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生活是每個人都向往，不過對於自由，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標準。
在宋代，杭州人的標準是：有螃蟹無通判。
這個標準出自一個有趣的故事。
歐陽修
北宋時有個叫錢昆的杭州人在京為官，他請求外放到地方為官。
有人問他“所欲何州？”
杭州人喜愛吃螃蟹，於是錢昆答道：“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
這個故事出自歐陽修的《歸田錄》。
這是讚美螃蟹最好的一個故事，也是諷刺通判最好的一個故事。
一、通判為何讓人不爽？
通判到底是何官職，使得錢昆如此避之不及呢？
事實上，不僅是錢昆，兩宋的地方知州們幾乎沒有喜歡通判的。
錢昆像
通判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的簡稱，是中央派到地方兼行政與監察大權的官吏。對知州來說，這是來監督自己並分自己權力的中央官員。
北宋初年，為了加強對地方官的監察和控制，防止知州職權過重割據作亂，宋太祖趙匡胤在平定荊南後，“始置諸州通判”。
通判的地位極為特殊，“既非副貳，又非屬官”。但他們是由皇帝直接委派的，有直接向皇帝報告的權力。
說白了，通判就是朝廷派到知州身邊的眼線耳目，這是宋太祖為控制地方而設立的官職。
通判經常和知州爭權，因為通判代表著朝廷，知州往往是爭不過通判的，也不敢輕易和他爭。
一旦通判和知州有分歧，爭執起來，通判經常會把一句話當作殺手鐧甩出來：
“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
很多知州在這句話面前都會把不滿憋回去，畢竟人家是朝廷，是官家的特派員。
宋代官制
由此，地方知州最煩的就是通判，“舉動為其所制”。
宋太祖後來聽說通判和知州爭權，特地下詔要求通判與知州協作，同押文書，“非與長吏同籤書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
由此形成定製，通判或知州向下屬發佈的命令必須要通判和知州一起署名方能生效。
表面上這是協調了與知州的關係，但實際上更是明確通判的特殊職權。
對於通判來說，“凡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與守臣通籤書施行。”
這時候的通判絕對是個實權官職。
二、無通判，凸顯地方官對自由嚮往
想到沒有通判的地方為官，其實是地方官員對自由的一種渴望。
通判最令人畏懼的職權是監督。
《宋史▪職官志》記載：
“所部官有善否及職事修廢，得刺舉以聞。”
所以，很少有人認為通判是知州“副貳”，更多的是認為通判是“監州”。
歷來知州和通判二者不和居多，沒有大臣想到有通判的地方任知州，分權掣肘也就罷了，還動不動向朝廷打你的小報告，給你穿小鞋，這讓人受不了。
這是很多知州覺得不稱意、不自由的最重要的原因。
宋太祖設通判
宋代的知州是由文官擔任，隨著時間的推移，通判成為制約文人權力的一種制度，文人官僚集團的矛盾開始激化。
通判以監郡自居，可以否決知州的命令，還可以向朝廷報告知州的惡行或小報告，知州也不會聽之任之。 “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更有甚者，知州和通判往往相互揭發，互為報復，“相與告訐”。
知州和通判的相互告發，有時候會搞得皇帝極度頭疼。
到沒有通判的地方任知州，其實是知州對自由的一種渴望。
那什麼樣的州才不設通判呢？
“時大郡置二員，餘置一員。州不及萬戶不置，武臣知州，小郡亦特置焉。”
只有人口不到萬戶的州才不設通判。不過若知州是武將出身，即便人口不足萬戶，也要特置通判。
三、有螃蟹無通判的典故
北宋大文豪蘇軾曾有一首詩，用了錢昆“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的典故。
詩名很長，叫《金門寺中見李西臺與二錢，唱和四絕句，戲用其韻跋之》。其中一句說道：
“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
詩題中的“二錢”是錢易和錢惟演。
這兩人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們都是錢塘吳越王的後人。
錢易與上文提到的錢昆是親兄弟，二人都是吳越國第四任君主錢倧之子。錢倧死後，傳位弟弟錢俶，錢惟演則是錢俶之子。
宋太祖平定江南時，錢俶出兵策應有功，授天下兵馬大元帥。後入朝，宋太祖仍封其為吳越國王。
“太平興國三年，詔俶來朝，俶舉族歸於京師，國除。”
錢俶
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 年），錢俶告別宗廟，泣別錢氏祖宗，獻所據兩浙十三州之地歸宋入朝。
錢昆、錢易和錢惟演也都隨著錢俶入朝。他們本都是王子，入宋後雖然仍是望族子弟，但身份的落差是可想而知的。
端拱元年（988年）八月，錢俶六十歲。在慶賀六十壽辰的這一天，宋太宗派中使前來祝賀，然後當夜錢俶就死了。
錢俶死因是個謎，但是對錢家來說，這未嘗不是一個警告。
作為錢俶的子侄輩，錢昆、錢易等人要小心翼翼。
他們離開杭州，遠離家鄉，杭州美食螃蟹也變成了他們對家鄉的記憶和牽掛。
蘇軾調侃杭州錢家人害怕到有通判還沒有螃蟹的地方做官。
蘇東坡引用錢家的故事，是一種調侃，也帶有北宋官員是通判的普遍不滿。
有通判，知州就無得自由。
沒有螃蟹，生活就無得樂趣。
在錢家人看來，有螃蟹且沒有通判，才是真正的自由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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