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惠书生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立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个『成一家之言』已经说明白了，『我所记录的并不都是确凿无误的史实，我只是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表达的是我自己对历史的看法』，至于后人如何看待，那取决于后人自己的判断。

但司马迁并没有信口开河。史官世家出身，子继父业，司马迁从小就能读到很多旁人看不到的史籍档案，20岁时，他豪情万丈地周游名山大川，遍寻古迹，『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其访古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更翔实、生动、准确地记录历史。所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马王堆三号墓出土战国简（帛书）证实张仪苏秦不是同时代人（这部分帛书内容后来被称为《战国纵横家书》），张仪在前，苏秦在张仪死后才开始活跃时期，所以二人没什么交集。故太史公所记苏秦激张仪入秦的事，凡是二人有交集的部分都是不实的。

这个谬误也不是太史公自己搞错的，而是从《战国策》里的文章开始的。《史记》对《战国策》所用史料的依赖非常大。

历史的波澜壮阔

周的始祖后稷，名叫弃。他的母亲是有邰氏的女子，叫姜原。姜原是帝喾的第一个配偶。姜原到野外去，看见巨人的脚印，心里好喜欢，想去踩一下，一踩上去便觉得腹中有什么在动，好像怀了孕一样。她怀胎满月生下个孩子。

踩个脚印就能怀孕，以我中学积累的深厚的生物学功底，怎么也想不通会怀孕。

正念挖掘机

太史公的《史记》在文史界的地位毋庸置疑，但还是存在一下不准确的地方。举几个例子：

1、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国40万实为有误。

下面咱们分析一下：

“赵降卒者数十万，诈而尽坑之”《史记》如此记载。

其一, 40 万壮丁战俘皆是坑杀, 我认为这不符合常规。因为大规模的屠杀必然是多种手段并用。

其二, 杀降卒杀了多久? 40 万人不是一两天甚至一两周杀得尽的。当时又没有现代化的大规模的屠杀工具, 诸如德国法西斯的机枪、毒气室、喷火器、焚尸炉、炸药包等。南京大屠杀日本法西斯杀了中国兵士与和平居民30 多万, 但它持续了六周。

其三, 赵军因被围箭尽粮绝而缴械投降, 但也绝不会束手就毙引颈受戮。投降是为了活命, 但如果降后要被坑杀, 那赵军降卒势必奋起反抗。虽说手无寸铁, 可对方也只有刀矛弓箭等冷兵器, 而且古今中外大批投降的降卒战俘是不被捆缚的, 要捆绑也无那么多的绳子, 史书也没记赵降卒被捆缚。但史书并未说有赵降卒反抗之事, 白起说自己使了“诈” , 但 40 万人怎么诈法才能“尽坑之”而不引起反抗? 史书阙载, 令人不能不困惑, 进而怀疑。

中国古代也有人曾对秦军坑杀 40 万赵降卒事表示怀疑, 朱熹就指出:“长平坑杀四十万人, 史迁(太史公司马迁)言不足信。败则有之, 若谓之尽坑四十万人, 将几多所在! 又赵卒都是百战之士, 岂有四十万人肯束手就死? 决不可信。又谓秦十五年不敢出兵窥山(关)东之类, 何尝有(此)等事? 皆史之溢言。当疑四十万人死, 恐(只)司马迁作文如此。未必能尽坑得许多人。” (《历代一》)胡三省在给《资治通鉴》做注时再次质疑道:“此言秦兵自挫廉颇至大破赵括, 前后所斩首虏之数耳。兵非大败, 四十万人肯束手而死邪!”

质疑归质疑, 没有证据便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应找出更加有力的证据来。经过一番钩沉辑佚, 爬罗剔抉, 终于发现一个关键所在, 即赵降卒根本没有40 万。

秦军在增兵阻赵援前当有45 -55 万之数。长平会战秦军要想吃掉庞大的赵军, 它投入的兵力应当远远超过 50 万。秦军既然“死者过半” , 则阵亡的当有25 万左右。

这样, 按常规、情理、规律、逻辑,赵军在投降前也应战死、阵亡过半, 也应损失二十几万, 甚至更多。倘赵军不是兵力受到很大损失, 恐怕不会轻易向秦军投降。

2、《竹书纪年》这本比《史记》早几百年的书，记载的夏商周及其后的一段历史事件和史记中记载大相径庭。

第一件事就是对于舜继位这件事的描述，它写到，舜并不是尧主动让贤，而事实是尧年老后开始变得昏庸，不断做错误的决定，这使得舜大感不妥，于是带着自己的人，将尧抓住囚禁起来，然后自己主动继位，这与《史记》里理想化的描述差距很大，但也更令人信服。

第二件事是关于伊尹这个人的历史定位，我们都知道《史记》里将他描述为一位贤相，辅佐商汤成就霸业，之后又辅佐外丙、仲壬、太甲几位，为商朝奉献几代，为人所称颂，然而到了《竹书纪年》里，他的形象大变，不仅私自关押太甲，还自己掌控朝政，知道后来太甲逃出将他杀死才重新登上王位。

第三件事是商朝的灭亡时间，《史记》里写的是七百七十三年，在迁都之后，而《竹书纪年》则是二百七十三年，中间相差五百余年，实在令人费解，后来考古发现商朝的灭亡时间大概是二百多年。

文史学长

先放结论：

司马迁治史的态度相当严谨，《史记》中的所有的记录都是有根有据（有些我们现在见不到了），所有原始史料都经过司马迁的严格筛选辨别，对于不能断定的则都记录下来（如《老子韩非列传》中记录了三个“老子”）。有很多之前大家怀疑的《史记》中别无参考的孤证被后来新资料的发现所证实（如《殷本纪》中商王朝的世系），也有很多细节描写可以找到太史公史料来源的蛛丝马迹（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和“乌江自刎”，《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刺秦”），当然也有个别被当前出土的新资料所证伪的记录（如苏秦、张仪的故事），但这主要是司马迁在资料不多时只能依照当时不可被识别的错误史料所致。在写作《史记》的时代，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已经严谨踏实地做到了最好，如果没有铁定的证据和严密的推理，最好不要轻易否定《史记》中的记载。

司马迁是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严谨求实的研究态度来创作《史记》的，被称为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史记》是司马迁一生心血的结晶（也包括很多他父亲司马谈的心血），既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正如司马迁本人所说：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

——《太史公自序》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报任少卿书》

《史记》中有很多远古时的记载不见于当前可见的其他史料，也有很多使人身临其境的细节描写，这些都不禁让读者质疑太史公究竟是在写小说还是在写历史，可靠性究竟有多少，会不会在史学与文学的交界处跑偏了。从古至今，对《史记》真实性的怀疑从来没有停止过，最典型的就是日本著名中国史学家宫崎市定的观点，他说《史记》的资料先天不足，文学性大于史学性，每一个事件都有起承转合，简直就是一幕幕戏剧（转述）。

其实对《史记》怀疑的根源是对《史记》中史料来源的怀疑，也即是司马迁怎么知道这么多，他的依据是什么。

上古的典籍保存下来的很少，春秋战国期间对上古史的追述也是经过“层层累积”（顾颉刚语）而更像是神话而离事实可能很远，又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等对文献资料毁灭性打击的文化灾难。汉兴以来，今文学派全靠老儒生口耳相传，古文学派倡导的古文经书的真伪历来都是争论不息，怎么保证保存下来的上古史料是真实而没有经过曲解、错讹乃至篡改呢？

此外，中华民族有着优良的史官传统，史官所记录的史料还可以算作客观可信。而到了秦末大乱，项羽、刘邦这类草莽英雄肯定不会随行带上史官记录自己的言行，而《史记》在这个时期记载的细节却相当丰富，包括非常精彩的“鸿门宴”和“乌江自刎”，太史公据当时已经近百年了，他记录这些细节只能依据当事人的口述（即便是这些口述也是经过了好几代的转述），而这些当事人的口述肯定是经过当事人（甚至包括他们的后代）或多或少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修饰过的，能保证客观可信吗？

同时，《史记》中还记录了很多宫廷秘闻的细节（如荆轲刺秦王、赵高说李斯），这些记载的根据何在呢？

自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萌生创作《史记》的念头起，就着手进行材料的搜求工作，《史记》中原始史料的主要来源有：

1.纵览秘府典籍，遍观秦汉文献。

《太史公自序》中说：“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史记指旧书掌故，石室金匮之书则是汉代国家图书馆所藏图书档案。西汉至惠帝时废除秦代的“挟书律”，文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以至“书积如丘山”，司马谈父子两代任太史令，掌管国家藏书，所以司马迁有条件自豪地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史记》中运用了大量自西周至秦汉的典籍文献，据张大可先生考证，《史记》引书可知书名者达106种（张大可《载于中司马迁所见书》），用后世图书分类法划分，涵盖了经史子集各类。至今，这些典籍半数都已亡佚，而且这并不是说《史记》中所引典籍仅限于此。《史记》中还引用了很多典籍在西汉以后就亡佚了，自《汉书.艺文志》起就没有著录，致使我们无从知晓。仅从今天我们所知的典籍来看，已足以说明司马迁引用先秦至秦汉的典籍是相当丰富的，正如班固所言：“亦其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所见史料很多后世已经亡佚，司马迁的记载就显得弥足珍贵，但这也造成了“孤证难立”的尴尬境地。最典型的就是《殷本纪》中详细记载了商王世系表，不见于其他存世史料，长期以来学界并不能确定该记载是否真实，被很多人所怀疑。直至清朝末年殷墟甲骨文出土，证明了司马迁的记载基本上是正确的。这说明司马迁在写作《殷本纪》时一定有所根据（司马迁不可能见过甲骨文），而他所依据的史料现在已经亡佚了，所以《史记》中的记载就成了“孤证”了。

对于几条史料相互矛盾，难以辨别孰是孰非的时候，司马迁选择把它们都记录下来，而不随意剪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司马迁把他所知的各种关于老子的说法都记录了下来，因为他也不能分辨清楚究竟孰是孰非。这几种记载为后世老子研究保存了珍贵的史料，这也说明了司马迁严谨的治学态度。

《史记》中也引用了一些现在看来错误的史料。司马迁描写的战国纵横家四处游说的场景很为生动，尤其以《苏秦张仪列传》最为传奇，这一部分主要依据《战国策》（《战国策》是由司马迁之后的刘向整理成书的，但司马迁应该看过未整理成书的相关原始资料）。但上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年代约为公元前195年前后）就有未见于通行《战国策》的内容，证明张仪在苏秦之前成名，苏秦是在张仪死后才开始在诸侯间活跃起来的，所以史记中苏秦激怒张仪的和其他他们二人同台的故事就目前看来是与此不符的。《战国策》中的记录是错误的，《史记》也就跟着错了，这其实算是《战国策》作者犯的错误。

同时，《史记》还运用了大量皇家图书馆所藏的自秦至汉所保存的档案文献资料，这些档案虽然没有成书，但史料价值并不亚于典籍，它们没有经过加工，更具有真实性、可靠性。秦亡之后，刘邦入咸阳，幸赖萧何的远见而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入西汉国家图书馆（如果项羽先入咸阳，可能就像阿房宫一样付之一炬了），这些“图书”包括郡县分布、各地形势（图）、户籍资料、制诏律令、盟约条例、制度文本已经军情、朝议、巡游、封禅等重大活动之记录。这些资料不但成为后来汉王朝统治帝国、征收赋税的基础，也为《史记》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史料。正因为有这些可靠而详细的原始史料，司马迁才能做到在《史记》中“其言秦汉详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以在运用文献的基础上，司马迁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司马迁曾青年壮游，奉使巴蜀，扈从武帝巡游天下，足迹几乎遍及大江南北。所经之地，事事留心，访古问故，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书本没有记载的知识和掌故，并把它们有选择地运用于《史记》之中。

一席人间烟火

《史记》不是官修的！是司马迁业余之作。《史记》只是实录，而不是史实。这是司马迁的复仇之作，大量使用了虚构处理，浪漫主义色彩浓烈，这是为了突出人物性格（“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覆剑盾于地，拔剑切而啖之”）。建议您阅读一些关于《史记》的论述类文章。读《史记》只要想：这样处理好不好？是否有助于突出人物形象？好就行了，不必要深究是否真实。

新疆岐哥

据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记载，张仪先于苏秦之前成名，苏秦是在张仪死后才纵横战国的。所以《史记》中记载苏秦故事激怒张仪，二人同口枪舌战的情景不可能。这不能否认司马迁前辈传记的严谨态度，传记中大部分内容有书面记载，但也不排除小部分有民间口舌相传的成分。谢谢，共勉！

定阳酒徒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地方的古墓被挖掘。在古墓里，从而获得很多有价值的先秦竹简，金属材料的文字。这些文字记录，是西汉时期司马迁无从知晓。（这些考古学者发现的文字记载竹简，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东方丝绸1812

《史记》是思马迁呕心沥血撰写的一部留给中华民族的一部经典名著！没有什么章集说没有用的！只是后人读他的时候心境心态地位不同！所产生的共鸣不同！

关山毓秀

目前读的书有：时间管理、营销策划、创业创意类的书比较多一点，也会读一些美学设计或是旅行散文、科幻等。

嘉嘉jiajia991122

这个很多，出土的文物推翻过很多史记记载，不过这个也不能全怪司马迁，毕竟历史记载这东西，谁敢说自己搜集的就是最全最正确的。

關鍵字: 文化 司马迁 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