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我國古代史、近代史、現代史構成了中華民族的豐富歷史畫卷。領導幹部要多讀一點歷史，從歷史中汲取更多精神營養。
——習近平
1
1939年6月，雲南昆明。一位中年人輕輕地合上文稿的最後一頁。
他出生在甲午戰爭結束的那一年，幾乎從小開始，他就目睹著這個國家一點點身陷沉淪。
此時此刻，這個國家似乎已經到了滅亡的邊緣：8年多的戰爭已經使她千瘡百孔，敵人已經佔領了從東北到華東的大片地區，數以億計的同胞身陷敵區，而本國軍隊一敗再敗，甚至連少量的外援也幾乎斷絕——絕望瀰漫在空氣中，亡國似乎就在眼前了。
中年人合上文稿，臉上應該是一種了卻心願的平靜。從1931年東北淪陷時開始動筆算起，他苦苦編撰，終於緊趕慢趕完成了這部記錄國家與民族歷史的史書——《國史大綱》。
他深信，即便是亡國了，但後來的青年們只要能讀到史書，只要能知道自己國家和民族曾有的歷史，一定能喚起反抗侵略驅逐倭寇之心，一定能夠恢復中華。
他叫錢穆，他希望更多的國人能讀史。因為一個民族只有銘記自己的歷史，方能立足於世界而不會滅亡。
2
一本史書究竟能不能激發一個民族的復興之心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位熟讀歷史的軍人，是知道在歷史的緊要關頭該如何抉擇的。
他無疑就是這麼一位軍人。資料記載，其從小酷愛讀史，入伍後對軍史更是熟於胸中。抗戰爆發後，戰局日益艱難，但其抗擊日寇的決心卻日益堅決。
他曾親筆昭告各部隊：“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為其死，毫無其他辦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決心，我們國家及我五千年曆史之民族，決不至亡於區區三島倭奴之手。為國家民族死之決心，海不清，石不爛，決不半點改變。”
而後他率部渡河，與優勢之日寇血戰南瓜店，力戰殉國。在國家最危險存亡之際，他以自己的犧牲激發了更多同胞同袍的抗爭之心——或許因此，錢穆所設想的最差情況才最終沒有出現。
他叫張自忠。當然，不僅僅是他，在那個絕望的年代，有一支軍隊尤顯得特別。從紅軍到八路軍新四軍，人民軍隊每個新入伍的官兵都會接受國史軍史教育，所以這支軍隊是當時最具國家觀、歷史觀的軍隊。整個抗戰期間，其他派別的中國軍隊叛國投降者甚多，唯有這支軍隊無論所處環境多艱苦卓絕，卻幾無背叛者。
以史為鑑，軍人才能知興衰；以史為鑑，軍人方能知榮辱。
3
而真正的睿智之士，則能從歷史中洞悉戰場勝利的規律和時代發展的走向。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毛澤東就是這樣一位的智者，其一生到底讀了多少史書已無從統計：一部4000萬字的《二十四史》，他反覆閱讀，直至逝世；一部300萬字的《資治通鑑》，他讀了17遍之多。
正是汲取了前人無數經驗與教訓，所以當大多數人都絕望時，他總能透過迷霧看到光明的前方。
1935年，紅軍長征至大渡河前，蔣介石聽說後大喜過望，發電勉勵圍堵各部：“大渡河是太平天國石達開大軍覆滅之地，今共軍入此彝漢雜處、一線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險峻、給養困難的絕地，必步石軍的覆轍，希各軍、師長鼓勵所部建立殊勳。”
他沒想到，熟知歷史的毛澤東則早已吸取了石達開失敗的教訓。同樣面對天險大渡河和圍追堵截，紅軍戰術靈活行動堅決為其一，冰釋民族矛盾化敵為友為其二，官兵上下齊心同甘共苦為其三。於是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使得這支軍隊轉危為安，革命的火種得以保留。
錢穆在絕望的情緒中寫《國史大綱》的時候，張自忠在決絕中要犧牲自己的時候，毛澤東則在延安的窯洞裡寫《論持久戰》和《新民主主義論》。他告訴他所締造的那支軍隊，按照歷史的規律，我們終究會打敗侵略者，一個政治上自由、經濟上繁榮、文化上文明先進的新中國即將到來。
一支看清歷史發展的脈絡，一支知道自己為何而存，因何而戰的軍隊，才能最終創造歷史。
4
2018年7月，劉公島上海風習習。
120多年前，甲午海戰在這裡結束，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因此陷入了沉淪，幾近滅亡。
120多年後，經過了一代又一代人努力，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命運被改變。但前進的航道亦有暗礁險灘，實現復興絕非輕鬆。
無論如何，我們應當知曉: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
唯有在內心深處銘記歷史，我們前進的腳步才會沉穩而堅決。
於國如此，於民如此。于軍隊軍人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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