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芸臺，又號雷塘庵主，晚號怡性老人，揚州儀徵人，生於高宗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卒於宣宗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年），享壽86歲。
阮元少年即篤志墳典，廿五歲（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成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1790年授翰林院編修。一年後因學識淵博，受高宗賞識升任少詹事，入值南書房，1793年至179 5年，提督山東學政，曾數遊濟南名泉，留下不少贊泉詩，寫有《小滄浪筆談》，雜記濟南掌故風物等；廣交山東及寓魯金石學家，遍訪山東金石文物，在畢沅主持下，撰成《山左金石志》24卷，對山東乾嘉之際金石學的興盛貢獻頗巨。後歷任浙江學政，仁宗嘉慶三年（1798）返京，任戶部左侍郎，會試同考官，未幾又赴浙江任巡撫，撫浙約十年。在任期間，除吏治軍政之外，又糾合浙江文人，編書撰述不輟。嘉慶六年（1801）在杭州建立「詁經精舍」，聘王昶授詞章，孫星衍授經義，作育英才。以嘉慶十年喪父，服除，任職兵部，又先後出為湖南、浙江巡撫。此後，又曾先後任江西巡撫、兩廣總督。在粵期間，建議禁鴉片，對英商採用較嚴厲的政策。嘉慶廿五年（1820）在粵創立「學海堂書院」。道光六年，遷雲貴總督，旋又晉升體仁閣大學士，在道光十八年（1838）致仕，返揚州定居，先後加太子太保、太傅。1849年 (道光二十九年) 去世，諡“文達”。
他畢生仕宦特達，但撰述編纂工作未嘗稍輟。他學問淵博，在經學、方誌、金石學及詩詞方面都有很高造詣，尤以音韻訓詁之學為長。著書180餘種，編著有《皇清經解》《 經室集》等。值乾嘉文化鼎盛之時，阮元標領文壇數十年，海內尊之為學界泰斗。早歲編集金石書畫目錄，為《石渠隨筆》、《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任浙江學政時邀臧庸兄弟、何元錫、陳鱣等學者編《經籍纂詁》一百一十六卷，於嘉慶五年（1800）刊行，翌年刊刻清初以降浙江詩人作品為《兩浙輶軒錄》四十卷。又翌年立詁經精舍，刊《詁經精舍文集》十四卷。喪父守制期間，刊《十三經校勘記》，又蒐羅《四庫全書》未收書，編為《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目錄進呈御覽。數年後，撰成《疇人傳》五十九卷，為中國曆代天文歷算家之專門史。道光二十一年（1816）刊刻宋本《十三經注疏》；創立學海堂期間，刊《學海堂叢刻》。阮氏亦重視修志，所修志書著名者有《浙江通志》、《廣東通志》、《雲南通志》、《揚州圖經》等。其中《揚州圖經》以圖為經，可稱創例。阮元的文集，為《揅經室集》五十七卷所作《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等均是書學史上的重要著述。
阮元以學問家客串書法家的姿態，完成了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個大轉折：
①澄清了傳統的兩大內涵：一是二王為首的帖學體系，一是漢魏碑版、石刻的北碑體系。且明確指出，學習北碑一系才是學習真正的古法。脫卻古法，一片俗媚。
②將漢晉墓誌、山野碑崖提高到書法的層面，並加以贊尚，使向為文人不齒的民間書法併入書法傳統，為後人的取法找到了一個新的亮點，這將兆示著一種新的偉大書法實踐運動——也即他所預示的北碑必興：“所望穎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歐、褚之舊規，尋魏、齊之墜業，庶幾漢、魏古法不為俗書所掩，不亦褘歟!”
③指明瞭帖碑之長短，辨別碑帖之淵流，為其後的書法發展明確了方向—— “短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書法遷變，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於古?”
沒有人否認阮元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位置。這不僅因為阮元的政治地位和對清世所作的貢獻；也不僅因為阮元是乾嘉學術的旗幟和對後學的提攜培養；還在於他的《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等書論著述及其書法藝術成就。
阮元生逢漢學日盛的乾嘉時期，漢學作為對宋明學術的反撥，有其自身的學術特點：比如，漢學家推崇漢代學術，不僅在於漢人嚴謹的治學精神，還因為“聖賢之道存於經，經非詁不明。”而“漢人之詁，去聖賢為尤近。”再如，鑑於後期理學的空疏之病，漢學以歷史學或者傳統語言文字學為工具，側重於通過字義的訓詁、名物制度的考據和事物發展源流的考辨，將義理的探求回溯到傳統的儒家經典和歷史的本初面目上；又如，漢學還將古代金石資料作為考訂經史、闡發義例的重要資料來源和可信依據，以達到尋根求源、探真求實的目的。尤其自戴震之後，阮元等人試圖以古《禮》治“禮”，制定一系列切實可行的行為法則，試圖緩解“天理”和“人慾”分裂而造成的緊張，更具有積極的現實探索意義。
必須還必須注意到阮元的政治身分。他追捕海盜，殲滅夷艇，查辦虧空，緝拿走私，鎮壓反叛，興修水利，大辦學堂，清剿鴉片，幾乎清代的各個政治領域都留下了阮元的身影。同時，由於阮元位高爵重，重視文教，出於禮儀用途和政治功用的書碑、撰碑、題匾不可勝數，因而，阮元書學的某些論述便不僅出於學術的考訂和藝術的喜好的考慮，而是切身體驗到書法的禮儀用途和政治功用，感受到書法在維護道德統序方面的作用。
正因為此，在阮元的書學體系中，篆隸等正體文字具有最高典範意義。他在《南北書派論》中開頭就說：“書法遷變，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於古？蓋由隸字變為正書、行書，其轉移皆在漢末、魏晉之間。”將漢代隸書作為探索書法遷變的源頭，對於漢代以後的書法，即使同屬碑刻的北朝碑誌，也不可避免的存在某種缺憾，從而將漢代隸書凸現出來。在阮元看來，“篆隸遺法”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是“紀帝王功德，或為卿士銘德位，以佐史學”的最佳字體，而漢隸之所以成為“篆隸遺法”的代表，是因為“前後漢隸碑盛興，書家輩出。東漢山川廟墓無不刊石勒銘，最有矩法，”所以，“非隸書不足以被豐碑而鑿真石也，” 為此，他以是否保留隸書遺意為標準，他將漢代以後直至隋唐的書法分為南、北兩個書派，南派“江左風流，疏放妍妙，”“減筆至不可識，”只適用於尺牘等日常書寫用途。與“禮”的用途相適應，他提出莊重、質樸、遒勁、力度、界格方嚴和端書正畫的標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所謂“界格方嚴”，是指字與字之間大小勻稱、排列整齊，而“端書正畫”則是指單字體勢的端正和筆畫排布的整齊。唐代歐陽詢、褚遂良、李邕以及北宋蔡襄，但他們的楷書符合上述特徵，適宜碑版書寫，被劃為“沿於隸”的北派。因而，阮元所謂較多保持漢隸風格的“北派”並不僅指碑版，而是指適合碑版書寫的正體文字。儘管北朝碑版較多保留了漢隸遺法，但其中一部分因“遭時離亂”而“體格猥拙”，與“禮”的要求不相合，同時，從立碑的原初意圖來看，必須到文字傳遞語言信息的功能，“破體太多”、“六書混淆，向壁虛造”不能起到傳遞信息的作用，都不是阮元所肯定的。
在批判了《閣帖》的失真之後，他認為，大量具有隸書遺意的碑榜任其薶蝕，相對保持了原初的狀態。在這一假定前提下，他發現當時蒐集到的晉永和、泰元磚字和隋代鐵鑊字等都是以隸書或帶有隸書遺意的正體字體書寫，從而得出隸書是漢魏至隋唐通行字體的結論。作為一種傳統的藝術，書法包涵了很多非藝術的因素，凸顯書法的藝術因素還是非藝術因素、凸顯其中那些藝術因素或非藝術因素，都會導致不同的審美取向。在阮元的書學體系中，諸多對禮儀和功用等非藝術因素進行強調的書學審美標準，導致了阮元較為保守的審美觀念。在這一觀念的指導下，儘管阮元書學中取法的重心發生了轉移，更加重視以漢隸為中心的正體文字書寫；但就取法的外延來說，並沒有發生根本的轉移。
1809年，阮元因袒護劉鳳誥案而遭到免浙江巡撫職。1810年，阮元奉旨補授翰林院侍講，又兼國史館總輯。1811年，阮元遷居西城阜城門內上岡不久即作書論名篇《南北書派論》。上岡小宅屋後有小園，因董其昌有“名園春好，夢蝶看花”的句子，小園名之為“蝶夢園”。期間，阮元生活閒適，寫出不少優美的詩篇，《京邸小園雜詩》、《題用董思翁韻》即是其中代表作。筆者所介紹的這幅作為書法作品的《京邸小園雜詩》冊頁書於1813年，創作時間與《南北書派論》寫成時間極近，是考察其書法創作如何貫徹其書學思想的重要佐證。該作品共十一頁，正文由《京邸小園雜詩》六首和《題用董思翁韻》組成：
京邸西城上岡小園雜詩：
（一）
清明才過見新荑，穀雨催花已放齊。一樣風光判桃柳，十分春色佔棠梨。
登臺眾綠浮身起，繞徑繁紅炫眼迷。半向不知花影換，月輪東上日沉西。
（二）
好花宜趁曉來看，起向花前擁盥盤。霞色忽驚隨水動，露華猶覺著衣寒。
折枝邀蝶真成畫，嚼蕊聽蜂每忘餐。記否空林春未到，迴風飛雪撲闌干。
（三）
才是春明三月中，紛紛已颺落花風。恰當半謝新生綠，翻似初開少放紅。
一例分箋酬令節，幾番秉燭入芳叢。與人究竟曾何補，慚愧家庭樂自同。
（四）
古藤幾架紫垂牆，小刺荼蘼蓋曲廊。上番筍抽新竹密，午時陰幕老槐涼。
黃扉退直鳴珂靜，青簡修書刻箭長。忽有微風生夏氣，疏簾初試棗花香。
（五）
終日轔轔九陌車，久晴容易起風沙。洗春一夜廉纖雨，破夏千枝芍藥花。
研北銅瓶開繭栗，牆東玉軸展鴉叉。此間門巷清如水，綠樹陰中是我家。
（六）
小園休賦庾蘭成，但向幽軒較雨晴。入戶風圓飛絮轉，鋪池水定落花平。
偶思晝寢安閒榻，更為齋居結小棚。多少案頭書史在，商量可似古人情。
題《蝶夢園圖》用董思翁韻
城西花事小園多，幾度看花幾度歌。花為我開留我住，人隨春去奈春何？
思翁夢好遺書扇，仙蝶圖成染袖羅。他日誰家還種竹，坐輿可許子猷過。
題款曰：
辛未、壬申間，餘在京師賃屋於西城阜城門內之上岡，屋後小園最為幽勝，舊藏董思翁自書扇詩，有“名園春好，夢蝶看花”之句，雅與園合，常懸軒壁。辛未秋，太常仙蝶來小園，繼而復見於瓜爾佳氏園中，客有呼之入篋奉歸餘園者，啟之則空篋也。壬申春，蝶復見於餘園，畫者見之，祝曰：“苟近我，我當圖之。”蝶藏其袖，審視良久，得其形色，乃從客鼓翅而去。園故無名也，至是始以思翁詩及蝶意名之曰“蝶夢園”。壬申秋，出都。癸酉春，作園圖，回憶芳叢，真如夢矣。
衡齋六兄世長屬書，阮元。
查諸史籍，“衡齋”或乃清代汪萊（1768－1813）。汪萊，字孝嬰，號衡齋，歙縣瞻淇人。對數學、天文、經學、訓詁，音韻、樂律都有很深的造詣，尤以數學為最。主要著作有《衡齋算學》、《馨氏倨句解》、《參兩算經》、《校正九章算術及戴氏訂訛》、《四邊形算法》、《十三經注疏正誤》、《禹貢圖考》、《說文聲類》、《樂津逢源》、《衡齋詩集》等。1807年以後，汪萊入國史館修纂天文志，與阮元曾有短暫共事。且汪萊、阮元均與凌廷堪、焦循、李銳等友善。
在中國傳統的書法史上，人們很早就對字體與用途關係進行了有意義的探索，不同的字體針對不同的用途有不同的分工。阮元《京邸小園雜詩》冊頁不論所書的內容，還是創作的目的，都與政治功用和社會禮儀意義上的“銘石書”毫無聯繫。但透過該帖的書法風格分析，我們看到由於阮元對正體文字書寫的強調而形成的書寫習慣侵入日常草稿書寫的跡象。比如，在書法取法上，可以觀察到阮元學習唐代歐陽詢、顏真卿等人楷書並將楷書筆法用之行書書寫的痕跡，與阮元早年所書草稿的趙、董行草清雋、流美之風有明顯的不同。因而，儘管屬於行書作品，但作者用筆踏實凝重，一絲不苟，很少出現行草書中應有的牽絲連帶，甚至有的表現“情性”遊絲在書寫過程中由於按筆較重而變成體現“形質”的筆畫狀。取勢屬於“平畫寬結”類型，寬綽敞豁，雍容大度。章法上字字獨立，字跡之間排列整齊，絕少連帶。確實符合正體書寫中莊重、質樸、遒勁、力度，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和端書正畫的標準，這大概也屬於阮元《南北書派論》中所說“沿於隸”的北派的審美範疇吧？！阮元此後直至晚年的作品一直沿襲並越加體現這種審美意趣。但很顯然，這不是對傳統“二王”審美標準的否定，而是在清代乾嘉學術背景下，由於阮元自身的學術和政治經歷而形成的藝術審美習慣對“二王”一系“銘石”楷書的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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