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生活中，誰都會遇到一些不順心的事情，在內心極度懊惱、生氣、壓抑、憤怒的時候，我們就會忍不住說-些髒話，很多人認為說髒話是對某些痛苦和不期而至的事情所做的本能反應，說髒話有助於釋放壓力，發洩脾氣，和孩子的啼哭差不多。人們需要有發洩強烈感情的出口，因此，說髒話不失時機地出現了。對許多人來說，第二語言的“髒話”更容易說出口。
對許多人來說，第二語言的“髒話”更容易說出口
據報道，當遇到讓你不順心，或者很憤怒的人和事時，是不是總會有一些不大文雅的詞語脫口而出，而且通常都不是用母語?
大多數人都知道在這樣的情境中被情緒控制的感覺，但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會經常用非母語的語言來發洩鬱悶和憤怒呢?大多數外語學習者都知道，外語中一些禁忌的詞彙通常都很容易學會，甚至用起來還很有娛樂效果。特別是如果有熟悉的親友在場時，用母語表達不雅的意思就會有所顧忌，但是用外語就完全不會。
順帶提一句，對於為什麼我們經常用外語來表達某種脫離熟悉情境的感覺，其實有一個科學解釋。這種情緒上的脫離能讓我們更容易說出相對令人不悅的話語，而近期研究顯示，這也會影響我們對道德感的認知。
語言塑造大腦
用什麼語言來處理道德難題可能會影響我們的道德判斷
無論是討論禁忌話題、髒話，還是聆聽某些歌詞和音樂，語言都會在特定的情境背景下增強情緒反應。從這個意義上，我們的母語和我們的情緒以某種方式交織在一起，通過反覆的練習和體驗，使表達禁忌的詞語成為禁忌，使鼓舞人心的詞語變得富有激情。
塑造大腦的除了遺傳學，還有我們的經驗。從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們就通過語言體驗了很多生活。經年累月沉浸在母語中，使我們能深入瞭解其在特定人群和特定背景中的使用方式。例如，我們知道什麼時候適合描述糟糕的腸胃炎體驗，什麼時候不適合。我們知道在對老闆不爽的時候應該把好口風，不能禍從口出。我們還會在試圖吸引伴侶的時候，表現出很會欣賞詩歌的樣子。
隨之而來的是，我們的經驗會影響大腦中情緒調控相關區域中神經通路的發育，這些區域包括島葉皮質和杏仁核。經驗還有助於塑造我們的前額皮質，這個區域除了調節衝動控制和情緒之外，還是許多高級認知能力(如推理和決策)的基礎。
這些過程的結合使情緒和決策密不可分。考慮到語言在我們的日常經歷中的普遍作用，以及在情感和理性之間的共同聯繫，可以說，它很容易影響我們的行為。但是，如果是非母語的話，情況又會如何呢?
不幸的是，我們往往是根據暗示、習慣和非常情緒化的反應來做出大部分決定。我們大腦中主要與情緒有關的區域在反應速度上要比與理性思維有關的區域更快。不過，總體而言，情緒總是與理性保持一致。對這兩個概念的二分法其實是錯誤的，因為它們之間密不可分。
讓我們來思考以下問題：你願意殺死一個陌生人來拯救其他許多人的生命嗎?大多數人會說願意，因為這是為了更大好處而做出的推理，但如果仔細思考的話，結束一個人的生命無疑也會造成沉重的情緒反應。畢竟，殺人違反了我們的許多道德直覺。
然而，近期的一項研究揭示了干擾理性和情緒合作的因素。該研究發現，當道德問題——選擇殺死一個陌生人以挽救許多人——以參與者的第二語言提出時，相比更熟練的參與者或母語人士，不夠熟練的參與者更可能做出殺死陌生人的決定。有趣的是，這種外語效應在採取更加直接的殺人方式時更加顯著，比如把陌生人推下天橋，而不是拉動開關分流迎面而來的火車。
誠然，我們的雙語世界並非完全由諸如這些研究中的課堂學習者組成，雙語體驗也不是同質的。事實上，許多雙語(或多語)使用者確實與他們的第二(或更多)語言有著深層次的聯繫。儘管如此，很明顯使用雙語能夠帶來比餐桌禮儀更廣泛的影響。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我們許多人可能會發現自己正在以非母語來做出決定。無論是拯救生命，還是為下一屆政府官員投票，瞭解影響我們決定的諸多因素都可以幫助我們做出更加健全的判斷。
許多使用外語的體驗並不像使用母語時那麼情緒化，因此研究作者將上述結果歸因於說話者與第二語言之間的情緒反應減少。結果就是，決策過程是一個更加緩慢且更加審慎的成本效益判斷。換句話說，用外語做出的決定並不像用母語做決定時那樣容易產生情緒偏差。
儘管雙語人士使用不雅詞彙的程度不見得比其他人群更高，但下一次當你使用“F”開頭的詞語來發洩時，請記住，使用雙語可能為我們提供了在理性和情感之間建立有意義聯繫的途徑，當然，有時候也可能終結這種聯繫。
現代社會講究文明禮貌，我們需要剋制自己的一些不雅的言行，不能說髒話，不能罵人打架，當然這是值得提倡的。語言本身就沒有髒與不髒，只是自己的心裡在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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