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慶太郎，1880年出生於京都，比郭沫若大一個屬相。田中家的文求堂書店，1861年開業，1901年遷至東京。1899年，田中慶太郎畢業於東京外國語學校中國語學科，隨後到了中國，並在北京買房。他長期學習中國古代典籍知識，善於蒐集珍本善本，在漢籍文獻方面的知識越來越豐富。田中回到日本後，長期經營文求堂，在日本漢學界相當有名氣。著名漢學家內藤湖南曾說：“在今天的東京，學者之中對於古書的鑑賞能力而言，沒有一人能與‘文求堂’主人相匹敵。”
郭沫若因為寫下《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受到當時的政府通緝，被迫於1928年流亡日本。為了進一步弄清中國社會的性質，他開始專研中國古代社會的情況，最初研究的是《易經》《尚書》和《詩經》。在寫出一些文章後，他產生了一些疑惑：因為《易經》的寫作年代不清楚，假如用不明寫作年代的材料去研究古代，得出的結論難免會大打折扣。於是，郭沫若想到了甲骨文。
甲骨學是19世紀末興起的學問，專門研究地下出土的龜甲獸骨上的文字。郭沫若認為，甲骨文作為資料來說，是相當可靠的。於是，他開始搜求甲骨文拓片和甲骨學著作。他先來到上野圖書館，發現這裡的資料有限。於是，想起了求學時期曾經光顧過的文求堂。在這家書店，他發現了店裡有自己一直試圖找尋的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可是，這本書要賣12元，相當於一個普通職員一個月的工資。當時，郭沫若口袋裡只有6元。思索再三，他向田中慶太郎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請求，以這6元為抵押，把這本書借回家看一兩天。田中慶太郎略一躊躇，委婉地表示拒絕。但他告訴郭沫若，“東洋文庫”(日本頂尖的亞洲研究圖書館)裡有很多此類書籍，可以隨時去借閱。
在田中慶太郎的指點下，郭沫若輾轉聯繫上了“東洋文庫”，並利用假名“林守仁”順利進入查閱資料。最終，通過刻苦鑽研，他寫出了《甲骨文字研究》這部著作。
郭沫若在歷史考古方面的貢獻，迅速引起了田中慶太郎的關注。1932年1月，郭沫若的《兩週金文辭大系》在文求堂出版。據統計，郭沫若流亡日本時期有關中國古代史和古文字的14部著作，有9部由文求堂出版。在此過程中，文求堂逐步給予郭沫若越來越大的幫助。很多文稿未等正式出版就預支稿酬，這從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郭沫若的後顧之憂，使他能夠集中精力專事著述。
東京尋訪出土甲骨
1932年8月16日，郭沫若與田中慶太郎晤談，大概談及由郭沫若編選一部卜辭的計劃。第二天，郭沫若致信田中慶太郎：昨日晤談，甚快。卜辭之選，初步考慮，擬限於三四百頁範圍內，擬取名《卜辭選釋》。儘可能寫成兼有啟蒙性與學術性之讀物。迄今自老兄處已取用書籍多種，今後仍擬陸續取閱。倘蒙玉諾：(一)祈暫假府上《殷虛書契前編》與《後編》一用。(二)河井仙郎先生與中村不折先生之未曾著錄藏品擬一併載入。請老兄與兩位洽商，或與老兄同道奉訪相求。他處倘有藏品，藉此機會一併著錄，當有諸多便利。
當時，“殷墟出土甲骨多流入日本，顧自故林泰輔博士著《龜甲獸骨文字》以來，未見著錄，學者亦罕有稱道”。因此，郭沫若想以“寄寓此邦之便”，徵集諸家所藏為一書，即編纂一部日本所藏甲骨文的精粹。
1932年夏秋之交，郭沫若在東京全力查找殷墟出土甲骨。除了跟田中慶太郎借閱外，還先後尋訪了東京帝國大學考古學教室、上野博物館、東洋文庫，並向中村不折、中島蠔山等日本學者借閱。其中，計有東京大學考古學教室所藏的約百片、上野博物館廿餘片、東陽文庫五百餘片、中村不折氏約千片、中島氏二百片、田中子祥氏四百餘片，共在二千片以上。
在編撰《卜辭選釋》過程中，郭沫若還與董作賓書信往來。董作賓將摹錄的殷墟陶文送給郭沫若，郭沫若則寫詩答謝：清江使者出安陽，七十二鑽禮成章。賴君新有餘且網，令人長憶靜觀堂。
這首詩裡面的典故，很多出自《莊子·雜篇·外物》：宋元君半夜夢見一位自稱清江使者的人，被漁夫餘且捉住。第二天，宋元君找到餘且，發現他抓住了一隻神龜。宋元君殺掉神龜，以龜板占卜數十次，每次都很準確。
董作賓曾到安陽調查甲骨文出土情況，並寫出了高質量的報告和成果。郭沫若認為：“大抵卜辭研究自羅王而外以董氏所獲為多。董氏之貢獻在與李濟之博士同闢出殷墟發掘之新紀元，其所為文如《大龜四版考釋》及《甲骨年表》均有益之作也。”郭沫若以“餘且網”來作比喻，實際上是稱讚董作賓系王國維之後治甲骨之學最為出色的學者之一。
前往京都蒐羅拓片
郭沫若還曾給田中慶太郎寫過一首打油詩：三日一小成，任公不欺人。再等三個月，定然會大成。到了那時候，要來拜先生。老兄能西下，再好也沒有。已得老婆同意，說走便可以走。只待老兄方便，不問什麼時候。郵件署名王假維，是向王國維致敬。
之後，郭沫若再次致信田中慶太郎，商量《卜辭選釋》的編纂及為此去京都查找甲骨一事：《餘釋之餘》已閱一遍，問題太零碎，恐不能引起讀者興趣，甚為懸念。《卜辭選釋》改用十三行，行二十三字之形式，每葉增二百字，較《餘釋》更密，無論材料如何好增加，均以二百頁為限度，請毋慮。京都之行，如震二弟亦有不便，或無願去之希望，請勿勉強。能得老兄介紹書，僕一人獨去亦無妨事也。如震二弟本不願去而強之同行，餘頗不忍。請震二弟定奪可也。
田中震二是田中慶太郎的次子，正跟郭沫若學習甲骨文。接到此信後，田中慶太郎決定派田中震二陪同郭沫若去京都。他們拜訪了京都帝國大學的考古學教室，結識了內藤湖南、梅原末治等京都學派學者。
內藤湖南本來覺得郭沫若的研究多有疏漏，但交流後大吃一驚，給友人寫信道：日本的中國學已經領先了，但還是需要努力，不然很可能會被郭沫若等人超過。郭沫若回來後，專為此次拜會寫作了舊體詩《訪恭仁山莊》。
郭沫若和梅原末治則一直保持著聯繫。郭沫若向梅原末治借書和拓片，梅原末治則向郭沫若借《楚王鼎》照片。新中國成立之後，梅原末治還給郭沫若寄來了多本簽名新著。
而此次專程訪問京都，“復見京大考古學教室所藏四五十片，內藤湖南博士廿餘片，故富岡君偽氏七八百片”。加上前次東京的收穫，郭沫若已訪得三千片甲骨。
《卜辭通纂》正式出版
訪得這些甲骨後，郭沫若“聞尚有大宗收藏家，因種種關係，未得寓目，又因此間無拓工，餘亦不長於此，所見未能拓存，於是餘之初志遂不能不稍稍改變”。由此，《卜辭選釋》改名為《卜辭通纂》，目的在“選輯傳世卜辭之菁粹者，依餘所懷抱之系統而排比之，並一一加以考釋，以便觀覽”。
1933年1月10日，郭沫若致信田中慶太郎，謙虛地說：“釋文初稿已完成，最後校訂亦過半，一週內當可蕆事，耗費精力而成果未盡愜意，小有悲觀之感。惟願勿予老兄招致過大損失。誠欲虔心念佛。”
“釋文”指的是《卜辭通纂》第三卷。1月11日，郭沫若為《卜辭通纂》寫好了序言。第二天，他又給大學的老師小野寺直助回信：“僕近正從事《卜辭通纂》之述作，不識九大文學部於殷墟所出龜甲獸骨有所蒐藏否，其民間藏家就先生所能知者能為介紹一二，或賜以寫真、拓墨之類，不勝幸甚。”
1月13日，郭沫若致信田中震二，指導他為《卜辭通纂》編輯索引：“索引之編纂法，餘意可分三種”，即“人名”“地名”“新字(此項不設亦可)”。
1933年5月，《卜辭通纂》由文求堂印刷發行。該書分為五卷，卜辭一卷，考釋三卷，索引一卷。“就傳世卜辭擇其菁粹者凡八百餘片，分干支、數字、世系、天象、食貨、征伐、田遊、雜纂八項而排比之。”其中的索引卷，即為田中震二所編。
開闢研究新途徑
《卜辭通纂》標誌郭沫若在甲骨文整理上創造了一個科學的體系。此前，羅振玉、王國維等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已有的10多種甲骨文著作，大都隨手編排，不按內容分類；王襄等人雖然嘗試分類，卻隨意性較大。
《卜辭通纂》將“卜辭之精粹者”分八類編排並作考釋。這就將甲骨卜辭各項內容聯繫起來，併為初學者指明瞭入門途徑，即先判讀卜辭的干支、數字、世系，確定卜辭的年代，再進一步探究卜辭顯示的社會內容。
郭沫若在釋讀甲骨文方面，也取得突破性成就。除通過選編所體現的甲骨斷代外，他還創造性地使用斷片綴合、殘辭互足兩種釋讀方法。甲骨年代久遠而破碎，很多本來是一片的，碎後不幸散見各處。郭沫若將其拼合在一起，從而得出比較完整的內容，這就是斷片綴合。但是，有些殘辭可能無法找到綴合的對象，且由於“殷人一事必數卜”，所以有很多“同文卜辭”。集中“同文卜辭”分析比較，使一些不能屬讀的卜辭被解讀出來，這就是殘辭互足。
甲骨斷代、斷片綴合、殘辭互足為甲骨文研究開闢了新途徑。所以，文字學家唐蘭感嘆，在甲骨文研究方面，“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雪堂是羅振玉，觀堂是王國維，彥堂是董作賓，鼎堂是郭沫若。羅王董郭，就是有名的“甲骨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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