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農工商出自“四民分業，士農工商”，本義是管子將不同階層按職業劃分來管理，是古代四種民眾的總稱，沒有排名，貴賤之分的，後來由於中國古代一直都有重農抑商的國策，而商人不事生產，被某些士人階級看成是社會的吸血蟲，雖然有錢，但社會地位一直都是在末尾。

重農抑商的思想不是從來就有的，夏商周時期是沒有重農抑商的思想的，《易經》中就有記載商業活動，如“厄犧氏沒，神農氏作，列窿於國，日中 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殷商的名稱也告訴了我們“殷人重賈”，周朝也沒有把商業定為賤業，可見，上古時期並沒有重農抑商的思想。

重農抑商的思想自商鞅變法，貫穿整個中國封建社會，存在了2000多年，在此國策下，各朝各代都在不同程度抑制商業，甚至經商會被剝脫一定的人身自由，社會地位低下，商人也成了國家盤剝的對象。雖然每個朝代都在執行這個國策，但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外部環境的影響，重農抑商經濟思想也開始有了不同的變化，自然而然政策也有變化，下面我們來看看各朝各代的情況。

一、先秦兩漢時期

1、戰國時期

其實早在戰國時期，秦國就出現了重農抑商的思想。戰國初期，魏國通過變法，國力強大，一直想吞併秦國，在多年的戰爭中，秦國始終處於下風，國土面積大量丟失，僅保留八百里秦川，秦孝公繼位後，為了使秦國早日擺脫貧弱的狀態，秦孝公任用商鞅進行變法，而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就是廢除井田制，估計耕戰，抑制商業，如商鞅認為“

由此可見，當時的社會改良精英認為，重農業可以強國，而重商業輕農業會導致亡國，在當時的環境下，重農業的政策無疑是非常正確的，因為當時生產力低下，生產技術不發達，糧食產量不高，需要大量勞動力才能得到足夠的產出，而商人不事生產，古代交通又不發達，貨物運輸需要佔用大量的人力資源。

2、秦朝

秦統一六國以後，商業受到的限制也越來越多，商人的地位也變得低賤，為了填補邊境人口不足，商人是需要戍守邊關，如秦始皇頒佈的詔令：“三十三年，發諸嘗通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滴)戍。”可見，在當時商人在統治者眼中，商人是如同“贅婿”一樣的微賤之人。

3、西漢

西漢建立以後，由於常年戰亂，人口銳減，大量土地閒置，為了儘快恢復和發展生產，提高國家稅收，漢高祖劉邦採取了比較嚴苛的抑商政策，而漢武帝劉徹時期，抑制商業政策更加的嚴厲，漢武帝時期，對外戰爭頻繁，耗資巨大，國庫入不敷出，有人便提出對商人實行“算絡錢”和“告絡”制度。如“諸賈人末作 貫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佔，

二、唐宋時期

1、唐朝時期

唐時商人的地位就越發低賤了，如唐代的法律規定，商人不得入士做官，不能與士人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商賈必須服皂，且不得乘馬。商人相比於秦漢，受到的限制也來越多，有錢也不能穿絲綢，不得讀書，更不能做官，所以當時很多商人都會購置大量的土地成為地主，那是因為地主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可以享受很多特權。

但是唐朝時期，社會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尤其是人口快速增長，生產力不斷提高，商品經濟非常繁華，手工業快速發展，使得商業發展迅速，雖然一直有重農抑商的國策，但是商業還是有很大的發展，唐中期以後，皇權旁落，對商人的限制政策也變得鬆懈起來，商業活動也越來越頻繁，商稅對稅收的貢獻也越來越大。

2、兩宋

宋朝商人地位同樣不高，如宋代法律明定九類人不得與士平等交往，不準進入官學，其中之一便是“工商雜類”，但宋朝卻是我國古代經濟最繁榮的一個時期了，再加之宋朝 “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社會風氣比較開放，經商的人也是非常大多。

兩宋時期對外戰爭頻繁，對外賠款數額巨大，國土面積相對狹小，但是宋朝卻沒有出現大的財政危機，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商稅，

三、元明清時期

1、元朝

元朝統治者吸收前朝的經驗，即重視農業，又不排斥商業，重農抑商不是國策，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元朝商業非常發達，尤其是對外貿易，如著名的《馬可·波羅行記》的作者就是元朝來的中國，元朝泉州，是當時世界第一大港，同時描寫元朝經濟發達的記載也很多，如“列肆數百，日釀有多至三百石者”，酒肆醬酒，每天多的能醬酒三百多石（元朝一石約為現在的五十七公斤，即每天醬酒約17.1噸）。元朝甚至把國家稅收交給大商人去徵收，由此可知，商人的地位還是比較高的，但是元朝的大商人基本都是色目人，漢族商人很少。

2、明朝

明朝又開始奉行“重農抑商”的國策，如記載：( 洪武)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許穿袖紗絹布，務賈之家，止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袖紗。”這個時候商人地位不如農民，農民還可以穿袖紗絹布，而商人只能穿粗布衣服外出，當時很多商人就只能在家穿綾羅綢緞，不然就算是違反禮制。

到了明朝中期，隨著遠洋航線的開闢，世界貿易越來越頻繁，東西方文化交流也越來越多，西方資本主義思想開始輸入，再加之開國已久，各種制度崩壞，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商業發展非常迅速。最為明顯的就是商稅的增加，明萬曆時期，調派各種稅監去各地收稅，萬曆中後期，商業稅就成了政府的主要稅種之一。

明嘉靖時期，南方對外貿易非常發達，以絲綢交易為例，“若蠶佳者，用一二十日辛苦，收絲可售一兩餘。泛海之商以每百斤銀百兩的湖絲至東洋呂宋貿易不過得價二倍，然至日本則每百斤價至五六百兩。”可見，當時不僅是商人，農民也因絲綢養蠶而獲利頗大。為了加大絲綢產量，農民和地主開始改稻種桑，出現了大量的紡織工人和原始工廠，甚至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這一進程因明朝滅亡，而被中斷。

3、清朝

清朝繼承明朝制度，雖然還是重農抑商的國策，但是商人地位進一步提高，商業受到的限制也不如前朝那麼多，商人甚至還能做官。清朝的官商有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清初的“八大皇商”和清晚期的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胡雪巖一度官居二品，賞穿黃馬褂。

清朝雖放寬了商業限制，但是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對外貿易和交流幾乎中斷，明朝中後期的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就此被扼殺，思想被禁錮，與世界嚴重脫節，這也是被動挨打的主要原因。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被動開放，受到帝國主義產品的傾銷，小農經濟逐漸破產，商業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開展洋務運動以後，洋務運動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理念，使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近代企業，雖然失敗了，但是在客觀上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四、總結

在古代生產力不發達時期，重農抑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對封建統治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對我國社會發展的推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王朝初建，人口凋零，土地荒蕪，這一段時期，以農業為重可以快速恢復社會元氣，但是隨著社會的穩定，生產技術的革新，物質財富的積累，重農抑商就會抑制社會的發展，所以中國古代，為了照顧大地主的利益，而不得不抑制商業，但並不完全限制。

總體來說，重農抑商雖有利於統治，但不僅抑制了商業，也禁錮了思想，錯失了自發的社會變革，也是中國在近代史落後捱打的一個原因。

1、《管子•小匡》

2、《易經·繫辭》

3、《商君書·農戰》

4、《史記》

5、《牧庵集》卷十五《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6、《晨政全書》

7、《西吳枝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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