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一部分：香港區的建造
在香港之前：基本背景
1557年左右，葡萄牙人在當地官員的允許下，將澳門作為永久的貿易結算地時，華南貿易的面貌發生了變化。這個小港口迅速發展成為中日之間的轉口貿易中心，使用葡萄牙船隻和海員作為承運人。日本人一再進行海盜襲擊，導致他們被禁止進入中國港口。
這再加上明朝對中國人出國流動的限制，意味著葡萄牙人處於中產階層的完美地位，他們主要把中國生絲帶到日本，回國時還帶著銀和銅(儘管也有一些高質量的瓷器貿易)。
葡萄牙人實際上壟斷了運輸貿易，開創了澳門從未有過的財富和繁榮時期-1560年至1640年，這段時期常被稱為澳門黃金時代。
除了貿易，葡萄牙人在向日本輸出天主教傳教士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一項不受歡迎的活動，最終導致日本在1639年完全關閉對葡萄牙的貿易。(不過，加爾文派的荷蘭人仍被允許在長崎附近的德島進行交易，因為他們的貨物顯然沒有牧師。)
大約在這個時候，第一位到達中國海岸的英國航海家韋德爾船長於1637年在澳門登陸，儘管中國人下令不要接近，他還是試圖進入廣州(現在的廣州)。他被趕走了，幾十年來再也沒有英國船隻訪問這些水域。
日本對葡萄牙貿易的關閉是澳門緩慢衰落(持續到18世紀末)以及隨後英國和荷蘭殖民勢力在亞洲崛起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這段期間，香港在珠江三角洲的另一邊一直沒有被人注意，而在廣東沿岸數百個島嶼中，只有一個島嶼，居住著一些漁民、自給農民和海盜。
廣東貿易
在1556-57年澳門成立後的幾個世紀裡，除了澳門以外，歐洲貿易商不允許在中國設立任何永久的貿易站。允許在廣州港進行季節性貿易，但商人必須在交易季節結束時離開城市，返回澳門。
在廣州期間，他們被禁止帶著他們的妻子和家人一起去，禁止他們學習漢語，並且限制他們在城鎮的活動。很少有人被允許冒險走出他們的貿易場地或所謂的“工廠”。漸漸地，這些限制變得越來越煩人，伴隨著賄賂、腐敗和不斷變化的標準和期望。
18世紀中葉，歐洲對茶葉、絲綢和其他奢侈品的熱情日益高漲，這要歸功於長期穩步增長的繁榮。尤其是茶葉的需求量很大，此時，中國在供應方面享有世界壟斷地位。
中國人堅持一切都用銀幣支付(直到上世紀30年代初，中國一直以銀為標準)，這在適當時候導致了嚴重的貿易逆差平衡，有利於中國，因為中國當時對歐洲的貿易商品幾乎沒有什麼用處，只有幾個鐘錶、小飾品和古玩。打開中國寶箱的鑰匙是鴉片。
英國東印度公司
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政府壟斷下種植鴉片，每年在加爾各答公開拍賣。由於該公司正式反對鴉片貿易，也不允許在公司船隻上運輸鴉片或由公司官員進行交易，因此形成了一種私人貿易制度(稱為“國家貿易”)。
這些商人在加爾各答拍賣會上購買鴉片，然後用特製的船隻走私到中國。許多早期的貿易公司，如怡和、登特和羅素等，後來成為中國沿海的知名貿易公司，都大量參與了鴉片貿易。
雖然英國人通常因為把鴉片引進中國而受到詆譭，但值得記住的是，許多斯堪的納維亞和美國公司也參與其中。主要的鴉片走私倉庫位於林田，阿爾瓦雷斯於1513年在中國登陸。
雖然中國政府實施了一系列鴉片禁令，但主要是由於地方腐敗和中國官員積極參與非法鴉片貿易，這些禁令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效的。此外，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官員試圖使英中邦交正規化的幾次嘗試遭到了中方的拒絕。
然而，該地區不斷增加的外國商船數量確實讓中國當局感到震驚，他們建造了一系列海岸防禦設施，包括大嶼山的範劉和東湧、博卡底格里斯(Bogue)和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區的堡壘，其中一些至今仍屹立不倒。
第一次鴉片戰爭
1830年以來，由於鴉片問題，英國商人和中國當局在廣東的關係逐漸緊張。結果，在1834年，威廉·約翰·納皮爾勳爵被任命為貿易專員，目的是規範貿易，並最終在這兩個帝國之間建立外交關係。(納皮爾的名字，不出所料，被譯成中文，說成“令人費解的卑鄙”。)納皮爾在執行公務時去世時，查爾斯·埃利奧特上尉接替了他。
埃利奧特的處境並不令人羨慕，他不得不支持一項貿易(隨後的信函顯示)，他本人並不贊同這一貿易，並與中國進行談判。中國人當時除了作為支流外，沒有與其他國家打交道的經驗。1839年，林則徐專員被任命為徹底鎮壓鴉片貿易的委員，他的行動在廣東導致了兩萬箱(大部分是英國人擁有的)鴉片的交出和銷燬。
許多商人一直在英國議會煽動，從印度派遣的一支英國艦隊襲擊了珠江沿岸通往廣東的博格要塞。雙方的各種和解努力均以失敗告終，但“川派公約”(1841年簽署)最終結束了敵對行動。
隨後於1842年簽署的“南京條約”安排開放五個中國港口(第一個條約港口)，並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王室，作為一個永久、穩定、安全的英國貿易場所。
為什麼是香港島？
香港島之所以被選中，而不是其他更大、更繁榮的地方(比如中國東部長江入口處的楚山島)，是因為它為水手們所熟知，並且擁有一個良好的自然港灣。前往廣東或沿海岸上上下下行駛的船隻通常會在瀑布灣(港島西面的華富村附近)取水；他們亦會在石排灣躲避暴風雨天氣和颱風。
香港島於1841年1月26日正式被佔領，隨著以前在廣州和澳門定居的商人和商人搬到香港島，港島區迅速發展。
香港早期
中區是香港第一個有計劃的市區發展地區。在1841年6月(英國國旗在港島升起五個月後)舉行的賣地活動中，共有51幅土地出售給23間商戶，以興建辦公室和貨倉。這些公司包括至今仍很顯赫的怡和當時的競爭對手登特，後者在1867年的經濟衰退中被消滅。
風格令人聯想起澳門的寫字樓，建於海旁與皇后大道之間，直至中環街市，並於1842年被指定為公眾街市。1841年11月，在Albany Nullah(現在的花園道)和Glenealy Nullah(現在的Glenealy)之間的土地被劃作官方用途，後來被稱為政府山。殖民地秘書處、禮賓府、奧爾巴尼政府宿舍和聖約翰大教堂都建在這個斜坡上。
位於官山與灣仔之間的地區被指定作軍事用途。維多利亞和惠靈頓兵營建成，該地區一直保留在國防產業直到1970年代末。這種正式劃分中區和灣仔的做法實際上意味著只能在軍事營地以東開發更多的住宅區和商業區。
1843年，香港正式成為官方殖民地，成為官方殖民地後，這個迅速發展的城市被命名為維多利亞，擴展至現時的上環、中環及灣仔。
然而，中央已成為主要的商業區和行政中心-至今仍是如此。除了在政府山以東設立的軍事營地外，在英國人抵達後不久在斯坦利設立了一個軍營。
從19世紀40年代起，林德赫斯特露臺、好萊塢道和香港仔街周圍的地區是一個歐洲住宅區。但是，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中國商人購買了這一地區的房產，將這些建築物改建為公寓。
因此，從這個時候起，歐洲人向山上移動到凱恩和羅賓遜的道路，標誌著中間層住宅開發的開始。英國殖民地的頭20年在精神上非常大膽，其特點是腐敗、無法無天、殘暴野蠻。
一開始的一個關鍵問題是缺乏高效率的公務員隊伍，因為在殖民地存在的最初20多年裡，幾乎沒有任何政府官員能夠說或讀中文。警務和法律制度是無可救藥的不足，許多政府職位幾乎都是由任何在香港工作時碰巧在香港的人擔任。
當時的大環境下，中國和歐洲社區之間幾乎沒有什麼互動，導致雙方都產生了大量的恐懼、偏見和誤解。1857年，歐洲主要的麵包供應出現問題，引起了廣泛的恐慌，進一步加速了種族疏遠和兩極分化的進程。
第一批特聘的香港政府行政學員(他們都是瞭解中國文化和會說廣東話)是在1862年委任的，逐步提高了政府的水平。一般來說，香港在19世紀60至19世紀70年代都有逐步和穩定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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