錫惠書生

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就立意『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個『成一家之言』已經說明白了，『我所記錄的並不都是確鑿無誤的史實，我只是提供了一種歷史的可能性，表達的是我自己對歷史的看法』，至於後人如何看待，那取決於後人自己的判斷。

但司馬遷並沒有信口開河。史官世家出身，子繼父業，司馬遷從小就能讀到很多旁人看不到的史籍檔案，20歲時，他豪情萬丈地周遊名山大川，遍尋古蹟，『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樑、楚以歸。』其訪古的目的也是為了能夠更翔實、生動、準確地記錄歷史。所謂『網羅天下放失舊聞』。

馬王堆三號墓出土戰國簡（帛書）證實張儀蘇秦不是同時代人（這部分帛書內容後來被稱為《戰國縱橫家書》），張儀在前，蘇秦在張儀死後才開始活躍時期，所以二人沒什麼交集。故太史公所記蘇秦激張儀入秦的事，凡是二人有交集的部分都是不實的。

這個謬誤也不是太史公自己搞錯的，而是從《戰國策》裡的文章開始的。《史記》對《戰國策》所用史料的依賴非常大。

歷史的波瀾壯闊

周的始祖后稷，名叫棄。他的母親是有邰氏的女子，叫姜原。姜原是帝嚳的第一個配偶。姜原到野外去，看見巨人的腳印，心裡好喜歡，想去踩一下，一踩上去便覺得腹中有什麼在動，好像懷了孕一樣。她懷胎滿月生下個孩子。

踩個腳印就能懷孕，以我中學積累的深厚的生物學功底，怎麼也想不通會懷孕。

正念挖掘機

太史公的《史記》在文史界的地位毋庸置疑，但還是存在一下不準確的地方。舉幾個例子：

1、長平之戰白起坑殺趙國40萬實為有誤。

下面咱們分析一下：

“趙降卒者數十萬，詐而盡坑之”《史記》如此記載。

其一, 40 萬壯丁戰俘皆是坑殺, 我認為這不符合常規。因為大規模的屠殺必然是多種手段並用。

其二, 殺降卒殺了多久? 40 萬人不是一兩天甚至一兩週殺得盡的。當時又沒有現代化的大規模的屠殺工具, 諸如德國法西斯的機槍、毒氣室、噴火器、焚屍爐、炸藥包等。南京大屠殺日本法西斯殺了中國兵士與和平居民30 多萬, 但它持續了六週。

其三, 趙軍因被圍箭盡糧絕而繳械投降, 但也絕不會束手就斃引頸受戮。投降是為了活命, 但如果降後要被坑殺, 那趙軍降卒勢必奮起反抗。雖說手無寸鐵, 可對方也只有刀矛弓箭等冷兵器, 而且古今中外大批投降的降卒戰俘是不被捆縛的, 要捆綁也無那麼多的繩子, 史書也沒記趙降卒被捆縛。但史書並未說有趙降卒反抗之事, 白起說自己使了“詐” , 但 40 萬人怎麼詐法才能“盡坑之”而不引起反抗? 史書闕載, 令人不能不困惑, 進而懷疑。

中國古代也有人曾對秦軍坑殺 40 萬趙降卒事表示懷疑, 朱熹就指出:“長平坑殺四十萬人, 史遷(太史公司馬遷)言不足信。敗則有之, 若謂之盡坑四十萬人, 將幾多所在! 又趙卒都是百戰之士, 豈有四十萬人肯束手就死? 決不可信。又謂秦十五年不敢出兵窺山(關)東之類, 何嘗有(此)等事? 皆史之溢言。當疑四十萬人死, 恐(只)司馬遷作文如此。未必能盡坑得許多人。” (《歷代一》)胡三省在給《資治通鑑》做注時再次質疑道:“此言秦兵自挫廉頗至大破趙括, 前後所斬首虜之數耳。兵非大敗, 四十萬人肯束手而死邪!”

質疑歸質疑, 沒有證據便不能說明任何問題, 應找出更加有力的證據來。經過一番鉤沉輯佚, 爬羅剔抉, 終於發現一個關鍵所在, 即趙降卒根本沒有40 萬。

秦軍在增兵阻趙援前當有45 -55 萬之數。長平會戰秦軍要想吃掉龐大的趙軍, 它投入的兵力應當遠遠超過 50 萬。秦軍既然“死者過半” , 則陣亡的當有25 萬左右。

這樣, 按常規、情理、規律、邏輯,趙軍在投降前也應戰死、陣亡過半, 也應損失二十幾萬, 甚至更多。倘趙軍不是兵力受到很大損失, 恐怕不會輕易向秦軍投降。

2、《竹書紀年》這本比《史記》早幾百年的書，記載的夏商周及其後的一段歷史事件和史記中記載大相徑庭。

第一件事就是對於舜繼位這件事的描述，它寫到，舜並不是堯主動讓賢，而事實是堯年老後開始變得昏庸，不斷做錯誤的決定，這使得舜大感不妥，於是帶著自己的人，將堯抓住囚禁起來，然後自己主動繼位，這與《史記》裡理想化的描述差距很大，但也更令人信服。

第二件事是關於伊尹這個人的歷史定位，我們都知道《史記》裡將他描述為一位賢相，輔佐商湯成就霸業，之後又輔佐外丙、仲壬、太甲幾位，為商朝奉獻幾代，為人所稱頌，然而到了《竹書紀年》裡，他的形象大變，不僅私自關押太甲，還自己掌控朝政，知道後來太甲逃出將他殺死才重新登上王位。

第三件事是商朝的滅亡時間，《史記》裡寫的是七百七十三年，在遷都之後，而《竹書紀年》則是二百七十三年，中間相差五百餘年，實在令人費解，後來考古發現商朝的滅亡時間大概是二百多年。

文史學長

先放結論：

司馬遷治史的態度相當嚴謹，《史記》中的所有的記錄都是有根有據（有些我們現在見不到了），所有原始史料都經過司馬遷的嚴格篩選辨別，對於不能斷定的則都記錄下來（如《老子韓非列傳》中記錄了三個“老子”）。有很多之前大家懷疑的《史記》中別無參考的孤證被後來新資料的發現所證實（如《殷本紀》中商王朝的世系），也有很多細節描寫可以找到太史公史料來源的蛛絲馬跡（如《項羽本紀》中的“鴻門宴”和“烏江自刎”，《刺客列傳》中的“荊軻刺秦”），當然也有個別被當前出土的新資料所證偽的記錄（如蘇秦、張儀的故事），但這主要是司馬遷在資料不多時只能依照當時不可被識別的錯誤史料所致。在寫作《史記》的時代，作為一個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已經嚴謹踏實地做到了最好，如果沒有鐵定的證據和嚴密的推理，最好不要輕易否定《史記》中的記載。

司馬遷是懷著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嚴謹求實的研究態度來創作《史記》的，被稱為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語），《史記》是司馬遷一生心血的結晶（也包括很多他父親司馬談的心血），既是一部史學名著，又是一部文學名著，開創了紀傳體通史的先河。正如司馬遷本人所說：

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

——《太史公自序》

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報任少卿書》

《史記》中有很多遠古時的記載不見於當前可見的其他史料，也有很多使人身臨其境的細節描寫，這些都不禁讓讀者質疑太史公究竟是在寫小說還是在寫歷史，可靠性究竟有多少，會不會在史學與文學的交界處跑偏了。從古至今，對《史記》真實性的懷疑從來沒有停止過，最典型的就是日本著名中國史學家宮崎市定的觀點，他說《史記》的資料先天不足，文學性大於史學性，每一個事件都有起承轉合，簡直就是一幕幕戲劇（轉述）。

其實對《史記》懷疑的根源是對《史記》中史料來源的懷疑，也即是司馬遷怎麼知道這麼多，他的依據是什麼。

上古的典籍保存下來的很少，春秋戰國期間對上古史的追述也是經過“層層累積”（顧頡剛語）而更像是神話而離事實可能很遠，又經歷了秦始皇“焚書坑儒”，項羽一把火燒了阿房宮等對文獻資料毀滅性打擊的文化災難。漢興以來，今文學派全靠老儒生口耳相傳，古文學派倡導的古文經書的真偽歷來都是爭論不息，怎麼保證保存下來的上古史料是真實而沒有經過曲解、錯訛乃至篡改呢？

此外，中華民族有著優良的史官傳統，史官所記錄的史料還可以算作客觀可信。而到了秦末大亂，項羽、劉邦這類草莽英雄肯定不會隨行帶上史官記錄自己的言行，而《史記》在這個時期記載的細節卻相當豐富，包括非常精彩的“鴻門宴”和“烏江自刎”，太史公據當時已經近百年了，他記錄這些細節只能依據當事人的口述（即便是這些口述也是經過了好幾代的轉述），而這些當事人的口述肯定是經過當事人（甚至包括他們的後代）或多或少按照對自己有利的方面修飾過的，能保證客觀可信嗎？

同時，《史記》中還記錄了很多宮廷秘聞的細節（如荊軻刺秦王、趙高說李斯），這些記載的根據何在呢？

自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萌生創作《史記》的念頭起，就著手進行材料的搜求工作，《史記》中原始史料的主要來源有：

1.縱覽秘府典籍，遍觀秦漢文獻。

《太史公自序》中說：“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史記指舊書掌故，石室金匱之書則是漢代國家圖書館所藏圖書檔案。西漢至惠帝時廢除秦代的“挾書律”，文帝時“廣開獻書之路”，武帝時“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以至“書積如丘山”，司馬談父子兩代任太史令，掌管國家藏書，所以司馬遷有條件自豪地說：“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史記》中運用了大量自西周至秦漢的典籍文獻，據張大可先生考證，《史記》引書可知書名者達106種（張大可《載於中司馬遷所見書》），用後世圖書分類法劃分，涵蓋了經史子集各類。至今，這些典籍半數都已亡佚，而且這並不是說《史記》中所引典籍僅限於此。《史記》中還引用了很多典籍在西漢以後就亡佚了，自《漢書.藝文志》起就沒有著錄，致使我們無從知曉。僅從今天我們所知的典籍來看，已足以說明司馬遷引用先秦至秦漢的典籍是相當豐富的，正如班固所言：“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漢書.司馬遷傳》）。

司馬遷所見史料很多後世已經亡佚，司馬遷的記載就顯得彌足珍貴，但這也造成了“孤證難立”的尷尬境地。最典型的就是《殷本紀》中詳細記載了商王世系表，不見於其他存世史料，長期以來學界並不能確定該記載是否真實，被很多人所懷疑。直至清朝末年殷墟甲骨文出土，證明了司馬遷的記載基本上是正確的。這說明司馬遷在寫作《殷本紀》時一定有所根據（司馬遷不可能見過甲骨文），而他所依據的史料現在已經亡佚了，所以《史記》中的記載就成了“孤證”了。

對於幾條史料相互矛盾，難以辨別孰是孰非的時候，司馬遷選擇把它們都記錄下來，而不隨意剪裁。在《老子韓非列傳》中：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雲。

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司馬遷把他所知的各種關於老子的說法都記錄了下來，因為他也不能分辨清楚究竟孰是孰非。這幾種記載為後世老子研究保存了珍貴的史料，這也說明了司馬遷嚴謹的治學態度。

《史記》中也引用了一些現在看來錯誤的史料。司馬遷描寫的戰國縱橫家四處遊說的場景很為生動，尤其以《蘇秦張儀列傳》最為傳奇，這一部分主要依據《戰國策》（《戰國策》是由司馬遷之後的劉向整理成書的，但司馬遷應該看過未整理成書的相關原始資料）。但上世紀70年代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戰國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年代約為公元前195年前後）就有未見於通行《戰國策》的內容，證明張儀在蘇秦之前成名，蘇秦是在張儀死後才開始在諸侯間活躍起來的，所以史記中蘇秦激怒張儀的和其他他們二人同臺的故事就目前看來是與此不符的。《戰國策》中的記錄是錯誤的，《史記》也就跟著錯了，這其實算是《戰國策》作者犯的錯誤。

同時，《史記》還運用了大量皇家圖書館所藏的自秦至漢所保存的檔案文獻資料，這些檔案雖然沒有成書，但史料價值並不亞於典籍，它們沒有經過加工，更具有真實性、可靠性。秦亡之後，劉邦入咸陽，幸賴蕭何的遠見而將“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入西漢國家圖書館（如果項羽先入咸陽，可能就像阿房宮一樣付之一炬了），這些“圖書”包括郡縣分佈、各地形勢（圖）、戶籍資料、制詔律令、盟約條例、制度文本已經軍情、朝議、巡遊、封禪等重大活動之記錄。這些資料不但成為後來漢王朝統治帝國、徵收賦稅的基礎，也為《史記》的寫作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史料。正因為有這些可靠而詳細的原始史料，司馬遷才能做到在《史記》中“其言秦漢詳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話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以在運用文獻的基礎上，司馬遷還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考察。司馬遷曾青年壯遊，奉使巴蜀，扈從武帝巡遊天下，足跡幾乎遍及大江南北。所經之地，事事留心，訪古問故，實地考察，獲得了大量書本沒有記載的知識和掌故，並把它們有選擇地運用於《史記》之中。

一席人間煙火

《史記》不是官修的！是司馬遷業餘之作。《史記》只是實錄，而不是史實。這是司馬遷的復仇之作，大量使用了虛構處理，浪漫主義色彩濃烈，這是為了突出人物性格（“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覆劍盾於地，拔劍切而啖之”）。建議您閱讀一些關於《史記》的論述類文章。讀《史記》只要想：這樣處理好不好？是否有助於突出人物形象？好就行了，不必要深究是否真實。

新疆岐哥

據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戰國縱橫家書》記載，張儀先於蘇秦之前成名，蘇秦是在張儀死後才縱橫戰國的。所以《史記》中記載蘇秦故事激怒張儀，二人同口槍舌戰的情景不可能。這不能否認司馬遷前輩傳記的嚴謹態度，傳記中大部分內容有書面記載，但也不排除小部分有民間口舌相傳的成分。謝謝，共勉！

定陽酒徒

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地方的古墓被挖掘。在古墓裡，從而獲得很多有價值的先秦竹簡，金屬材料的文字。這些文字記錄，是西漢時期司馬遷無從知曉。（這些考古學者發現的文字記載竹簡，現收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

東方絲綢1812

《史記》是思馬遷嘔心瀝血撰寫的一部留給中華民族的一部經典名著！沒有什麼章集說沒有用的！只是後人讀他的時候心境心態地位不同！所產生的共鳴不同！

關山毓秀

目前讀的書有：時間管理、營銷策劃、創業創意類的書比較多一點，也會讀一些美學設計或是旅行散文、科幻等。

嘉嘉jiajia991122

這個很多，出土的文物推翻過很多史記記載，不過這個也不能全怪司馬遷，畢竟歷史記載這東西，誰敢說自己蒐集的就是最全最正確的。

關鍵字: 文化 歷史 司馬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