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教案史》的不完全統計數據，義和團年間共有253名外國人（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修女9人、修士3人；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兒童53人）和3.5萬多名中國基督徒（天主教近3萬人，新教5000人）被殺。
至於吸紙菸、戴眼鏡、用洋傘、著洋襪者，均有被拳民誅殺的危險。《拳事雜記》中：曾有學生6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枝，洋紙一張，被團匪搜出，死於非命。
義和團敗，聯軍入京。慈禧為此付出的代價是逃往西安，一路上吃了些苦頭；京城百姓付出的代價是任八國聯軍燒殺擄掠然後於門上貼“不曉語言，平心恭敬”學做順民；清王朝付出的代價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辛丑條約》的簽訂，它的賠款數額達到4.5億兩白銀，按當時中國人口計，人均一兩。
78歲的李鴻章帶著籤《馬關條約》時留在臉上的那顆子彈，簽了此生最後一個賣國條約。回到家，他吐了血。兩個月後，他死了。
條約中，德國代表強烈要求清政府派專使就克林德公使被殺一案前往德國謝罪，並在其遇害之所樹立紀念牌坊。何德蘭參加了揭幕典禮，但他聽說，中國百姓以為這個牌坊是為紀念殺害德國男爵的人建造的。
清朝就在進一小步退兩大步的節奏裡走進20世紀。儘管慈禧順勢而行，也誕生了“江楚會奏三折”這樣經典的改革文本，但這片江山已是日薄之象。當慈禧想把自己的侄女許給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文時，袁世凱當即藉故推辭了。
慈禧與光緒在兩天裡接連死去，她的聲名愈見敗壞——這也是革命的需要。學者沈渭濱查過，有關慈禧的種種傳聞，大抵是在戊戌變法之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後這段時間裡出現的。
美國堪薩斯大學東亞系教授馬克夢先生出版了《歷代后妃生活》一書，從呂后一直寫到慈禧，盤點了中國歷史上的女性統治者。
他認為慈禧跟挪威的瑪格麗特皇后差不多，只能算是臨時攝政的皇后。和其他王國一樣，若要批評女性掌權者，最好的辦法是說她放縱。
在男人想象的政治秩序中，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是女人不能幹政，而女人當政往往標誌著進入了亂世。
自咸豐後，慈禧指定的新君一個比一個幼小，大清的黃昏則越來越近。傅儀在《我的前半生》中寫下了1908年12月3日他在啼哭聲中登基的場面：我父親單膝側身跪在寶座下面，雙手扶我，叫我不要亂動。
我卻掙扎著哭喊：“我不挨這兒，我要回家！我不挨這兒，我要回家！”父親急得滿頭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沒完沒了，我的哭叫也越來越響。我父親只好哄我說：“別哭別哭，快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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