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記得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
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那麼在2016-2017年去產能和去庫存基本完成，到今年去槓桿已經行至年中、步入穩槓桿，按照既定戰略，政策重心應逐步轉向降成本和補短板，從“三去”走向“一降一補”。今年又值美國佬叫囂，中美貿易戰拉開了帷幕，更需要鞏固和扶持優秀企業的信心、也關係能否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一個轉折點吧。是否可以考慮減減稅了呢？重新放水養魚？
美國特朗普打出的一張牌便是大幅減稅。那麼我國現行稅負高不高？中美的稅負和基礎性成本孰高孰低？我們此前強調，中美貿易戰應該也是國本之戰了，決定了未來世界的新走向，新格局。
先從中美宏觀稅負對比：
中國全口徑的宏觀稅負（四本賬）自2009年起高於美國，國民收入分配中政府佔比持續提高，存在大幅減稅降費空間。
我國自1994年分稅制實施以來，政府可支配收入佔比持續上升，近年略有下降；企業部門可支配收入佔比從2009年起下降。從國際看，我國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的佔比（18.5%）高於美國（17.2%）和日本（17.5%），但低於福利水平較高的挪威（38.2%）、瑞典（32.3%）、芬蘭（29.1%）和愛爾蘭（22.8%）。我國居民部門在國民收入分配的佔比61.6%低於美國（79.6%）、日本（75%）、德國（77.2%）和法國（73.7%）等。實事求是的說，我國收入分配的特點是政府高、家庭低。
分稅制以來，政府部門佔比高，居民部門佔比低
自今年上半年財政收入增速高於名義GDP增速，財政收入/GDP比重上升至1980年的較高水平，減稅呼聲比較大。
我們可以從《中美稅負和稅制比較》去發現，2015年，即是“三去一降一補”的開始年，中國的全口徑宏觀稅負為33.9%，略高於美國的33%，美國減稅後預計減少宏觀稅負0.8個百分點/年，對中國產生壓力。全口徑的財政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和社會保險基金收入。
2009年起，中國全口徑宏觀稅負開始高於了美國
考慮中國社會保障的層級和發達國家的高福利，中國宏觀稅負偏高，大量財政收入用於供養龐大的機關事業單位隊伍和建設性支出。從財政支出結構看，我國醫療、社保與就業等支出佔比近年來上升。客觀的說，仍低於美國，教育支出佔比與美國持平，大量財政支出用於財政供養人員及基建。
近年，我國財政支出開始優化。社保佔比增加，交運基建類佔比下降
據估計，財政供養人員為6400萬以上，財政供養人員/百萬美元GDP在國際處於較高水平，為美國的4.8倍。雖然大部分基礎設施投資具有巨大的經濟社會效益。
中美醫療、就業，教育對比
依舊有相當部分無效投資浪費仍不可忽視，民生支出雖然增長較快但基礎薄弱仍有待提高。（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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