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後期，在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的清政府終於痛下決心準備睜開一隻眼睛看一下世界，開始“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改革運動，即“洋務運動”，而幾乎同時期日本也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明治維新”。
從改革開始到結束，故事都發生於19世紀60年代至19世紀90年代。同樣都是改革，效果卻不盡然相同，一個走向了王朝覆滅歷史的黑暗深淵，而另一個走向了資本擴張，民族復興的道路。
縱觀始末我們可以看到，同樣的起點，不同樣的結局，清王朝曾建立過“世界第七”，“亞洲第一”的遠東現代化艦隊，也建立過現代化的軍事裝備製造基地，但無一例外這些都不曾挽救過清政府，而作為比我們資源匱乏，比我們國土狹小的日本卻在“明治維新”之下越來越強大，這中間到底有何原因？
漢陽兵工廠
瘸腿的“洋務”和健全的“明治維新”
雖然同樣都是改革，但清政府只學“技術”而不學“思想”。
李鴻章就曾提出：“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不及”。
張之洞也在闡述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關係時，大力倡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從這些其實都可以看出，清政府所倡導的改革其實準確的說法倒不如稱之為“軍事改革”，而在“軍事改革”下的籌辦工廠等也只能說是為“軍事改革”服務下的“經濟改革”。
江南製造總局火炮廠
日本則對“維新改革”的過程中，所做的努力明顯要比清政府深刻的多。因為他們清醒的意識到，日本比當時的中國國力更弱，國土面積更加狹小。而即便是在他們看起來比自己強大的清王朝在面對外國殖民者的時候也被揍的滿地找牙，還簽訂了一些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前車之鑑，日本在改革的時候提出了全方位向西方學習的方針。
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發佈了《五條誓文》：
一、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
二、上下一心，大展經綸；
三、公卿與武家同心，以至於庶民，須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四、破歷來之陋習，立基於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
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武士
五條誓文不僅成為了改革的基本綱領，也成了改革的基本指導思想，這裡可以看出日本不僅強調“富國強兵”也積極的想“脫亞入歐”。
清政府在進行洋務運動的時候，本身的設定就屬於缺胳膊少腿。清政府想力求在和西方列強維持良好關係的情況下，試圖僅僅通過洋務來改變清王朝“軍事實力弱小”的局面，以達到“富強”的宗旨，但問題是清政府僅僅是軍事弱小嗎？而日本的民治維新則是廢棄了幕府制，根據現代化的需求做了相當大的調整，連國家制度都變成了君主立憲了。
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東京
日本民治維新前和清朝洋務前
在日本的幕府統治時期，共有鎌倉幕府、室町幕府、德川幕府三個幕府歷史，雖然幕府實際控制了權力，但整個日本始終遵守著天皇政治，並未改變。而幕府所控制下的各地方，自治權利相當之大。
各地方藩國不僅有自己的軍隊，還有獨立的司法、行政和稅收權力，並且幕府不得干涉地方藩國的內政。由此可以看出，幕府對地方政權的把控其實並不像我們想的那樣強力，這其實也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倒幕運動”提供了良好的溫床。
而日本幕藩體制下的，內部也各自競爭，重視教育和人才培養，注重先進文化的吸收，特別是西方文化，所以當國家出現危機的時候，能夠形成自下而上的連鎖效應，推動國家進行改革創新。
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
日本在18世紀左右已出現過資本主義萌芽，在德川幕府時期，手工業的發展已經相當的發達，在18世紀末期，幕府統治下的各地藩國已經有了相當健全的金融實業。僅僅在大阪，“據統計超過200家錢莊”，這使得日本在全國信貸制度的建立越來越完備。它的出現，使“資金流通，產業升級”的繼續展開有了保證和依靠，從而促進資本主義技術條件在日本社會的發展。
在幕府末年，在商業和金融的發展下，已經有商人開始參與政治了。據記載僅日本大阪市富商和高利貸借給封建主大名的債款就高達六千萬兩黃金，每年利息就相當於大米三百萬擔。有此富商和高利貸者已不僅能憑藉經濟勢力挾制大名，而且還直接參與藩政。
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工廠
明清時期為了強化皇權，廢丞相制設內閣軍機處，推行重農抑商，壓制商業元素的發展，也使清朝成為了中國兩千年來的封建君主制度的最高峰。傳統思想和政治的強大阻力下，要讓君權專制下的皇帝接受現代化的工商貿易，這在一時之間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或者說，在洋務運動發起之前，可能清王朝的統治者只是單純的從政治角度去考量它，而非國家戰略和經濟角度去考慮，因為他們可能根本就沒想明白。
所以說近代中國洋務運動的發起人，只有新興地主階級的官僚派來發起，而他們所倡導的改革運動，本身就具有侷限性。例如曾國藩在1861年創辦的安慶軍械所，他一方面提出“守定條約，以示誠信”，另一方面引進西洋的“制器”、“學校”、“操兵”等時務，積極支持“滬局之造輪船，方言館之翻譯洋學”，“操練輪船，演習洋隊，排選幼兒出肆業。
洋務運動
而左宗棠在建辦洋務的過程中，發現東南沿海各地海防空虛，但又發現西北塞防落後，在兩相加持下，清王朝最終討論出了一個海防與塞防並重的概念。
他同時也認識到：“中國自強之道，全在振奮精神破除耳目近習，講求利用實際”。
正是在這種新型觀念的推動下，才形成了中國傳統國防體制的現代化轉變，1885年設立海軍衙門，興辦以北洋水師為主的海軍艦隊。由此看來，在高度君權集中下所發展的改革運動和相應的文化理念，是不符合中國現代的前進方向的。
北洋水師
中國自17世紀以來就產生過資本主義萌芽，但由於王朝的更替和強大的封建勢力，資本主義並未有大的發展，反而是傳統的小農經濟在這塊土壤上頑強的生存者。在經歷過兩次鴉片戰爭以後，資本主義經濟又有所增長，傳統的小農經濟也在逐漸瓦解。
但國內的商品市場極為狹小，建立資本主義下的近代工業也並不是為了經濟發展，只是為了確保官僚階層的利益，顯然這對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十分不利。而在太平天國和外國殖民者的雙重打擊之下，“壤內安外”是他們的當務之急。但清朝落後的技術在外國殖民者面前被證明過是爛的一塌糊塗，所以新興的洋務改革派，一方面認為本朝遇到千年之變局，另一方面又認為中國可以通過“洋法自強”。
綜上所述，清朝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沒有做好深層次改變的基礎，在最開始確立整個變革的框架時，就已經非常不好了。
洋務運動和日本維新的領導人
洋務運動有最高領導人嗎？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我們的老佛爺看似在洋務運動中起著最高領導作用，其實深究來看，辦洋務只是為了統治需要平衡兩大派系而耍的政治手段而已，因為慈禧本身就是頑固派的代表。
在整個洋務期間，他們中的代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都是一方督撫大員，而且又都是漢族出身，受限於皇權思想，他們對掌握實權的慈禧太后並沒有“駁斥”和“反抗”的勇氣。這使得中國的洋務運動至始至終都遊離於最高統治者的手中，沒了主心骨，僅憑藉地方上幾個熱心的官員，力量太過於分散。
洋務派各地方大員
相比較日本，他們的維新領導者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人，他們不僅有廣泛的學識和堅定的意志，也成為了改革變動的骨幹，同樣他們也出生於武士階層。
上層武士和下層武士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接觸到了西方先進思想和技術，讓他們大開眼界，他們開始逐漸擺脫封建殘餘思想，同新興的資本主義有了越來越緊密的聯繫。
中日兩國改革的差異
在現代化的企業建立的時候，我們都知道企業不僅要出產品還要盈利，還要參與市場的競爭，而政府對企業扶持和幫助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讓企業具有自我的造血功能，隨之越來越強大。
從曾國藩創立安慶軍械所開始，一直到1873年設立的輪船招商局，清朝洋務派也一直在軍事和經濟之間互找平衡，但效果一直不太理想。
輪船招商局
在洋務派創立工廠的初期，軍事工業所需要的大量的原材料，在當時的中國是非常難以找到的，因為中國毫無近代的配套採礦企業，而不得不依靠國外進口。這樣一來，僅僅說到的原材料的採集都是非常高昂的成本，更不提運輸等行為了。
而洋務官員所設立的工廠都是軍用產品，無法通過推向市場以獲得利潤來維持自身的造血功能，往往都是依靠朝廷撥款，再加上當時的太平天國運動對清王朝的壓榨，使得朝廷對工廠的輸血時有時無，逐漸感到力不從心。
1879年建立的開平煤礦
由鑑於此，洋務派開始感到：“欲自強，必先裕餉；欲浚餉源，莫如振興商務”，提出“求富”的口號，要“寓強於富”，決定圍繞軍事工興辦近代民用企業。隨之而來的開平煤礦、漢陽鐵廠、湖北織布局等陸續紅紅火火的展開，但畢竟相比於廣闊的中華大地，這些經濟體系實在太過於單一和少量了。
清朝從1861至1895年的35年時間，曾國藩等洋務派共辦了軍事工業19個，公辦民用工礦企業29個，其中煤礦11個，各種金屬礦12個，鋼鐵廠2個，紡織廠4個；輪船招商局船舶總數量為20餘艘，噸位5萬噸；建成鐵路360餘公里。
1881年洋務派修建的第一條唐胥鐵路
在日本明治維新的1868年至1893年的25年裡，工廠企業由405個，增加到3344個；鐵路建有2040英里，還出現了“山陽”、“九州”、“北海道”、“關西”等四傢俬營大鐵路公司；使用蒸汽動力的船舶總噸位到11萬噸。
其他的不說，僅從數字來相比較，兩者之間擁有巨大的差異。
洋務的破產和結束語
洋務運動破產的標誌性事件就是1895年爆發的中日家務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兩個幾乎同時起家的人來一場最終成果檢驗。遺憾的是清王朝的“亞洲第一”“世界第七”的北洋水師被日本日本完敗，而《馬關條約》的簽訂也給了這次朦朧而膚淺的洋務運動畫上了慘痛的句號。
日本艦隊
其實通過前文贅述不難看出，清朝的洋務運動就向一劑西藥，治標不治本。而日本的明治維新就像一副中藥，治標又治本。日本的改革在思想上改變了原本的幕府專制文化體制，建立君主立憲的體制，在國際關係上逐漸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擺脫為獨立自主的國家。
甲午海戰
而相比於清王朝的洋務運動，我們可以看到，封建地主階層是不可能成為了挽救民族危機的代表，因為他們解決不了清王朝腐朽統治的內憂外患。而自甲午而敗的洋務運動，不僅讓帝國主義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還讓新興的資產階級開始追尋新的現代化改革之路。
部分參考文獻：
《走出晚清》 《日本軍制和政治》
《日本幕藩體制的形成及其特徵》 《近代中日比較研究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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