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卿美
甲午戰爭，是近代中日兩國的國運轉折之戰。對於這場戰爭，日本方面做了充分的準備，戰勝中國自然也很合理。要說戰爭準備，其實中國與日本同時在準備，兩國都準備了三十年，最後還是以日本勝出。儘管原因有很多，但與日本這個民族積極進取、虛心好學有很大關係。比如甲午戰爭前對於中文的學習，日軍就曾做足了功夫。
1879年11月的一天，16名日本年輕人悄悄抵達北京，他們的到來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日本人不是來訪問的，也不是來學習技術的，而是專門學習中文的，且以北京官話為主。這批年輕學生正是日軍參謀本部派遣到中國，專門學習中文為主。理由是為了中日友好交流，便於做翻譯，“便於語言翻譯之用，有培養譯員之必要。”
圖為甲午戰爭中的日軍
其實這只是日本方面冠冕堂皇的理由，因為只有這樣，清政府才會批准。在上海則有專門接收日本人的中文學校。如宗方小太郎，1884年進入上海東洋學館學習中文。當時沒人知道，宗方小太郎是日本間諜。根據日方統計資料，從1873年到1888年，僅日本軍方就派出了166人赴中國開展軍事偵察、情報蒐集工作。他們或偽裝成商人，或是偽裝成朝鮮人，在中國四處遊歷。宗方小太郎就曾偽裝成藥材商人，有時為了掩蓋語言方面的劣勢，在北方活動時，宗方小太郎還經常假裝自己是福建人。
其實，日本本土也有中文學校，如1871年，外務省創立的漢文學所。1873年，在東京成立的漢語私塾日清社。但由於水平有限，日本不得不派出學生到中國本土學習中文。兩年學成後，這些學生回到日本均做了中文教師。日清社甚至還花重金從中國聘請中國人做中文老師。這就是請外教。
自1880年後，日本各地的中文學校發展迅速，大都為日軍學習中文所用。如興亞會支那語學校、專門培養日軍的陸軍與海軍官兵學習中文。1883年成立的日本陸軍大學也有專門的中文學習科目。
與此同時，為了迅速提高日軍官兵的中文水平，日軍主持出版了各種學習中文教材，如《支那文典》、《日清會話自在》、《兵要支那話》、《支那話要略》等。日軍提醒官兵，這些書籍就是做“有事之日”、“ 他日之用”。所謂“有事”、“他日”是否暗示兩國未來會發生戰爭不得而知，但書中內容則明顯有了侵略者的影子。
在《兵要支那話》一書中，列舉了大量與軍事相關的日常用語，如“有槍子彈嗎”、“扎死你”、“你營裡有多少人”、“你不肯說實話就打死你”、“水師提督是誰呀？”。在《日清會話自在》一書中，也有很多恐嚇用語，如“快說實話還可以叫你活著”、“把他押到牢裡去”、 “若是跑就殺你”等。
據不完全統計，日本在甲午戰爭前後的四年內，出版了大約60多部中文教材。尤其是在1894年的9月，僅僅一個月，就出版了7部。在《馬關條約》簽訂後，臺灣與澎湖列島被割讓給日本，日本方面又出版了很多學習“臺灣語”的教材。另據統計，在甲午戰爭前的三百年中，日本共翻譯了中文著作大概有129種。
這些學習中文的出版物不是在後方使用，而是要上前線的。尤其是前線衝鋒攻城略地之時，更是要攜帶這些翻譯教材。戰爭打到哪裡，教材就要帶到哪裡。通常是，前線部隊給後勤部門發電報，需要多少本什麼書。比如1895 年 2 月 39日，日本大本營大生定孝副官給大生中佐發給參謀本部藤井大佐發電報，點名要求緊急運送400部《日清會話》。
不僅前線的廣大官兵需要學習漢語，隨軍的翻譯更要學習。官兵只需學習一些常用語即可，但翻譯不同，必須具備日常溝通交流的能力，而且翻譯的數量也不是少數，僅僅日本陸軍第二師團就需要32名翻譯。不僅前線部隊需要翻譯，後勤醫護部隊、戰地醫院同樣需要翻譯，因為日軍要救治大量的清軍戰俘（這點不如清軍乾脆，遇日軍戰俘一律斬首）。清軍戰俘被關進監獄後，也需要翻譯。
通過這些戰爭細節的還原，我們完全可以想象。當日軍攻下一個城市時，或是俘虜了清軍士兵後，首先會用剛學到的中文進行盤問、恐嚇，“不說實話就殺了你”、“你們有多少士兵？”、“水師提督叫什麼？”。甚至日軍的一些士兵還會隨身攜帶中文小冊子，遇到不知道怎麼說、怎麼發音時，趕快翻翻小本本。
隨軍翻譯的徵調大多來自各中文學校，如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就緊急徵調了日清貿易研究所的150名學員赴前線做翻譯。在這些翻譯中，有一個人叫御幡雅文。他就是1879年11月被派到北京學習中文的16名留學生之一。在甲午戰爭打響後，御幡雅文已經是日軍裡的權威翻譯。
甲午戰爭前的若干年，估計很多日本人都不明白“有事之日”、“他日之用”指的是未來的侵華戰爭。但顯然，從日軍對中文的積極學習來看，日軍高層對這場侵華戰爭是有預謀、有組織、有計劃的。
不過有一點值得深思，那就是日軍在下苦功在學習中文的同時，清軍有人學習日文嗎？恐怕連這種意識都沒有。學習對方語言，也是一種知己知彼。不知彼，怎能不敗。甲午戰敗後，中國人猛醒，原來隔壁鄰居已經是我們的老師。於是，中國開始掀起赴日留學熱。相比日本提前二十年的佈局，中國人明顯有點後知後覺了。
閱讀更多 晚清陳卿美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