維新也紅紅火火。然而，兩個東亞鄰居經過甲午戰爭一番較量後，改革成效高下立判。中國為何無法走出泥沼，日本為何又會迅速崛起呢？
其實早在甲午戰爭的18年前就已經有了分曉。1876年1月，在直隸省會保定，有一場鮮為人知的對話，53歲的李鴻章與29歲的森有禮展開思想交鋒。在這場老少使節對話中，年長的李鴻章卻明顯輸給了日本年輕後生。
1875年5月，日軍率領“雲揚”號等三艘軍艦向朝鮮挑釁，不斷騷擾朝鮮釜山、江華島等地。朝鮮當地守軍被迫進行還擊，日軍迅速發動攻擊，侵佔了江華島。這是日本逼迫朝鮮打開國門的開始。
日本侵略朝鮮一事引發了清政府的高度關注。為了摸清清政府對此事的態度，1876年1月24日，年僅29歲的日本外務卿少將外交官森有禮抵達保定，與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會面。在接下來的兩天內，李鴻章與森有禮見面兩次，雙方圍繞朝鮮問題、改革問題、服制變革、婦女權益、國家外債等多個問題展開交流，
森有禮
不知什麼原因，李鴻章與森有禮的對話在中文史料中記載並不詳細，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而日本史料中的記載相對比較全面。1月24日下午，也就是農曆除夕的前一天，剛剛從北京趕到保定的森有禮就直接與李鴻章展開了對話。據《李文忠公全集》記載，開始時的對話是這樣的：
鄭署使（另一位日本大使）傳森使（森有禮）語，致仰慕之意。
（李鴻章）答雲:豈敢。
森使致謝道途款洽。
答雲:因得總理衙門信，知森大人要來，故遣弁相迓。
因問:森大人在京總理衙門見過各位中堂大人?
森使雲:見過。
問:見過王爺?
森使雲:見過。
問:森大人多少年紀?
森使雲:整三十歲。
問:森大人到過西洋?
森使雲:自幼出外國周流，在英國學堂三年，地球走過兩週，又在華盛頓當欽差三年。現在外務省官大輔。
問:中西學問何如?
森使雲:西國所學十分有用，中國學問只有三分可取，其餘七分仍系舊樣，已無用了。
問:日本西學有七分否?
森使雲:五分尚沒有。
問:日本衣冠都變了，怎說沒有五分?
鄭署使雲:這是外貌，其實在本領尚未盡學會。
森使雲:敝國上下俱好學，只學得現成器藝，沒有像西國從自己心中想出法兒的一個人。
答雲:久久自有。
森使雲:在美國時，識得貴國容閎、曾蘭生二人，極有學問。
答雲:容閎現派駐美國欽差大臣。
森使雲:極好。
又答雲:曾蘭生現調回天津當委員。明年森大人過天津，可以訪他。
森使雲:在美國見許多中國幼童，均極聰明。
答雲:是遣去外國學習的，聞他們尚肯讀書。
森使雲:這起人長大學成，將來辦外國事是極好的。
又云:當初遊歷各國，看地球並不大;未在局中，看各國事極清楚。如貴國與日本同在亞細亞洲，可惜被西國壓住了。
答雲:我們東方諸國，中國最大，日本次之，其餘各小國均須同心和氣，挽回局面，方敵得歐羅巴住。
這段對話，對中國、對李鴻章來說，有句話非常敏感。那就是森有禮所講的“西國所學十分有用，中國學問只有三分可取，其餘七分仍系舊樣，已無用了。”年紀輕輕的森有禮根本沒有客套，直接把中國文明就給否了。一方面暗指中國長期沒有進步，落後於現代文明。一方面則顯示出日本勇於革新，積極向西方學習的決心。此話一出，不知李鴻章等人會有何感想。顯然，李鴻章沒有這樣的認識，即使有他也不敢說。
另據日本《森先生傳》記載，兩人還有如下對話：
李:能否試著將亞洲的開化程度與歐洲做一比較? 貴意如何?
森:敢陳鄙見。今天，公正之士在判定亞洲的現狀時都不會說其已達到相當開化的程度。假如說，亞洲達到了三分之上，則歐洲應不在七分之下。
李:這是極其公平的比較。振興我清國的良策如何?願洗耳恭聽高見。
森:問題重大，實不敢當。何況剛來此一大國，尚不清楚其國內形勢。不過，要振興如此大國，首先必須要有與推進此等大事業相匹配的一大勢力。這或許是穩當之論。但是，如果貴國現在不能進而湧現出三十個李鴻章，此事難成。
李:(微笑)何故? 敝國現在有一百個李鴻章。
森:或許是這樣。可是，這些人尚未被放到合適的位置上。如果不能位居十八省的長官乃至總理衙門大臣那樣的官職，又能如何? 愚見認為，現今在美國接受教育的那批少年，成年之後，應該按照當初設想攫升為高官，讓其掌握像閣下今天所擁有的權力。
李:誠如貴言。派出那些少年實際上與鄙人努力有關。是故對他們的將來期望甚深。
在這段對話中，談及亞洲與歐洲的開化程度，森有禮再次使用十分法，還是三七開，亞洲三，歐洲七。此話再次顯示了日本敬仰歐洲的態度。從森有禮兩次使用十分法也可看出，日本人做事的態度，丁是丁、卯是卯，認真而不含糊、不中庸。對於中國的改革，森有禮雖然不是特別瞭解，但也知道中國派出留美幼童一事。在他看來，中國的希望就在這裡，但關鍵一點，是要尊重他們。遺憾的是，留美事業半途而廢，幼童中途被召回。
再看另一段對話：
李:貴國近來所舉行之事幾乎無一不應表示讚賞，而唯獨對貴國改變舊有服制、模仿歐洲習俗一事不以為然。
森:其原因非常簡單，僅需稍作解釋。我國舊有服制，閣下應已見過，寬鬆爽快，極為適合無事安逸度日之人，但完全不適合忙碌勤勞之人。所以，其雖能適應過去的事態，但時至今日，已覺得其甚為不便。今改舊制為新制，我國從中獲益不菲。
李:衣服制度，乃人們追懷祖先遺願的一種體現。作為子孫，應該對其表示尊重，並讓其萬世傳承才對。
森:如果我國祖先今日尚存，在這一件事上其所作所為，也定會與我們無異。這一點毋容置疑。距今大約一千年前，我們的祖先見貴國的服式有優於我國之處，立即予以採用。無論何事，只要別國有長處，就學習模仿。這應該說是我國的優良風習。
李:貴國祖先採用我國服式乃極為賢明之舉。蓋我國的衣服，紡織非常方便，而且完全可以使用貴國出產的原料製作。現在，像仿製歐式衣服，非得投入大量經費不可。
森:雖然如此，但在我們看來，貴國的衣服，若論精緻與便利，似乎還不及歐式衣服之半。髮辮長垂、鞋履粗大，幾乎不適合我國人民。此外，貴國的其他物品也被認為不太適合我們。然而，歐式衣服不是這樣。即便對經濟原理不甚熟悉的人會認為製作歐式衣服費錢費事，但也會承認這一點。如閣下所知，勤勞是富貴之本，怠慢乃貧窮之源。我國舊有服式雖寬鬆爽快卻不輕便，如前所述，它適合怠慢，不適合勤勞。然而，我國不喜歡怠慢與貧窮，很想通過勤勞致富，因此決意破舊立新。現在的花費，可期將來有無盡的回報。
李:雖然如此，但閣下對貴國捨棄舊有服制，模仿歐洲風俗，將貴國獨立的精神委諸歐洲的支配，難道一點也不感到羞恥?
森:不僅絲毫不感到可恥，而且我們反而以此變革為驕傲。此變革絕非外部強加給我們的，完全是根據我國自己的喜好作出的決定。特別是，我國自古以來，不論是亞洲、美洲，還是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只要其有長處，就總會想著將其拿過來為我國所用。
李:我國決不會實行這樣的變革。只是諸如武器、鐵路、電信以及其他器械等，為必要之器物，他人最擅長之處，才不得不從國外引進。
森:大凡將來之事，誰能預先確定其好壞? 貴國四百年前應該不會有人喜歡現在這種服制。
李:這只是我國內部變革，絕對沒有采用歐洲習俗。
森:儘管如此，變革總是變革，尤其是，貴國的此項變革出自於強迫，貴國人民並非對此沒有忌嫌。
李:此乃依賴我等勤皇篤志之結果。
關於衣冠改制的這段對話，雖然只有短短几百字，卻把兩個國家意識形態、兩位外交高官的眼界體現得淋漓盡致。李鴻章對日本衣冠改革舊制非常不理解，堅持認為，要尊重祖先，保持舊制。這明顯是一箇中國封建官僚腐朽的認知，說嚴重了，已經有些愚昧了。相比之下，森有禮的認識進步性明顯，認為服裝要以實用性為第一原則。森有禮的認知代表的則是日本人虛心好學、銳意進取的態度。
同時，森有禮在這段對話中，還表現出了自己的高度與遠見。他認為，改革衣冠初期可能成本會高，但遠期會得到“無盡的回報”。李鴻章卻把這種變革認為是羞恥，是受歐洲人的支配。而森有禮認為，積極變革反倒是驕傲，只要是好的，不是哪個國家的，都要為我所用。
由此不得不佩服年輕的森有禮，也不得不敬佩日本這個民族，“師夷長技”這句中國洋務運動的主旨思想，看來更適合日本人。反觀李鴻章，對日本，他試圖維護中國作為宗主國的榮光。對歐洲，他又希望堅持以中國為核心，盲目自大的心理仍在作祟。
這段對話的最後，李鴻章堅定認為，“我國決不會實行這樣的變革。只是諸如武器、鐵路、電信以及其他器械等，為必要之器物，他人最擅長之處，才不得不從國外引進。”這句話則直接道出了洋務運動的本質，即只改器物，不改制度、文化。
兩人又曾談到亞歐文明、婦女權益與國家外債等問題，森有禮再次展示了自己的非凡遠見。
森:這是一個大問題。必須看到，此問題的意旨關乎各國人民、各種宗教為了各自的權威而相互爭鬥，以及世界兩大洲又為了各自的文明富強而相互競爭。鄙人雖也是亞洲人，但依鄙人之見，亞洲要獲得可與歐洲互相角力之勢，不能不說還需要長達數百年的時間。就表象而言，今日亞洲人民庸俗、下賤、野蠻，與禽獸相距不遠。
李:為何會這樣?
森:本來，應尊重婦女乃天定之理。換言之，婦女乃人之母，一家一國之母。然而，無論在亞洲何地，其婦女皆受鄙視，待之幾乎與對待獸類無異，毫無人道。鄙人之亞洲人民下賤論並非沒有道理。無須贅言，閣下應該了
解此理。
李:此論甚為奇異! 請問閣下是基督徒嗎?
森:鄙人並不信奉基督教、佛教、回教或者其他冠有宗教之名的任何一種宗教，現為如此這般世俗之徒，平素僅以守正道、不害人作為修身目標。不過，我心自迷我心，行之甚難。
李:閣下的大才實在令人驚訝! 即使是孔夫子也會想恭聽如此高論。以閣下這樣的大才，為何不能使貴國不再有外徵等淺慮之輕舉呢? 況且，貴國今日財政非常困難，局勢落到需要向歐洲舉債的地步。
森:真正有思考的人中，不會有不預先謀劃就草率興業的。
李:那是當然。可是，連如今這般龐大的經費都不顧忌，持續增加外債，不至於招致最終滅亡?
森:負債一事，只要方法得當，無須多慮。現在，像我國向歐洲舉債這件事，可以帶來很多能夠見得到的實際利益。
李:何以如此? 負債絕非好事。
森:以前我國沒有外債時，人民不懂理財方法，也不關心國家的形勢。今天，由於國家有小額外債，人民開始高度關注此事，一邊理解理財方法，一邊討論其妥當與否。特別是，當認識到在理財這件事上舉手之間就有可能失去良機時，便開始喋喋不休地辯論這一問題，並開始舉債興辦各種工業，試圖以其利潤來償還外債。而且今日，已可見其實際效果甚大。既然如此，就可以說，這些負債改善了我國的財政狀況。
李:貴國舉借債務和改革服制成為使貴國人民獲得幸福之因，實屬可喜之事。但是，倘若負債日益增加，貴國的獨立就會日益受到束縛。因此，為了貴國，期待貴國今後不要謀求向歐洲舉借更多的債務。
森:閣下情意切切，不勝感謝。伏望閣下將來能有機會光臨日本。如果來訪，閣下的在日好友以及我國人民都會欣然表示歡迎。
李:鴻謝! 若有機會，定將往遊。
這段對話涉及到三個問題，一是亞洲文明要想角力歐洲文明，需要數百年。二是婦女為人之母、一家一國之母，應受到尊重。三是國家應適度舉債，才有利於刺激經濟，發展國家。這三個問題都是森有禮的觀點，也是日本的舉國共識。今天我們回頭再看，森有禮140年前的觀點無比正確。相反，李鴻章當時對森有禮的言論頗感詫異，甚至根本無法理解。由此可見，雙方的格局、見識與眼界相差懸殊。一個53歲的長者居然不如一個日本後生。
森有禮的先見之明，背後則是國家與國民的覺醒。而李鴻章的墨守成規，背後則是依然沉睡的帝國。這個時間節點是1876年，未來兩國國運的走勢基本已經清晰明瞭。
外交官是一個國家氣質形象的代表，外交官的素質是國家意志的直接體現。李鴻章主持外交三十年，是晚清時期最傑出的外交重臣。然而，國家的屈辱並沒有因為李鴻章而得到改善。李鴻章自稱只是“裱糊匠”，自認沒有能力改變國家的命運。這貌似是李鴻章的自謙，實則也是掩蓋自己的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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