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論思想是早期儒家思想發展的核心內容和中心線索。從《孟子》《荀子》到新近出土的文獻都顯示，“心”與“性”是他們各自文本話語體系和思想體系的核心概念。從這一核心概念出發，他們才建立了規模宏大的思想體系。那麼，作為儒家思想開創者的孔子，他的心性理論是怎樣的？這一心性理論與後代儒家的心性論思想有著怎樣的關聯呢？
我們都知道，《論語》中並沒有明確討論心性的文字，關於“性”則只有一句“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
對於這句話，通常有兩種理解：一種理解認為人的本性是相近的，都為惡，但是後天的學習和努力可以改變這一本性，因而人和人之間會由於後天的學習而逐漸分化，有逐漸為善者，亦有逐漸為惡者；另外一種理解則認為人的本性都為善，但需要通過後天的學習來呵護這一內在的善性，使之逐漸茁壯成長。我們可以發現，第一種理解基本上是荀子對性的看法，而後一種理解基本上是孟子關於性的觀點。究竟哪種理解才最符合孔子的原意？這就需要我們參照《論語》的其他篇章作出判斷。
作為儒家思想開創者的孔子，其核心思想往往被概括為“仁”。何為“仁”？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我們可以看到，孔子的“仁”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或理念，而是對一種體現在日常倫理行為之中、極其鮮活親切的境界的描述。“仁”既體現在對家庭成員的“孝”“悌”中，也呈現於社會中——對待朋友要“謹而信”，對待普通民眾要有愛心和同情心。孔子認為，在實踐行為做好之後，才可以去學習理論知識。也就是說，一個人首先應該去進行具體的倫理實踐，也就是先“行”，然後才可以去“學”。如果只是學而不行，那學就沒有任何意義了。這其實反映出儒家思想“知行合一”的特點。然而，如果更進一步思考這段話，其中又有一層深意。孔子所說的“入則孝”“出則悌”等固然是實踐行為，但在此行為之先難道沒有“學”或“知”的存在嗎？如果沒有相關知識存在，那麼以何為依據來進行道德實踐呢？因此，這段話實際上蘊含著一個前提條件，即人生而具有倫理知識。對人來說，重要的是將這種本來具有的倫理知識付諸實踐，完成知行的合一。我們可以發現，孟子關於先天善端的說法與此一脈相承。
在仁與禮的關係上，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這句話非常清楚地指出了仁與禮之間的關係以及輕重分別。乍看上去，孔子似乎主張仁的培養是最重要的，而禮樂只是外在的形式，即便有這些外在的禮樂形式，但如果一個人的內心並沒有仁，那麼這些禮樂也只不過是一些空洞的外殼罷了。這固然是孔子這句話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其中似乎還隱含著這樣一層意思，即仁和禮樂之間存在著某種內在的聯繫。禮樂當然是一個人內心仁的外在表達和呈現，但一個人也只可能通過禮樂的實踐而最終實現仁。因此，禮樂雖然是一種外在的形式，但它具有培養和塑造一個人內在之仁的作用。如果缺乏了這個功能，禮樂便不能被稱為禮樂。孔子後來所說的“克己復禮為仁”便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一個生活在塵世中的世俗之人，很難完全依靠自身的道德力量來完成自身仁德的塑造和培養。這樣，人就必須依靠一些外在的力量和手段來培養道德。
僅就“克己復禮為仁”而言，孔子似乎並不認為人性善，或者至少說，他對人主動控制內心物質或生理慾望的能力並沒有太多信心。孔子相信，通過外在禮樂的力量，人更容易實現仁的理想。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孔子就否認了人內心中本來就存有仁，只是因為世俗間的慾望紛爭往往讓人迷失了這樣一種善的萌芽，因此需要通過外在禮樂的力量來對這一萌芽加以細心呵護。我們發現孔子的這一思想在某些方面為孟子所繼承，但也有一些方面為荀子所繼承。孟子繼承的是人內心存在道德萌芽的觀點，但對這一萌芽的培育並不完全訴諸於禮樂，而是更強調人內心的自省。荀子繼承的則是主張用外在禮樂力量來培養塑造人心的觀點，但認為人的內心中並沒有道德萌芽的存在，試圖將質料之性轉化為道德之性。總之，孟子和荀子都只取了孔子思想的一個方面進行發展，很難說哪一方更能代表孔子。
在仁和心的關係上，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從這句話，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所說的“仁”是一種內在的境界。這種境界的實現並不依靠外在的物質條件，也就是說，一個人只要想成仁，他自己就有這種成仁的能力。外在的物質財富和地位不是一個人想得到就能得到的，但只要他想要得到仁，就一定能夠得到，因為仁本來就是每個人心中固有的根底。基於此，孔子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論語·述而》）孔子的這段話是說，一個人應當首先立志於“道”，即立下從道的大志，這個“道”並非具體的道德或德性，而是指超越一般具體事物的形而上之道。之後，應當在具體的社會實踐活動中依據具體的德性規定來行動。這個“德”是具體而微的德性規定，並非抽象的形而上之道。而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有時候可能由於自身的知識侷限性，並不能非常清楚地瞭解所有的德性規定應該是怎樣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依據什麼來做出判斷和行動呢？孔子認為，這就是“仁”。也就是說，這時候我們就只需要依從我們內心的“仁”來做出判斷和選擇。
在與子貢的一段對話中，孔子認為子貢所說的“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不僅達到了仁的要求，而且還達到了聖的境界。“博施於民而能濟眾”是一種完全為民眾謀福利、擔當民眾苦難的精神，其中蘊含著一種無私、無我的精神內涵。也就是說，人只有擺脫了自我私慾的糾纏，才能達到人我合一、無我無他的境界。在這種境界中，為他人的付出就等於對自己的付出，因為自我和他人之間的差別取消了。
當然，正如孔子所說，這樣一種境界是一般人難以達到的“聖”的境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實現仁更為可行的途徑是這樣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一般人並不能完全達到消除自己私慾、實現無我無他的聖人境界，因此，對於實現仁來說，更為實際的途徑是從自我的欲求做起：如果自己能吃上肉，就要讓別人也吃上；如果自己能夠過上好的生活，也要讓別人能夠過上。這樣一種“能近取譬”的途徑也能使人慢慢達到仁乃至於聖的境界。
我們可以看出，“仁”對孔子來說是一種根植於內心之中的對於民眾、社會和國家的無私之愛，這既是在道德上對於一個人的最高要求，同時也為提升自我修養境界、達至形而上之道提供了一條必由之路。“仁”對於孔子心性學的意義在於：一方面，我們可以將仁視作人的“心”或“性”固有的道德根基；另一方面，必須考慮如何在現實中通過禮樂等“能近取譬”的現實方式來實現“心”或“性”中固有的“仁”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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