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君宜是一個非常愛護年輕人的前輩，我沒有見過這樣做人的，就是她的直爽、她的乾淨，她一句廢話沒有，從來不說客氣話，是什麼事就說什麼事，就這麼幾句話，我找不著這樣的人。（本文根據王蒙先生韋君宜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的發言整理而成，未經作者本人審閱，歡迎指正）
王蒙在紀念韋君宜先生百年誕辰上的講話
遠在67年以前，我在北京市擔任團幹部的時候，我就看到了《中國青年》雜誌上署名韋君宜的一篇文章《妹妹的故事》，而它的副題是講個人利益與革命利益的關係，我看了非常感動，我知道這是一個老革命，是一個忠心耿耿的共產黨員，還是一個修辭立其誠的作者，因為她說的都是真心話，非常感動人。
其後若干年過去，想不到的是，她擔任主編、黃秋耘（也是她的好友、同學）擔任副主編的《文藝學習》，發起和組織了關於《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的討論，而且這個事情越鬧越大，當然最後在毛主席的關懷下，這個事還是往好的方面發展。此期間君宜同志和她的丈夫楊述同志（北京市委管文教的書記）多次找我談話，幫助我分析狀況，幫助我正確地認識所碰到的各種複雜情況，既給我一些安慰和鼓舞，也給我一些提醒和批評，想辦法能夠讓我更健康、更茁壯的成長。從此我們就建立了亦師亦友的關係。
韋君宜同志是我的恩師，是覆蓋我整個生命的恩師，因為在她的有生之年從此沒有減少過對我的關心，第一是怎樣正確地處理好《組織部來了年輕人》的討論；第二是怎麼想辦法把《青春萬歲》能夠出版出來，當然這很不容易，等了25年才出來，但是韋君宜沒有一天忘記過這個事；第三是在各種複雜的情況下和我本人出現了某些大的挫折的情況下，怎麼樣維持像我這樣一個人的健康的政治態度、人生態度、文學態度，還有各個方面，都是無微不至給予關心。
而且這個時候我就更發現了：韋君宜是一個非常愛護年輕人的前輩，我沒有見過這樣做人的，就是她的直爽、她的乾淨，她一句廢話沒有，從來不說客氣話，是什麼事就說什麼事，就這麼幾句話，我找不著這樣的人。
而且我現在越來越認識到，她是一個始終懷抱著初心的革命者，她是“一二·九”時候的一個積極的人，她和胡喬木同志有非常密切的聯繫，也得到過胡喬木同志的一些幫助。所以在改革開放以後，她也常常把喬木同志的某些見解、某些想法，甚至委託她轉告我的話都及時轉告給我。她後來也非常關心我的遭遇、我的變化、我可能過不去的坎兒以及怎麼樣渡過這個坎兒。在我最困難的時期，比如說六十年代之初叫調整、充實、提高，文藝界稍微放開了一點，我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其中第一篇發表的是《眼睛》，就是我先交給韋君宜，後來韋君宜交給《北京文學》（那時候是不是還叫《北京文藝》？）發表的，可是很快形勢發生變化，任何作品都無法發表了，但是這個時候至少韋君宜家裡面的小客廳還是我可以坐一坐的地方，還是一個可以談談文學的地方，還是一個可以得到鼓舞也得到告誡的地方。
我覺得韋君宜同志懷抱著初心，同時她又是紀律性極強的人，一切按照上級領導的指示辦事，而且也要求我一切按照上級領導的意圖來辦事，包括我以後去新疆等等，都得到過她的指導和幫助。其他各個方面，韋君宜同志為人方面的優點也是很難再找到這樣的人，就是她的那種直爽、那種率真、那種樸素，我真是沒有見過這樣的人。
還有些小事讓我非常感動，她在擔任繁重的編輯任務的時候，有時候上飛機之前一一上飛機之前人心是最亂的，一會兒說走了，一會兒說不走了，一會兒又說再晚點20分鐘，可是她拿著本子在那兒寫作，她就能這樣抓緊點滴時間創作。還有一個是她得了偏癱以後，有一次我到她家裡去，她在家裡正在練習走路，全身出汗，在那拼命練習走路。我甚至於認為她在那個時候這樣走路，從醫學上看是得不償失的，但是這個人有這麼個勁兒
：我不服氣，我還得走路，我不能動的胳膊一定要動起來，哪怕躺在那也不服這口氣。她就是這樣一個人，她關心我，各個方面沒有她沒關心到的。不過後來，我是58年才調到城裡去的，58年以後的事情如何得到甄別，如何能夠得到改正，她還幫我找過人，幫我找過北京市當時管學校工作的項子明，包括改正以後想辦法調回北京等，沒有她不關心的，所以我永遠感激、永遠感謝她。也由於她的那種特別純樸的初心，有些事她會感到困惑，她寫的小說裡也流露了這種困惑的情緒，也曾經有人著文對她進行嚴厲的聲討和批判，但是我覺得韋君宜從總體來說，她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是一個真正的師長，是我的一個恩人，我永遠感激她、懷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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