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江南省的前身是明朝的南直隸，明朝管理南直隸用的是一種獨特的方式，但這個方式因為種種原因而並未被清朝沿用。這就註定清朝對於江南省這片遼闊地區的管治，只能走回唐宋時期的模式。

明朝南直隸的範圍大致包括今天上海、江蘇、安徽以及江西婺源、浙江嵊泗列島等地，這個區域無論是面積、經濟、人文都堪稱明朝眾多行政區中的巨無霸。

它即使是在清初被降級為江南省，也仍是“各省之首區，疆域開廣，形勢蟠踞，負山海而控楚豫，襟長江而帶大河，其聲名文物財賦物產皆甲天下”。

這樣一個龐大而富碩的南直隸，之所以能讓明朝統治者放心讓它一直存在，訣竅就在“直隸”二字上。

在明朝兩百多年間，以陪都南京為中心的南直隸與以國都北京為中心的北直隸遙相呼應，他們轄區內所有州府都同樣是直屬於朝廷六部。

但是到了清朝，新統治者們面對這種卓有成效的管轄模式，用與不用就成了政治上棘手的難題。

清朝江南省走向分省的歷史淵源

清初攝政王多爾袞在清軍攻佔南京後，於順治二年閏六月的御前會議上召集九卿科道，商討對這片明朝南直隸地區的設官問題，他在這次會議上聽到了七種主張。

有人主張保留南京的陪都地位，沿設六部、都察院等部院衙門，沿用明朝那一套管治模式。也有人建議改掉南京及應天府等名色，設都督府委任親王進行統領，並輔以戶、兵、工三部侍郎等高級官員。

雖然七種主張各不相同，但都不否認前明南京轄區的重要性，都主張在建制規格上高於一般行省。

可是作為當時清朝事實上的當家人，多爾袞卻將這七種主張全部否定，他做出的決定是“南京著改為江南省，設官事宜，照各省例行”。

這就是當時清朝對前明南京轄區的態度，保留它的全境轉設為一個普通行省，是多爾袞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

而這恰恰為隨後江南省的拆分埋下了伏筆，“江南田賦之供，當天下十之三；漕糈當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江淮之鹽莢、關河之徵榷，是以一省當九州之半未已也”，每當和平安寧的時代來臨，江南省這片土地上便會煥發出繁榮的經濟景象，各種庶務便成倍地湧向各級官吏的頭上。

對於江南省經濟發達、事務繁巨這種幸福的煩惱，清朝之前的歷朝歷代統治者都各有應對的妙招。比如，明朝是採用“直隸”這一獨特的辦法，由朝廷六部直接管轄其境內各個州府，杜絕由地方大員染指此一整個地區的政務。

而在更早之前的唐宋時期，則是以山川形便用分拆管轄的辦法，將後世江南省的轄區劃分為多個省級行政區。

例如，淮河以北的部分在唐朝屬於河南道，在北宋則分屬京西北路、淮南東路、京東西路、京東東路；江淮之間的部分在唐朝被設置為淮南道，在北宋則分屬淮南西路和淮南東路；長江以南的部分在唐朝分屬江南西道和江南東道，在北宋則分置為江南東路和兩浙路。

現在的南京處在江蘇、安徽兩省搭界的位置上，而遠在唐宋時期的南京則妥妥地是三省通衢，乃至是四省通衢。

在多爾袞否定了明朝管轄南直隸的辦法後，清王朝面對日益臃腫的江南省就只剩一個辦法——拆分，所面臨的問題也就只剩一個——怎麼拆分。

要知道江南省的東西跨度和南北跨度幾乎相等，無論是南北分，還是東西切，都具有可行性。如果直接以淮河、長江為天然界線一分為三，也有唐宋的先例作為歷史依據。

所以，關於怎麼進行分省的這些選項，無論哪個都可以說出很多見解。

左右布政使的分設和三大巡撫的裁併

清朝第一次做出選擇是在順治十八年，這一年因賦稅徵收問題發生了“江南奏銷案”，江南省的左右兩位布政使在此背景下襬脫了主次關係，而開始各自分擔實際的責任。

清初各省的布政使人數都是左右兩位，其中左布政使是握有實權的管事者，而右布政使則經常是徒有虛名而無事可做。

時任江南江西總督郎廷佐鑑於江南省稅賦徵收困難，早在“江南奏銷案”發生前的順治十四年，就頗有預見性地對左右布政使進行職責劃分，讓右布政使負責催徵積欠，讓左布政使負責催徵新賦。

這一做法緩解了江南省的賦稅徵收困境，但遠遠沒有完全解決問題，這就有了四年後“江南奏銷案”的發生，此案導致江南四府一縣的學子被革去功名，一萬餘名各級官員遭到黜降。

在此過程中，時任江寧巡撫朱國治又推動江南左右布政使，由分負其責發展為尚無先例的兩地分設。

即以左布政使仍駐省城江寧，管轄安慶、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廬州、鳳陽、淮安、揚州、徐州、滁州、和州、廣德等十三個州府。另外劃出江寧、蘇州、松江、常州、鎮江等五府交由右布政使管轄，右布政使的駐地也由省城遷往蘇州。

雖然江南右布政使的轄區遠遠小於左布政使，但右布政使肩頭的職責顯然更重，因為在其轄區內的蘇、松、常、鎮等府自明朝以來就是賦稅徵收的難點地區，這些地方歷年積欠的錢糧稅賦最多，所以打包一起交由右布政使負責催徵。

由此可見，清朝江南省分省的最初動因，主要是受繁重政務的驅使。

在江南左右布政使由同駐一地到分駐兩地之後的第四年，發生了江南省內三大巡撫裁併為二的事件，江南省一分為二的趨勢由此變得更為明朗。

至於究竟是將江南省南北一分為二，還是東西一分為二，就取決於對當時江南省內三大巡撫中的哪一個進行裁併。

這三個巡撫分別是駐淮安的鳳廬巡撫、駐安慶的安徽巡撫、駐蘇州的江寧巡撫。

鳳廬巡撫的轄區是淮安、揚州、鳳陽、廬州、徐州、和州、滁州等七個州府，相當於今天的“皖中+皖北+蘇中+蘇北”。安徽巡撫的轄區是安慶、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廣德等六個州府，囊括了今天的整個皖南地區。江寧巡撫的轄區是江寧、鎮江、常州、蘇州、松江等五府，相當於今天的“蘇南+上海”。

從相對位置來看，鳳廬巡撫統領江南省的長江以北地區，而江寧巡撫和安徽巡撫則分別統領江南省長江以南地區的東西兩部分。

所以，如果保留鳳廬巡撫，裁併安徽巡撫、江寧巡撫二者之一，那麼江南省的拆分就基本是南北分了。而如果遭裁併的是鳳廬巡撫，那麼江南省的拆分便是安徽巡撫與江寧巡撫的東西分。

最終揭開謎底的人，是時任江南江西總督郎廷佐，

他在康熙四年提出的裁併鳳廬巡撫的方案被准予實行。這個方案將原屬鳳廬巡撫的鳳陽、廬州、和州、滁州歸併給安徽巡撫管轄，原屬鳳廬巡撫的淮安、揚州、徐州歸併給江寧巡撫管轄，而後江寧巡撫又演變為最終的江蘇巡撫。

大家可能會發現，今天蘇皖兩省的北部地區完全沒有參與它們各自省名的命名，江蘇之名得自於江寧和蘇州，安徽之名得自於安慶和徽州，這四地均在長江一線以南。為什麼蘇皖兩省名稱的由來都跟它們各自的北部地區沒有關係呢？

這就是因為在鳳廬巡撫轄區被裁併後，另外兩個巡撫已經存在的官稱得到了沿用，並且由官稱進一步發展成為一東一西兩個省的名稱。

所以，分省名稱出現這種情況，與當地民眾乃至當地官員都沒有多大關係，這些名稱完全是從朝廷對官員任命書中的措詞裡沿襲下來的。

比如，朝廷任命一名巡撫，在旨令中的措詞是這樣的“巡撫安徽寧池太廬鳳滁和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首先這個官稱太長了，其次這個官稱羅列地名的順序是安慶、徽州、寧國、池州……所以這個官久而久之就被簡稱為“安徽巡撫”，“安徽”之名的出現實在是取旨令起草者行文順序之便。

鳳廬巡撫、江蘇巡撫名稱的由來，也是同樣的道理。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當年被裁併掉的不是鳳廬巡撫，那麼今天原江南省範圍內的分省模式，就會是鳳廬省和安徽省或鳳廬省和江蘇省。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參與江南省分省的兩個重要人物其實是一對遼寧老鄉。郎廷佐祖籍遼東廣寧（今屬遼寧錦州市），朱國治則是遼東撫順人（今屬遼寧撫順市）。

這兩位遼寧人無疑在江南省分省過程中起了關鍵的推動作用，特別是郎廷佐裁併鳳廬巡撫及其轄區的建議，直接決定了江南省只能是一東一西分為江蘇和安徽兩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