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爆点料
一是《史记》的真实性程度影响了人们的判断；二是提出禅让制的历史背景，让其有了市场；三是尧舜禹传位的真实可能。
第一，《史记》具有较高的史料参考价值，所以人们容易相信司马迁说的话。
一个信誉不好的人，说的即使是真的也没人相信，反之，则不同啦。比如，2018年底，荆州博物馆对胡家草场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古墓葬18座。其中，十二号墓出土一批西汉简牍，总数量4546枚，主要内容包括历谱、编年记、律令、经方、遣册、日书等。这批楚简,简文中有文王、成王、穆王、庄王、共王、康王、灵王、平王、昭王、惠王、简王、声王等楚王谥号，与《史记·楚世家》所载楚王世系相合。
类似这样的田野考古调查，提高了《史记》可靠性的知名度。
第二，禅让制是在为恢复礼制而做的宣传。
禅让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尚书》中，据记载，儒家在东周时期曾向各国君主提倡“禅让”，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及其密切的关系，那时候春秋战国“弑君三十六”，礼乐崩塌，儒家为了恢复礼制而大气力宣扬禅让。
第三，尧舜禹传位的真实可能。
尧的儿子朱丹曾经也做过帝，舜是朱丹的谋士，同时也是尧的女婿。后期，舜的实力逐渐增强，参考记载，舜将尧囚禁在平阳，逼迫其退位，后以尧德衰为借口逼迫其禅让于自己。
舜年老时曾经南巡，据说是由禹以南巡的名义胁迫其到湖南地区流放，后来舜驾崩，禹谎称舜让位。
但是，历史的真相，或者有待于更多考古实据的证实。
山左历史
看了尧的都城---平阳古城遗址----陶寺遗址，感触颇深。考古发掘，可以肯定的是，诺大的尧都毁于战争。城垣破坏，城壕内死人尸骨累累堆积，多带有伤痕，来不及掩埋。那么尧舜禹和平禅让，何来战争？又有谁有实力能够打败作为万邦之主的尧？尧帝在历史上发明了井，使人结束了沿河而居的历史，避免了水患；专门组织人观天象制历法，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历史上有巨大贡献，谁敢背叛？唯一的可能是，问题发生在黄帝姬姓家族内乱。而从舜帝南迁的历史事实来看，很可能就是舜帝发动了政变，并强占了尧帝的两个女儿，而不是什么禅让。正是因为叛乱，造成平阳城毁人亡，而舜帝为了避开尧帝旧部遗老们的不服，而囚禁、挟持尧南迁，将国都迁至与远在平阳古城（今之山西临汾市襄汾县境内）西南方200公里之外的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要知道在万邦时期远徙二百公里是非常艰辛的。尽管历史对舜帝歌功颂德，但事实证明，国都南迁是个错误的选择。蒲坂位于黄河湿地，每每遇到黄河发大水，大水灌城，人或为鱼鳖，于是不得不命大禹父子治水，并杀死了治水不力的大禹之父。大禹凿开禹门口（在蒲坂西北约80公里处）和三门峡（在山西平陆县和河南三门峡市之间，距蒲坂约100公里），使黄河之水顺了流进大海。治水有功并且拥有足够威信和掌握了天下主要兵力的大禹，不得不废掉弑君杀父的舜帝，取而代之，并将国都再次东迁于安邑（今山西运城市夏县禹王城遗址）平地，但传说禹流放舜不一定是真，因为舜帝陵墓就在安邑附近（今山西运城市盐湖区北侧），囚禁的可能性更高。安邑既有潞盐之利，又有涑水之便，同时避免了水患，也具有良好的农业条件，成就了大夏王朝初期百年基业之基础。那么史记《五帝本纪》为什么会有尧舜禹禅让之说？可能的原因是，第一，尧舜禹都是黄帝子孙，家丑不可外扬；第二，各部落远在它地，交通不便，不知道真相，为了维护继承的正统性，不得不对外掩瞒真相。否则，三个帝王，三次迁都，又发生了残酷的战争（这经考古证实已经是铁定的事实），从何说起？而从考古成果来看，当时的生产力已经相当发达，方圆几公里的都城之内，分为宫殿区、贵族区、平民区、殡葬区、观象台等区域，宫殿区青砖大瓦，使用的用具有漆器、石器、陶器，精美的陶杯、陶碗、陶罐、陶鼓、石磬等，足以说明当时贵族的生活生平和娱乐水平。为了享受这样的生活而不惜发动战争，也就是必然的了。做学问，读书而不唯书，才是正理。竹书纪年及近年出土竹简、文物颇多，证明《史记》记载于尧舜禹千年之后，基本史实要做到完全准确是很不易的，多有失实之处难免。
自由论谈
历史是胜利者编写的。
尧起初只是想把位置传给自己的儿子，但是自己的儿子没有治世之才，无法承担重任，即使保荐儿子治理南河。也不法动摇舜多久年以来在百姓心目中的位置。韩非子曾这样评价过：“舜逼尧，禹逼舜”。尧不得不传位给舜，实乃是舜已经完全得到了百姓的爱戴，尧也无能为力。
尧不可能想把位置传给舜，舜也不可能把位置传给禹，舜是禹的杀父仇人，让禹坐上皇位自己的一家子还能活么？可惜的是，历史总是那么惊人的相似，大禹治水成功，在百姓心中的地位高涨，到了晚年，禹迫使舜南巡，其实就是为了放逐。
孔子的儒家文化一直被历代君王所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是把儒家文化推向了巅峰。无论尧舜禹之间到底是什么原因禅让，翻遍历史古籍，只有尧舜禹不是世袭制，古人已逝，如何写，如何评价，都是由后人书写的。
为了政治需要，就必须要把尧舜禹的事情美化。若是把“舜逼尧，禹逼舜”的历史真相写出来，儒家推崇的仁义道德、忠君爱国思想瞬间土崩瓦解。
历史百川
先说说太史公，在《史记》之前，当时社会上了流行的说法很多，“禅让”来自儒墨两家的鼓吹，而之前的典籍最多提及尧舜之间的“禅”，未曾说到禹。儒家内部甚至也不统一，孔子说了，孟子则说得模凌两可，荀子干脆唱反调，韩非子也不同意，代表官方史书的《竹书记年》则直接予以否认。
究竟如何，莫衷一是。
太史公之所以要这么写，因为作为史书只能取信一方，他作为儒家人物自然沿袭孔子的说法是很正常的。后人大多笃信不疑，是因为后世的儒家思想成为了主流思想，这与“内圣外王”的理念相同，故得到后世君王的推崇和社会的认可。
其实何止是“尧舜禹禅”，甚至“开天辟地”、“女娲造人”和“三皇五帝”的传说在“疑古派”兴起之前都是国人都是坚信的。
其实太史公在为上古氏族部落首领排序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 当时的部落是同时并存且各自为政的。三皇还是五帝，互相之间也未必存在他排列的从属传承关系，甚至可能是散落在中原大地上不同地区的部落首领，不过是被司马迁想当然的强行捏合在一起罢了。
所以不可盲目相信史书上的东西，神话传说有时候都要靠谱得多。
至于禅让的真伪，笔者三个月前有篇文章文章，很匹配这个问题，修改一下，拿来一用吧。
关于“禅让”的记载始于《尚书》和《墨子》，指在位君主生前便将统治权让给他人，是中国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民主推选首领的制度。劳苦半生的天子将这个苦差交给另一个品德高尚之人，这看似高尚的事件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尧舜禅让
一、禅让说流行的原因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尚书.尧典》
“尧曰：'咨！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论语.尧曰》
《尚书》的说法简言之，舜通过考验之后，尧帝命其执政三年，然后让出了天子之位，至于怎么个“让”法没有明说《论语》也是如此。
“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墨子.尚贤篇》
如果《尚书》是汉儒伪造或改造的，那么禅让最早的出处就是墨家学说，儒家只是对继承和发扬而已。然故事中被没有提及舜举禹，是否因为二者有杀父之仇有关不可知（“殛鲧于羽山”）。
墨子出身于下层社会，他的政治思想正反映了一般庶民参与政治的要求，因此墨家描述的舜是一个寻常百姓（“耕于历山，陶河滨，渔雷泽”）。然而墨家只说过“尧舜禅让”，因此“舜禹禅让”则可能是儒家添的，巧合的是，禹的普通人形象来自于儒家典籍。
上述文献中都未曾提及让位的具体方式，“禅”一字最早出现于于《孟子》：“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墨子训徒
作为战国时代的死冤家，墨家和儒家之所以会共同为尧舜禅让故事抬轿子的原因有三：
一是因为两家对治理天下的领导者有着相同的期望：贤能。墨家主张推举贤人执政，儒家学说则主张举贤，于是他们根据自身学说需要而共同创造了尧舜禅让的故事。
二则是儒家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可能更早），比如为何舜帝的“南巡”一去不返，两个老婆却在君山光哭鼻子一事具体如何笔者搞不清楚，只记得“靖康之耻”后徽钦二帝“北狩”去了。
三则是为了给后世提供一个优秀政治家的模板，目的就是要塑造出洁净无瑕的、值得后人效法的理想人格。比如在谈到尧、舜禅让关系时，文字中刻意忽略了二人之间的翁婿关系，而只谈其让贤的用心。
四是打造政治的道德化，对于改变现实（君王暴虐、列国争雄、贵族奢侈、战争频繁）的有心无力，从而希望构成一种根本解决的想象，做宣传的功夫。
后来墨家逐渐消失于历史的长河，改头换面的儒家则与皇权结成了紧密的政治利益联盟，成为政治思想界唯一合法的存在，而“禅让”也就从一家之说变成了主流思想，甚至史学上的定论。
二、来自先秦的质疑声
如果说后世的质疑来源于臆想，那么接近同一时代的质疑声就不能置之不理了。
最早的疑点来自老子。作为周王室图书馆管理员出生的先秦首位大家，其学哲学、思想和文字上的成就不在孔子之下，虽然没说过什么，但如果他看过的书有确凿关于上古“圣人”的记载的话，想必不至于得出“不尚贤，使民不争”和“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的消极结论了。
而后来自战国时代的质疑声可谓铺天盖地。
同为儒家的荀子就把子思（《论语》主编）和孟子骂了一顿。
“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荀子·正论》
“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荀子·非十二子》
▲荀子论道
荀子认为，孟子为了包装自己的理论而编造出故事言论，并说成是“先君子”之言，让后世的徒子徒孙们难免信以为真。荀子所言必然包括了尧、舜、禹禅让这些源自孔子的故事。
这个也很好理解，如同我们考场上写作文着急忙慌找论据的时候，记不得也要随手编几个吧。
关于大于父亲鲧被杀一事，其罪名不过是能力有限，治水无方，这肯定不至于死罪，除非是替舜背了黑锅的替罪羊。因此屈原在他的《天问》中就为此而愤愤不平：
顺欲成功，帝何刑焉？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
纂就前绪，遂成考功。
笔者的理解是：如果如果舜帝德行高洁，为何要杀一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治水专家？既然要杀，为何要关鲧三年？在等什么？既然鲧治水无方，那是谁举荐的他？又是谁有眼无珠提拔了他？杀父而用子，舜用的放心？违背人伦的禹干的安心？字字诛心，细思恐极。
韩非子也表示不同意。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
“古之所谓圣君明王者，非长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构党与，聚巷族，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韩非子.说疑》
以法家一贯喊打喊杀喊抓人的姿态，或许为了自证而乱说不足为奇，但如果还有官修史书的实锤呢？
▲古本《竹书记年》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
作为官方史书（魏国）的《竹书纪年》具备极大地史学价值，近代考古对照发现其匹配性甚至高于《史记》。
尧被舜放逐到尧城囚禁，跟他所有的儿子隔绝，最后死在那里。后来，舜还把尧的儿子流放到了丹水。风水轮流转，数十年后，舜被“南巡”到了苍梧，也就是今天的永州，最后死在野地。
如果记载属实，那么“禅让”这个两千多年的定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了。魏国自晋国，晋国是周成王弟弟的封国，也是春秋三百年周王室的保护神，因此接触并拷贝国家图书馆的档案是很有可能的。此外，按照那个年代史官“在晋董狐笔，在齐太史简”的扎实本性，这本书的可信度当排第一。
三、原来漏洞百出
1.说法来源不靠谱
墨子出身贫民，这在当时几乎决定了他接受教育的来源不可能是官方，并非出自贬义，一个未曾接触过史学教育的人来对上古之事言之凿凿，可信吗？他的参考资料在哪里？用一句“轶散”可以糊弄过去吗？究竟是道听途说还是自己伪造？
▲《史记》所载的《书经》疑似孔子的《尚书》
而《尚书》是由孔子从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精炼编定的，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后毁于秦末战火。
西汉立国后由秦朝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书写的28篇的《尚书》才重新问世，几经修改、增补而成为“四书”之一的儒家经典，但是否孔子原创已经不得而知。
话说同时代的其他典籍中甚至连尧舜禹的名字都很少出现，比如《诗经》中有若干禹，但尧、舜不曾一见；《尚书》中除了后出的《尧典》、《皋陶谟》中有若干禹，尧、舜也不曾一见，遑论“禅让”了。换而言之可能整个人物和故事都是杜撰的。
这个也很有可能，比方说炎帝，其实是东夷部落联盟首领的称谓，数百年延续下来的话至少有有几十个，而唯有最有名的那位方被纳入传说成为与黄帝公孙轩辕并列的存在。那么尧舜禹是否也是部落首领的称谓呢？这个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2.人性的推敲
鲁迅先生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 宪问》
而有些人完美得让人不得不怀疑其真实性。瞎老头“瞽叟”和弟弟“象”三番五次想弄死舜（现任天子驸马都敢害，这胆子也是没谁了），而舜登上帝位后则以德报怨，甚至将象封为诸侯，这个便宜弟弟是什么德性不知道吗？封个诸侯那不是祸害百姓吗？究竟是对错不明还是沽名钓誉？亦或是在卖人设？不过虚伪而已吧。
▲《二十四孝》大舜.孝感动天
上古圣人完美得如同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合理。笔者生活中有品德良好的人存在，但没见过毫无个人诉求的，自古以来的贤臣良将莫不追求封妻荫子，功成身退而解甲归田的能有几人？
舜帝后来死于南巡途中，你说一个百多岁的退位天子不好好在家看云卷云舒，跑到蛮荒瘴疠的南方去巡视啥呢？衡山（丹朱的流放地）是去苍梧的必经之路，想必此二人会见上一面吧。白云苍狗，世事无常，谁知这不是天意呢？
从舜禹受禅的被历史神化，我们就明白了什么是政治神话，什么是政治谎言，明白了为什么谎言被一再重复后，就成了绝对真理和不可颠覆的神话。
3.缺乏法理意思上的合理性
第一问，天下是谁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篇》
意思上古时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品德高尚的人、有才能的人选出来，讲求诚信，培养和睦气氛，表达的是一种大同的理想社会。
第二问，既然天子出自推选，如何能够私让这公有的天下呢？
如果是公推制下的领袖，那么天子的更换则天经地义，如何值得褒奖，就如同基于选举制度的地方行政长官的更换，非要走一个“禅让”流程岂非令人笑掉大牙？
第三问，到底是私有还是公有？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礼记·礼运篇》
披着公有制外皮的阶层早已分化，既得利益集团和贵族集团已经成型，国家和政权的雏形已经具备，家天下不远矣。
四、血淋淋的真相
任何时候最高权利的交接总是暗藏杀机的，当联盟首领的实力和手段不足以压制别的势力的时候，那就非让不可了。在公众面前通过一种相对体面的方式来掩盖改朝换代的事实，失败者保留一世英名，而胜利者获得权力和鲜花，不失为一种两全其美（langbeiweijian）的好办法。
1.《皋陶谟》的真实面目
《尚书》中有一个名篇叫《皋陶谟》，记载了某次帝舜朝见大臣，并于皋陶和禹讨论了国家大计的事情。史官记录这次讨论的情况，。原文开篇部分如下：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
禹曰：“俞，如何？”
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淳叙九族，庶明励翼，还可远，在兹。”
禹拜昌言曰：“俞！”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这次特殊的朝会上禹在跟皋陶聊了一堆大道理（很像在演双簧），最后对天下共主和杀父仇人--舜帝发难了：
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讙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谟”会议虚拟图
“惟帝其难之”表现上是说尧帝都很难做到，但在所举例证“忧乎驩兜”、“迁乎有苗”、“畏乎巧言善色侫人”的当事人却都是舜帝。这意味着在朝堂之上直指天子没能做到“知人”、“安民”，而这对是天子最大的失职。
史载大禹拟定的接班人正是皋陶，换言之舜帝在位之时二者属于同盟关系，因此联手逼宫之事当合情合理，笔者仿佛看到了舜帝在禹为首的众大臣压迫下抖动嘴唇，身体战栗，汗汗如雨的英雄末路。
文章最后，在扯完治国道理之后，两人意犹未尽。
皋陶曰：“朕言惠可氐行？”
禹曰：“俞！乃言氐可绩。”
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
这里翻译一下吧：
皋陶问：“我的话可以实行吗？”
禹说：“当然，你的话可以实行并且会获得成功。”
皋陶说：“我没有别的考虑，只想赞助赞助帝德啊！”
朝会的主角明显是大禹，而皋陶的言外之意不晓得认的是哪个帝的“帝德”，从言语关系上而言不是舜帝，更仿佛是后世权臣对天子的说教。
这篇古文被后人加工润色了许多次，被用来阐述儒家的治国理念，但是它最初的样子，或许就是史官记录的的逼宫现场呢？
2.陶寺的考古发现
▲陶寺遗址
陶寺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村南，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从遗址年代和《史记》记载“尧都平阳”（临汾古称平阳）来看，陶寺被学术界普遍认可为唐尧帝都。
考古队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说明了贫富差异和阶级的分化。
更重要的是，陶寺文化发展的链条断裂于中晚期，龙山文化中象征权利的玉璋一个也没出土。
考古发现，陶寺遗址曾发生过激烈的暴力破坏和毁灭行为，入侵者摧毁了城墙防御体系，捣毁了宫殿宗庙等建筑，杀死了大量青壮年，并挖掘了坟墓，彻底摧毁了尧都。
▲“IT5126HG8层还出土一具35岁左右的女性完整骨架，她被折颈残害致死，并在阴道部位插入一只牛角。”--王晓毅、丁金龙《从陶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看尧舜禅让》
如此残酷的现实显然与儒家典籍上的美好描述是不符合的，是否是舜为了争夺王位而捣毁了尧都并屠城，并将宫殿内的珍宝全部洗劫，强占了尧帝的两个女儿呢？
伟大领袖晚年批注《魏文帝被利用》时写到“尧幽囚，舜野死”，原来他也是不信的。
五、有让无禅的本质
让位也许是真的，而心甘情愿的“禅”则子虚乌有。
对于“禅让”，易中天老师在《祖先》一书中说的很深刻：
“不得不让，也不可理解为：能不让就不让，最好不让。”
易老师还说到，如果人性本善，禅让制就不会被废除；如果人性本恶，禅让制就不可能存在。也就是说“禅让”是一个违背人类的天性悖论，其正确性及可延续性也是相互抵触的。
笔者也补充一点：
前面不让，后面也不让，唯独尧舜禹让。
▲黄帝世系图，请自行放大
举个栗子，黄帝以下的帝王直至夏商周三代全部是黄帝的直系后裔，尧所谓的“禅让”也只是在远房堂叔伯兄弟之间进行，大概孔子研究史书发现唯有尧舜禹不是世系帝王，所以才把他们打造成“禅让”形象吧。
在氏族社会的最后阶段，每一任部落联盟首领（比如五帝）都能够起到主导作用，但基于传统和实力，他们不能明目张胆的培养儿子作为联盟领袖的接班人，当年岁增长并丧失部分控制力的时候，会被最有实力的联盟长老所架空，导致“被禅让”情况的发生。
黄帝建立的的部落联盟体系，在经过数百年繁衍后因内斗频繁而走到了走到了重新洗牌的时候，所谓“禅让”就是原有制度最后的挣扎，家天下已经不远了。
六、禅让时代的终结
这个终结指的是上古时代，大禹通过治水这一国家工程最大限度的整合了当时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和资源，建立起崇高的个人威望，并将大部分权柄和实力给予了儿子启。
1.诛杀防风氏是一个里程碑。
“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国语.鲁语下》
“防风氏後至，戮之以徇于诸侯，伐屈骜，攻曺魏，而万国定。”--《路史·卷二十二》
“昔禹会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防风氏后至,禹诛之,其长三丈,其骨专车。”--《述异志》
▲诛杀防风氏
然而防风氏不是坏人，还曾是大禹曾经的坚固盟友--治水的主力之一。按照《述异志》记载，“涂山大会”事件发生与治水工程完结之后，“执玉帛者万国”说明与会者的目的之一是进贡，或者说税赋，这已经有了国家财政的雏形，那么防风氏被杀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迟到，而是“藐视领导”和“偷税漏税”，更是为了建立家天下王朝并给儿子启扫除障而立威。
2.“让”出去不情愿，能做到“不让”也需要手段。
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国策》
▲夏启的钧台之享
大禹如果诚心禅让的话有的是办法，但《国策》却说他在弥留之际的安排却是给了伯益天子名义的同时将实权留给了儿子启，启迅速诛杀了伯益。
舜帝继位时大家朝拜他而不是尧帝儿子丹朱，现在不是我不让，而是天下部落非要向着我儿子，那就不是我的错咯。--大禹独白
大禹跟曹操说的“当周文王”异曲同工，做为时代的终结者的他巧妙地卸下了道德包袱，用两代人的努力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七、禅让的借尸还魂
当“禅让”成为社会共识之后，各路按图索骥的戏精们争相上演着同样的戏码，从两汉之际至北宋建国，“禅让”甚至成为了改朝换代的必选动作。
1.燕王哙和汉哀帝的笑话
有心甘情愿的“禅让”吗？
燕王哙算第一个，但非但没能同尧舜并列，身死国破的他反而被群体嘲讽为天字第一号的傻瓜，而且怎么看都实至名归，连孟子都看不下去了：
“孟轲谓齐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战国策·燕策一》
有“断袖之癖”典故的汉哀帝曾想让位于基情四射的男宠董贤。连江山都可以拱手相送，原来白马会所的礼物清单不过小儿科罢了。
2.儒家首秀却砸了自家场子
两汉之际，在儒家知识分子的怂恿和支持下，儒家代表王莽顺利按照古法实施禅让成为了“众望所归”的天子。既然是儒家，那自然要按照本家思路来干活，然而摆脱法家制度后的“复古改制”很快将社会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身败名裂的王莽则独自背了全天下的黑锅。
抛开某些朝令夕改的混乱和其他不合理因素，改革总体仍是按照儒家思想体系进行的，因此王莽改制的失败意味着儒家首秀的一地鸡毛，并证明了所谓“圣人”的扯淡属性和儒家的理想状态只是脱离实际的乌托邦，比如18世纪欧洲的空想某某主义。
3.没完没了的禅让
除开五代时的军阀混战，从两汉到宋初几乎所有的改朝换代最终都是通过禅让来实现的。
▲电视剧《军师联盟》剪辑
标准的“禅让”流程首先来自前任的“内心认同”，德福浅薄，自愿仿效先贤而让天下，我为了天下万民不得已而据之，但这种搁谁身上都要笑醒的好事却还必须再三推辞不接受（感觉在收红包）。
汉帝诏曰：“... ...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数既终，行运在乎曹氏... ...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故唐尧不私于厥子，而名播于无穷。朕羡而慕焉，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魏王。“--《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以《三国志》惜墨如金的作风居然用了几乎整个章节的两万多文字来描述这一盛况，如同上古一般庄重肃穆和冠冕堂皇，如果不是野史和《三国演义》的各种编排，怕信的人还不少。
然而这些内幕，芸芸众生又有谁会知道呢？唯有曹丕在当年办完事之后，对着满朝大臣说了一句喜滋滋的话：
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魏氏春秋》
貌似泄露了天机。
禅让也不尽然是和平交接，曹氏的报应仿佛天意。在司马氏篡位事件中，高贵乡公曹髦丢下一句流传千古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后就带着“三百家僮”踏上了讨伐司马氏的不归路。
▲奋死反击的曹髦
曹髦依然是高贵的，虽然冲动，但依然有天子勇气和担当，作为第一个儒家体系建立之后的被明目张胆“弑杀”的皇帝，他将司马氏永久地定在耻辱柱上，甚至连自己的后人都抬不起头，也为“禅让”做了一个合理的注解。
但是然并卵，后续的“禅让”流程一点也没落下。
自刘宋篡位之后，除了赵匡胤选择优待前朝后裔之外，其他皆以斩草除根为己任。无他，心虚而已。
八、总结
自古唯闻父兄传子弟，而无先圣传后圣，“让”是一种基于形势的必须，而“禅”的前面则少了一个“被”。权力的争夺总是复杂甚至丑陋的，禅让制背后的无奈就在于“子不肖”，扶不上墙的儿孙辈不能接过父辈的衣钵，而“禅让”则是遮盖血腥的遮羞布。
而这段精心编排的政治谎言被一再重复后，就成了绝对真理和不可颠覆的神话，甚至正史，其实不过一场政治春梦罢了。
凉州七里
不同的史书对于尧舜禹之间的禅让有不同的记载，司马迁之所以把尧舜禹写为先贤圣人，这源于儒家学派一贯奉行的治世主张，是对大人物进行了包装的结果。
一、《竹书记年》的记载更为可信
《史记》成书于汉朝，司马迁对于禅让制的记载主要来源于《尚书》，而《尚书》这本儒家经典成书于春秋时期儒学兴起之时。而同时期诞生于晋国的《竹书记年》却有完全不同的记载。《竹书纪年》记载了尧在晚年的时候被囚于平阳，如果是禅让，用得着囚吗？这分明就是篡权！各类书记都记载了，舜在晚年的时候曾经南巡，作为一把年纪的老人，古代交通那么不便的情况下，哪能经得起的舟车劳顿？这分明是顺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出走的。这也说明禅让的背后只是一个噱头，而本质上却充满了明争暗斗。所谓好听的禅让，只不过是黄帝的后人在家族之中权力争斗的结果。
韩非子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而韩非子也毫不客气地记载他们为弑君夺权。即便是儒家经典中所记载的大禹的父亲鲧为舜所杀，那么，舜把王位禅让给禹，他会有好结果吗？如果按逻辑能解释的恐怕是大禹没有办法在王廷待下去，三过家门而不入，13年漂泊在外，联合了周边所有的部落和家族最终打败了舜，夺取了权力。
二、儒家仁政的主张对上古人物进行了包装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儒家学派兴起，以孔子为标志发展成一个影响力极大的学派。儒家主张“仁政”、“有德者居之”等，必定要为自己找依据。其实这明君、圣人并不好找，而上溯1500年的上古时期，记载最少，口口相传，很难追溯。所以儒家对于尧舜的包装最无争议。于是，上古时期禅让制就这么被记载在了历史中。像这样的谋朝篡位后世也不少，但很不幸的是，后面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非常清楚，否则估计现在我们还在歌颂汉献帝的德行呢！也许司马迁着重写了尧舜之德也是在反映当时他对汉武帝的做法有多么不满。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已经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了。儒生们拿着这个观点，统治了中国2000多年，成为古代封建社会主流的思想。
牧渔子
尧舜禹之间很可不是禅让，而是权利斗争的结果，有以下原因：
一是关于那个时代的记载比较少，而《史记》是人写出来的，在没有其他资料可供参考的情况下，只能相信司马迁。但是司马迁离尧舜禹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其可信度不高。
二是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很，尧舜禹之间很有可能是权利斗争的结果，这点从动物世界里面就可以看出，强者为王，而且那个时代没有各种学说，完全是实力说话，实力的较量本身就是斗争。
三是司马迁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在写这段历史时候掺杂了个人的情感，把他们之间写成禅让关系，这样可以给当世以及后世的统治者一个榜样，这也有可能是马马迁理想中的权利转让模式。
四是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人们对那个时代的信息也会越来越多，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还原那个时代本来的面目，
天择杂谈
尧帝开创了帝王禅让之先河，在位七十年，认为儿子丹朱不成器，决定从民间选用贤良之才。尧问四方诸侯首领：“谁能担负起天子的重任？”四方诸侯首领说：“有个单身汉，在民间。叫虞舜。”这才走访、考验之后才传位给舜。相传禹治黄河水患有功，受舜禅让继帝位。
《汲冢竹书》、《括地志》《诗经》、《尚书》、《左传》、《山海经·海内经》、《吕氏春秋》、《淮南子》其中都有记载。西汉时期的司马迁才撰写《史记》，而司马迁祖上就是负责编写记载历史的记录官，司马迁编写史记也是根据之前文字记载而成，只是一个收集整理者。《史记》可信度是非常高的，里面记载的的很多东西都通过考古证实了，所以才会更多的人相信他。
搬讲历史
尧舜禹益，政权都是禅让。只不过腐儒们把禅让曲解了。首先，。讲禅。这是古代的一种祭天仪式。让。就是责备人。舜帝篡权，尧帝让他晚三年。干出政绩，就接班。舜帝不同意，。急着抢班夺权。尧帝无奈。只好举行祭天仪式。向上天告状，诉说舜帝罪过。并派心肚腹，执节当面责备。如此禅让。不是贤让让贤。禹效法舜，比猫画虎。让舞屈服。伯益得前辈真传。将大禹赶下台。尧舜禹都举行过禅礼。于事无补。都灰溜溜下台称臣。这就是所谓的禅让制。
主天安
除帝王改朝用战争式外，老王死，其子继承式就是禅让式，民间更如此，如部族的族长首长巫师的三长老管理层，有选族长的方式，也有血统传继方式，首长多由技能高超者自然形成，巫师由徒弟里最佳者担任。现在西南各少数民族中仍保留沿用着。
而阿联酋这个国家，就是几大酋长，轮流任国王的。
讲尧以前受禅让，一见就跑，听见者洗耳，再听见者不在洗耳下流水处，饮牛喝水，而牵上游处饮牛喝水，怕当王一词污了牛。
这不是瞎编，是事实，因当时整体人群，分散居住后，公务公事由王打理主持，其费用自掏的，因此耗时耗力又自掏费用，谁受让，谁逃走躲开，不当任的。现在农村内单姓庄里的族长仍如此，西南各少数民族的三长老也如此。即白干无报酬外，还贴钱办村内公共公务事的。三长老不是村长，村长属政府最基层小官，有工资的。三长老是族群自管体系，由史传承关系。
古中国记载史仅周朝初期才有八家共耕一块田，这块田收成供公共公务人员享用，而才有脱产管理层现象发生，周朝中期废井田式，改成各家户兑禾供公共公务人员费用形成方式，周朝后期兑禾改成征税供公共公务人员一切费用的开支支付，从而才有了争当王的杀斗出现。
悟空问看后咱也在其上留上点啥。
味哎儿
在《竹书纪年》等古代文献中，就记载五帝的权利交接充满了阴谋、血腥，禅让那是骗人的鬼话，是儒家篡改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