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9 莫高窟藏經洞的封閉

藏經洞為今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之耳窟，1900年在這裡發現了一大批古代遺書、遺物，成為20世紀初轟動世界的考古學重大發現。此後，人們對敦煌產生了濃厚興趣，在世界範圍內掀起了一股敦煌熱，中外學者對敦煌藝術和敦煌遺書，從宗教、藝術、歷史、考古、語言等各種專門學科的角度加以研究，形成了一個以敦煌為專門研究對象的學術領域，這就是現在我們所熟知的敦煌學。因此，藏經洞地位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敦煌研究院石窟編號體系中將之單獨編號為莫高窟第17窟。基於此，藏經洞的封閉堪稱歸義軍佛教史上最後也是最大的歷史事件。

藏經洞和第16窟並不在同一高度上，窟內地面較第16窟甬道地面高出1米。窟門為長方形．開在南壁的中部，高1.84米，正對第16窟甬道的南壁。窟內地面近於方形，邊長介於2.65～2.84米，窟內高度約2.5米，靠北壁處有長方形禪床式低壇，上為洪辯影塑，洞窟有效利用空間不足20立方米，可謂名副其實的方丈小室。

關於藏經洞的封閉時間，研究者傾向於1002年至1035年之間，即曹氏歸義軍晚期到西夏統治敦煌之初。在11世紀初期，曾作為晚唐五代初期河西都僧統的洪䛒的禪窟影堂可能已不為人們重視，因此洪辯影窟被改造也就成為必然。洪辯禪窟是屬於洞窟中的洞窟，從方位上來講特別具有隱蔽性，封閉門口然後重修壁畫可以天衣無縫，而對於其他洞窟而言，由於有敞口前室或甬道，封閉後的洞窟和原來的礫石崖面形成明顯的對比，不具有較好的隱蔽，北區洞窟亦然。

關於藏經洞為什麼要封閉，古代人們在當時基於什麼目的要把這些東西封存於一所小窟內，也正是由於這一問題的重要和複雜性，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始終激發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展開大量思考與研究，力圖對這一歷史懸案進行解答。在不斷探索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廢棄說、避難說、末法思想說和曹氏存經說等觀點，不同觀點的探討與商榷，促使我們揭開歷史的面紗，逐步接近藏經洞封閉的真實原因。

一、殘篇斷經廢棄

由於藏經洞出土遺書遺物中有相當大比例的殘篇斷經，甚至還有不少錯抄之廢卷及塗鴉雜寫和過期的文書契約等，藏經中的完整和精美的部分畢竟不佔主流，有學者指出為躲避戰亂而封存這批遺物，似乎顯得不具有強大的說服力，據此認為這批遺物之封存當系歷史時期已經失去利用價值，故而受到封存。

1．廢棄說的提出

斯坦因先生據自己在洞中所藏一些包裹皮中發現的一批相當數量的漢文碎紙塊，以及包皮、絲織品做的還願物、絹畫殘片、畫幡木網架等，認為這些東西是從敦煌各寺院中收集來的神聖廢棄物，藏經洞就是堆放它們的處所。這一看法，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廢棄說”。斯坦因還根據其所見寫本和絹畫題記最晚者為10世紀末的情況，推測洞窟的封閉是在11世紀初葉。

斯坦因所獲的部分藏經洞文獻

2．觀點的發展及完善

藏經洞發現後的一個世紀，廢棄說得到較大發展。由於藏經洞內沒有整部大藏經和其他珍貴物品，大多是殘卷斷篇，夾有不少疑偽經，敦煌地區在歸義軍節度使曹宗壽當政時期(1002-1014)，已向內地乞求配齊藏經，也曾從朝廷乞求到一部金銀字大藏經等品相極好的經典，如系避難，它們卻均不見藏經洞中。但藏經洞所藏的反而是殘部破卷，因此其封存的真正原因並不是避難，而是在於這一批文書對當時的敦煌僧眾來說已失去了實用價值，故而遭到廢棄。

廢棄說得以支撐，更由於歷史時期中國人一直有敬惜字紙的傳統。紙張比較珍貴，對地處西陲的敦煌來說更當如此。據敦煌遺書中的抄經記錄所載，抄經時每人所領紙張均要記賬，即使抄錯也必須憑廢紙換好紙，並將廢紙留待他用。此外，經過長期使用的破損佛經，如果不堪再使用下去亦不允許拋棄，須另行封藏。五代時期由於內地戰亂，敦煌偏處一隅，經典的來源較為困難。從《州乞經狀》可知，五代時，敦煌教團曾數次遣人赴內地各處搜尋配補敦煌所缺經典。進入北宋後，由於曹氏政權與北宋、遼、西夏等保持朝貢關係，對外交往較多，經典的來源較為豐富。與此同時，紙張的生產、流通也改變了晚唐五代以來自己造紙的傳統，紙張緊張的狀況可能隨著交通發展大為緩解，使人們不再想到其背面可資利用的價值。於是在曹氏政權的某一年，敦煌各寺院進行了一次寺院藏書大清點，清點後將一大批殘破無用的經卷、積存多年的過時文書與廢紙以及用舊的幡畫、多餘的佛像等，統統集中起來，封存到藏經洞中。由於它們被認為是一堆廢物，年深日久，就逐漸被人們遺忘。至於洞外抹的牆泥、繪的壁畫，也許與這一封存活動直接有關，也許與這封存活動並無直接關係，而是其後若干年的另一次宗教活動的結果。

二、外部戰亂避難

“避難說”最早起於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先生，他根據斯坦因和自己所得敦煌卷子進行考查，發現一份西夏文卷子都沒有，而當時他見到的藏經洞漢文、藏文經卷及其絹畫、佛像、石碑等堆得很混亂，所以推斷藏經洞是在1035年西夏入侵敦煌時為了躲避外寇而倉皇封閉。“避難說”得到許多人的贊同，但對於避難之對象，則又形成了不同的意見。

伯希和在被他稱為“至聖所”的藏經洞中翻撿經卷-努埃特攝影-1908年

1.避西夏之亂

歷史上敦煌曾受到吐蕃多年統治，雖然藏經洞封閉時吐蕃統治結束已久，但藏經洞內仍然保留著吐蕃時代的古藏文寫經。西夏同樣統治敦煌有相當長時期，這個民族有自己的文字，而且也信奉佛教，但藏經洞內卻看不到西夏文字的經卷，當因1035年西夏佔領瓜、沙時，藏經洞已被封閉了。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西夏入侵敦煌時，可能當地的人們對西夏人佛教信仰程度瞭解不深，作為依附於歸義軍的敦煌各佛教寺院自然會在瓜州、沙州、肅州被攻取之前的一段時間裡驚慌失措，因而倉促之間，將各寺的寫經都集中起來，收藏在洪䛒的影堂內，並且將窟門封閉，重繪了第16窟壁畫。據目前對西夏洞窟的調查與排年，第16窟現存壁畫應該屬於西夏早期的作品，因此，藏經洞是為避西夏入侵而封閉的，故藏經洞也封閉於此時，即1035年。事後那些參與封存的人由於某些原因不再回來，以致藏經洞從此沉寂無聞八百多年。

關於藏經洞出土敦煌遺書無西夏文字一現象，馬世長先生指出西夏未創文字之前，也使用過漢文和藏文。西夏文字之創，在元昊大慶二年(1037)，新的文字從初創到比較廣泛地流行使用，必須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敦煌地區主要是漢族，因而西夏文的流行應當要更晚一些。從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題記可知，西夏佔有瓜、沙地區之後的二三十年內，西夏文在這一地區還沒有流行起來，所以西夏侵擾仍有值得商榷的餘地。

2．避哈喇汗王朝之亂

在避西夏戰亂導致藏經洞封閉的思路逐步成系統時，有人認為崇信佛教的西夏統治敦煌時期，在局面穩定之時，已然沒有藏經封存之必要。另從歷史事實來看，西夏在莫高窟、榆林窟、東千佛洞等地開了許多洞窟，因此不會破壞寺院，僧侶更沒有必要逃亡，即使逃了也可以很快返回，藏經洞不應一封存便閉死了。因而開始有人對避西夏戰亂思路的合理性質疑，進而有了避哈喇汗王朝伊斯蘭東進運動之思路。哈喇汗王朝也稱作喀喇汗王朝、黑韓王朝。哈喇汗王朝和于闐國毗鄰，早期是個相當鬆散的多民族部落聯盟，10世紀中葉，哈喇汗王朝的統治者薩圖克信奉伊斯蘭教，建立和鞏固新的伊斯蘭政權之後，以“聖戰”的名義，不斷向跟自己不同宗教文化特徵的毗鄰之地展開了大規模的擴張。哈喇汗王朝逐漸強大約於956年之前開始發動對於闐的戰爭，進而爆發了長達數十年的宗教文化和民族認同上的征服與反征服之戰，戰爭斷斷續續持續了近半個世紀，最終以1006年于闐滅亡而告終。這場戰爭對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結構等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和無法估量的損失，但戰爭客觀上促進了于闐塞種民族被回鶻民族同化，從而為當代維吾爾民族整體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基礎。

殷睛先生認為，藏經洞的封閉與伊斯蘭教東傳有關。信仰伊斯蘭教的哈喇汗王朝大肆毀壞佛教藝術，宋紹聖年間(1094-1098)，他們向宋朝要求出兵攻打西夏，宋朝表示讚許，這一消息在佛教徒中所引起的恐慌，因而採取了封閉藏經的保護措施。

對避哈喇汗王朝戰亂思路進行系統化闡述的是榮新江先生，認為藏經洞出土的敦煌遺書不論是漢文佛典，還是藏文文書，也不論是娟紙繪畫，還是回鶻、于闐文獻，如果把它們放在公元10世紀，藏經洞的主體文獻佛典和供養具，應當原是三界寺的藏經和資產。佛教教團有將殘經破像廢棄掩藏的傳統，諸如1965年在莫高窟第125、126窟前和第130窟底層壁畫下巖洞等處發現的北魏唐代殘刺繡、絹繪佛像和雕版印製佛像等，即是屬於這種廢棄方式的廢棄物。然而將自5世紀以來五個多世紀的作廢寫經一總放在一個窟中，而不是早就放在佛像中或其他什麼地方，應當另有原因。

從1002年以後，西北地區最重要的歷史事件，首先就是1006年于闐佛教王國滅於信奉伊斯蘭教的黑韓王朝。這是最有可能促成藏經洞封閉的事件。于闐陷沒後，大批于闐人東逃沙州，甚至遠到青海。在藏經洞中有一批相當完整的于闐文佛典，他們或許是寫後不久，就在佛教像法滅盡思想的影響下帶到敦煌保存起來的，也可能就是逃難的于闐佛教僧人帶來的。于闐僧人所帶來的伊斯蘭東進的消息，要比信佛的西夏人到來的消息可怕得多，因為哈喇汗王朝是經過血戰才攻下於闐，他們對於闐佛教毀滅性的打擊，應當是促使三界寺將所得經卷、絹畫等神聖的物品封存洞中的直接原因。由於哈喇汗王朝並未馬上東進，所以，封存活動是主動而有秩序地進行的，並且在封好的門前用壁畫做了必要的掩飾，以致當事者離開人世後被人們長期遺忘。

三、末法思想存經

由於中國北方遼朝成立之初，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曾於天贊三年(924)西征西域，其勢及於阿爾泰山，震驚西域。哈喇汗王朝在成立之初即遠到遼朝朝貢，成為遼國的屬國，後來也與北宋王朝通使朝貢。敦煌歸義軍與哈喇汗王朝當時同為遼的屬國，同時都與宋有往來關係，而且哈喇汗的使節又要經過敦煌前往北宋。到了歸義軍晚期，敦煌地區基本上是沙州回鶻人的天下，作為與回鶻關係密切的哈喇汗王朝應當和敦煌有較為緊密的往來，作為當時敦煌力量主導的沙州回鶻人還不至於對於闐被哈喇汗王朝所滅，就發生如此的恐慌，要避難而大封經書佛畫。在後來沒有發生與哈喇汗王朝戰爭的情況下，仍然無法解釋敦煌本地人未把這些東西重新取出來的原因，因為這種時間相隔一定不是很長，會有相當一部分當事人存在。如果是由於避難，那麼敦煌人更應該保護的是那麼多的洞窟壁畫與彩塑，而不是經卷寫本，因為信仰伊斯蘭教者更多反對尊像，而看不到任何與保護洞窟有關的信息。整個16窟就是為了藏經洞而重修，在特別著急或時間有限的情況下，重修要費相當大的人力、物力、財力與時間，與當時歷史背景的考察不大符合。因而又有新的觀點——末法思想存經的提出。

在佛教發展歷史上，流行將佛教分為正法、像法、末法三個時期，一般認為佛教的發展在經過正法、像法兩個階段後進入末法時期，末法 時期佛法僧三寶將滅，眾生不求佛法，僧尼亦不種善根。北涼末法是受 當時的譯經高僧曇無讖、道朗等所倡末法之說，並提出了“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之論斷，推導的結果是北魏延和三年，即北涼永和二年(434)進入末法之世。對於敦煌佛教而言，也於此時迎來第一次末法思潮，佛教末法思想在當時普遍流傳，高僧大德為挽救 佛教免於法滅積極行動起來，其中以譯經、石窟營建和石塔的大量出現為主要方式。到了隋代，又有了對正、像、末法時間方面新的解釋，吉藏(549-623)所著《法華玄論》可為代表，認為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萬年，並推知1052年末法來臨。末法思想在敦煌佛教界產生重大影響，於是敦煌佛教教團便採取了以繪畫表示“末法度人”的千佛變、藏經洞“存經以備法滅”等一系列活動為代表的措施，表達了對末法的恐慌與“佛法即將滅盡”的憂慮。

1．遼代佛教末法思想對敦煌的影響

在五代宋時期，遼代佛教界對此次末法思想的到來尤為敏感。遼寧朝陽北塔剎頂第十二層屋簷內有遼代重熙十二年(1043)所建的天宮，立有一件刻在石版上的“物賬”，該物賬文末附記有：“大契丹國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午時再葬。像法更有八年人末法，故置斯記。”此類銘文或存經方式在遼統治區多有發現，對末法和末法到來時間的一清二楚，強烈地反映當時遼代佛教界對1052年“末法將至”的恐懼和憂慮，因此“存經以備法滅”。著名的北京房山雲居寺石經刻經最為興盛的時代正是遼代，一度成為遼朝廷定期資助的事業。這正是在末法將至之時，朝廷為保存佛法而所做的努力。

在曹氏歸義軍時代，契丹人建立的遼王朝，從後晉天福(936)以後，基本處於中國西北的實際宗主地位，在同宋朝頻繁交往的同時，更同西北地區的回鶻及周邊各政權有著密切的關係。除敦煌的歸義軍政權以外，遠在和田以西的哈喇汗王朝等在內的諸多周邊政權均朝貢遼朝，或均與遼朝保持友好關係，通使不斷。敦煌歸義軍曹氏與遼互使，在《遼史》中留下了多處記載，表明了敦煌曹氏歸義軍在晚期與遼非同一般的關係。敦煌與遼的關係到了曹賢順時期進一步升級，曹賢順本人親自遠赴遼京，被遼封為敦煌郡王。曹氏歸義軍和遼朝均處於佛教為主導的政教合一地區，在頻繁的互使中一定會受到相當的重視，當時遼朝佛教界普遍流行的1052年末法將至的思潮一定會較早地傳至佛教高度發達的敦煌。

2、末法思想的流行與敦煌藏經

為了挽救法滅於末世，敦煌人的實際行動與措施，首先明確反映在曹氏歸義軍晚期重修的一批大窟中，這些洞窟的壁畫均為千篇一律的的千佛變，如第16、152、256、233、94、29等窟，窟內集中反映末法度人的思想。莫高窟第16窟現存表層壁畫的基本內容是，甬道南北二壁供養菩薩各一排，上層畫說法圖各一排。主室千佛變，四壁全為千佛。東壁門上畫有一大蓮花，是同時期洞窟壁畫中常見此位置表示千佛變中“末法度人”情節的縮略簡圖。此類千佛變有深刻的佛經依據與佛教思想，強烈地反映著這一時期千佛信仰所主導的末法思想的流傳。

尤為特別的是，這些與曹氏歸義軍晚期與西夏開鑿的洞窟中，基本上看不到供養人畫像，這與傳統敦煌的作風大相徑庭。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是歸義軍晚期的沙州政局逐漸被回鶻左右，曹氏的各項活動亦受到影響，佛窟的營建也不能例外，雖然信仰佛教的回鶻同樣支持和參與各類佛教活動，但是對於失勢和受到權力威脅的歸義軍曹氏，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大有一種末法來臨、末法將至的感覺，面臨甘州、西州、沙州三支回鶻勢力包圍中的曹氏，這種危機感會相當的強烈。一方面，相似於吐蕃統治時期洞窟供養人數量的大幅減少，可能因為處在回鶻的民族統治之下，敦煌這一時期諸如莫高窟第16、94、152等重修洞窟中也較少看到漢裝男供養人畫像。另一方面曹氏信仰佛教，因此佛教的末法思潮也是他們對社會現實無奈所作出的首選，有借佛教力量自保的意味，曹氏和遼有頻繁往來關係，早已對盛行於遼的1052年末法思潮有著清楚的記憶和反映，受末法思想的強烈影響，營建洞窟成為純粹的宗教行為，為了拯救佛教於法難之中，不再有個人意義的供養行為，集中體現著即將末法住世時，敦煌佛教界的團結一致以及人們努力護法的精神。可能受遼人塔中藏經作法的啟示，敦煌人也進行藏經“存經以備法滅”。

敦煌與遼的交往，集中在歸義軍曹賢順1014-1036年的前期即1020年以前的一段時間。也就是說遼朝末法思潮對敦煌影響最大的可能性就在此一段時間，因此藏經洞封閉的時間在此間段或稍後的可能性很大。

四、沙州回鶻崛起與曹氏主導存經

第16窟重修四壁的千佛與甬道的供養菩薩、說法圖等造像中，均在面部、身體等部位大量塗金，窟頂四坡的團花圖案更是金碧輝煌，突出表面的塗金手法；而洞窟中大量使用的瀝粉堆金手法，亦是比比皆是。大量金粉的使用，使得整個洞窟顯得富麗堂皇，閃閃發光，突顯佛相莊嚴。在第16窟這樣的大型洞窟中如此大規模使用金粉，顯示出重修功德主非同一般的經濟實力，其為歸義軍曹氏集團的可能性很大。史載宋真宗大中祥符末（約1016年） “賢順表乞金字藏經洎茶藥金箔，詔賜之”。其中應有莫高窟洞窟壁畫彩塑佛像之用，又恰與第16窟整體重修的時間大體吻合，故其功德主的身份當非曹氏集團莫屬。

1．沙州回鶻的崛起與曹氏重修第16窟

歸義軍晚期原為曹氏主導的沙州政局逐漸被回鶻左右，曹氏整體重修第16窟時，可能各方面受回鶻人的制約，處處面臨與沙州回鶻的周旋，藏經洞的封閉也應有個中因素影響。曹氏作為藏經洞封閉的主人，則為藏經洞內所藏內容的豐富性、全面性作了最好的答案。曹氏作為當時瓜沙地區處於被動地位的統治者，在名存實亡的歷史背景下，曹氏統治者們想必對歸義軍政權的未來不抱樂觀的態度，回鶻人取代之勢無法挽回。

因此，曹氏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積極著手處理政權將亡的準備。選擇藏經或許就成了曹氏統治者對沙州未來發展的一種留戀的心理和挽救措施，從藏經洞藏有大量的佛經寫本、社會經濟文書、歸義軍官府公文、各寺院所藏佛教僧界的各類文件檔案、敦煌歷代經史子集抄本，甚至民間個人往來書信、童蒙讀物，以及其他宗教和民族語言文字寫經文獻的存在，說明曹氏可能充分利用歸義軍政權有限的權力與影響力，動員了官府、寺院和民間、宗教界的力量，把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文字文獻統統集中起來，並特意封閉在曹氏重修的功德窟中，當屬有計劃的集體行為，而非個人或少數人所能成就。

以曹氏為代表的瓜沙各界力量如此作為，顯然是對回鶻力量強大的無奈選擇，雖然回鶻人從信仰等方面並不排斥藏經洞所藏內容，但是作為自漢以來長期受中原王朝統治和漢文化深厚影響下的敦煌地區的人們，眼看著回鶻人漸漸成了當地的主宰，於是對敦煌所有的佛經、文字文獻進行封存，以一種獨特形式反抗或迴避回鶻人的統治。或者寄希望於有朝一日，歸義軍曹氏能夠重振力量，再度主宰河西瓜沙地區，而所藏資料，則為那時所再啟用。如此，則第17窟所藏內容當屬曹氏歸義軍龐大封存計劃的一部分。

還有另一種假設，就是到了曹氏晚期，沙州回鶻政權日漸強大，可能推行類似吐蕃統治時期的民族政策，除服飾以外，同時推行回鶻文字。在這樣的情況下，傳統的漢字及其他文字受到限制。這或許是曹氏等封閉藏經洞的另一個可能的原因，但是目前還沒有更為確切的證據。

2．末法思潮、曹氏自保與藏經洞的封閉

因此，在面臨諸如佛教末法思潮、曹氏歸義軍集體自保、沙州回鶻的強大影響和各種民族政策等各種可能因素的影響下，藏經洞被封存起來。後來，由於封存的主導力量曹氏從敦煌的歷史上消失，沙州回鶻最終建立“沙州回鶻國”政權，再後來又有西夏人對瓜沙的爭奪，因此，藏經洞就再沒有被人提及，直至王道士再度開啟計封存了近千年時間。

關於藏經洞封閉的時間，1023年曹氏最後一次入貢中原的記載值得重視，《宋史·仁宗紀》載：“至天聖初，遣使來謝，貢乳香、硇砂、玉團。”這是正史資料明確所記曹氏歸義軍最後一次入貢中原，此後史書失載，說明曹氏在瓜沙地區徹底失去統治地位，被沙州回鶻所取代。既然第16窟和藏經洞的封閉為曹氏主導所為，則到1023年歸義軍仍與中原通貢的記載表明這一時期曹氏還有一定的發言權，可以主導一些事務。因此藏經洞的封閉也就不會晚於此年，最遲則不會晚於1030年。

藏經洞的封閉是敦煌學也是敦煌佛教歷史上的重大未解之謎，在藏經洞發現後的一個多世紀，不斷有新的觀點提出。以上僅是目前討論較為深入和主流的四類觀點，各自在論證推理層面都具有極高的合理性，雖然或多或少包含有臆測的成分，但已經給我們提供了廣闊的思考空間，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藏經洞封閉這一未解之謎的認知程度，同時也在向歷史的真實一步步地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