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給陝北公學學員講課
領導幹部講黨課，宣講馬克思主義、介紹國內外形勢和時事政治、解讀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一直是我們黨的一項光榮傳統和政治優勢。特別是中央領導人在講黨課中高屋建瓴、說理透徹，並密切聯繫中國革命鬥爭實際進行權威的講解，效果更好。在這方面，毛澤東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身體力行，親自講黨課，作出了表率。
“不能照書本去講，那樣講，聽的人要打瞌睡”
毛澤東曾深有體會地回憶他在“抗大”講黨課時的情形：“不能照書本去講，那樣講，聽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準備，結合實際講，總結革命經驗，聽的人就有勁頭了。”脫離實際的講課不僅使學生缺乏興趣，達不到應有的教學效果，而且還背離了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
毛澤東在“抗大”講課和作報告時，通常只帶一個簡明扼要的提綱，把提綱上的問題講完後，還允許學員寫條子提問題，並隨即予以解答，因而課堂氣氛十分活躍。毛澤東後來回憶說：“我過去在抗大講課的時候，就是把講稿發給學員，我只講30分鐘，讓學員自己去研究，然後提出問題，教員解答。”毛澤東在講黨課時反對注入式、填鴨式的教學，認為“在教學方法中，應堅決採取啟發的、研究的、實驗的方式發展學生在學習中的主動性與創造性”。在毛澤東的指導和影響下，“抗大”講課不是注入式、講演式，也不是簡單的問答式，其基本方式是啟發式。啟發式教學法的具體做法是從近到遠，從局部到整體，把大問題分解成若干小問題，啟發誘導學員從問題的各個側面瞭解問題的全面，從事物的發展過程瞭解事物的發展規律，從事物的現象中認識事物的本質。
“教員要根據學生的情況來講課”
毛澤東在講黨課時善於根據教育對象的實際情況，選擇不同的語言內容和表達方式，有的放矢、因人施言、對症下藥，激起了教育對象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鳴。他強調：“到什麼山唱什麼歌”“看菜吃飯，量體裁衣。”毛澤東指出：“在教學方法上，教員要根據學生的情況來講課。……教員也要跟學生學，不能光教學生……就是教員先向學生學七分，瞭解學生的歷史、個性和需要，然後再拿三分去教學生。”“教員不根據學生要求學什麼東西，全憑自己教，這個方法是不行的。”
井岡山革命鬥爭時期，毛澤東就多次強調和要求紅軍宣傳員找群眾談話時，首先要放下官架子，要看不同對象說不同的話。碰到僱農要講僱農話、碰到中農要講中農話、碰到商人要講商人話、碰到工人要講工人話，不能講一大篇。針對中國農民文化程度普遍較低，文盲和半文盲佔絕大多數的實際，在湖南農民運動時期，毛澤東要求“夜校講課一定要通俗易懂”“如講打倒帝國主義就說‘打倒洋財東’，這樣農民一聽就懂”。在給工人夜校上課時，一次毛澤東先在黑板上寫下“工人”兩個大字，然後對工人們說：好些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說工人沒出息，其實，說起來工人的力量最大。他然後提高聲音說，大家不是說天最大嗎？什麼是“天”？他指著黑板上寫好的“工人”兩個大字說：“大家看，‘工’‘人’兩個字連起來就是‘天’。”他邊說邊在黑板上把“工”和“人”兩個字上下連起寫出一個“天”字，又指著“天”字啟發工人們說，大家都說工人沒出息的，我看工人是大有出息，關鍵是要團結起來，團結起來力量大如天。譬如一顆小石子，用腳一踢就踢走了，要是把許多小石子粘成一塊大石頭，那就搬也搬不動了。這些針對工農特點的極其鮮明而樸實的語言，很容易為工人、農民所接受。
十分注意語言藝術，生動活潑、幽默風趣
毛澤東講黨課時不僅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樣，且富於變化，而且十分注意語言藝術，生動活潑、幽默風趣，深受學員們的歡迎。著名語言學家邢福義曾說過：“在語言運用上，毛澤東既是高超的理論家，更是卓越的實踐者。”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講話，在談到黨內存在的“學風”“黨風”“文風”有些不正時，說：“這些作風不正，並不像冬天刮的北風那樣，滿天都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現在已不是佔統治地位的作風了，這不過是一股逆風，一股歪風，是從防空洞裡跑出來的。但是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一種風，是不好的。我們要把產生這種歪風的洞塞死。我們全黨都要來做這個塞洞工作，我們黨校也要做這個工作”，從而形象地說明了“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必要性。為了克服黨內存在的嚴重教條主義，幫助揭示其錯誤的性質及原因，毛澤東在講黨課時形象地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怎樣互相聯繫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對準靶。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和靶的關係。有些同志卻在那裡‘無的放矢’，亂放一通，這樣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壞。有些同志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裡搓來搓去，連聲贊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願意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鑑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係。”這形象地說明了書本知識與實際的關係，使人們認識到教條主義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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