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癌症診斷後抑鬱症狀管理的空缺：基於人群的潛在患者報告結果分析

關鍵詞 ：癌症；DSS；心理干預；患者報告結果；支持性護理

背景：癌症最常見的併發心理疾病之一是抑鬱症。常規抑鬱症狀篩查（depression symptoms screening, DSS）有其推薦價值，但在臨床實踐中其加強社會心理干預的能力仍然有限。本研究調查了癌症診斷後DSS陽性患者的社會心理干預效果及其相關因素。

結果：在142,270例患者中，有65,424例（46.0％）在癌症診斷後報告DSS呈陽性，中位數為66天（四分位距：34-105）。在這些有抑鬱症狀的患者中，有17.1％接受了保守評估（palliative assessment），1.7％有精神或心理評估，8.4％有社工轉診，4.3％有抗抑鬱治療。67.2％接受保守評估的患者、63.7％接受精神或心理評估的患者、67.3％接受社會工作轉介的患者以及71.4％接受抗抑鬱藥的患者的抑鬱症狀評分有所降低。在多變量分析中，年齡較大、居住在農村、收入為最低的五分之一及有泌尿生殖或口咽癌的患者接受保守治療以外的干預措施的可能性更小。

結論：在癌症診斷後，DSS呈陽性的患者中接受社會心理干預的比例很低。本研究調查了接受干預措施可能性較小的患者群，這些患者或許可以從其他干預方式中受益。這些數據建議採取應對措施來改變篩查的實踐模式，並優化系統症狀篩查的有效性。

實踐意義：在患者報告DSS後應進行針對性干預，以此改善症狀，並加強以患者為中心的管理方式。

患者報告抑鬱症的社會心理干預方式統計

參考文獻：Hallet, Davis, Isenberg-Grzeda, Mahar, Zhao, Zuk, Moody, Coburn (2020) Gaps in the Management of Depression Symptoms Following Cancer Diagnosis: A Population-Based Analysis of Prospective 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The oncologist. doi: dx.doi.org/10.1634/theoncologist.2019-0709

2，抗精神病藥物對患有重度抑鬱症和精神病特徵的患者腦結構的影響：在隨機安慰劑對照臨床試驗中的神經影像學發現

關鍵詞 ：重度抑鬱症；抗精神病藥物；大腦結構

重要性：在許多腦部疾病中，抗精神病藥物的處方持續增加，包括在兒童和老年人中不合規定的使用。關於動物和非對照的人類數據表明，抗精神病藥與大腦結構的變化有關，但據我們所知，尚無對照人類研究解決此問題。

目的：評估抗精神病藥對人腦結構的影響。

設計，設置和參加者：

干預措施：那些同意影像學研究的患者在隨機分組時完成了磁共振成像（MRI）掃描，並在36週週期結束時或復發時完成了第二次MRI掃描。

主要成果和措施：主要指標是灰質的皮質厚度，次要指標是白質的微結構完整性。

結果：88名參與者（年齡範圍18-85歲）完成了基線掃描；75名完成了隨訪掃描，其中72名（32名男性和40名女性）可用於最終分析。皮質厚度存在顯著的時間組交互作用（左，t = 3.3；P = .001；右，t = 3.6；P <.001>

結論和相關性：

奧氮平組和安慰劑組大腦皮層灰質結構的變化

參考文獻：Voineskos, A. N., Mulsant, B. H., Dickie, E. W., Neufeld, N. H., Rothschild, A. J., Whyte, E. M., … Flint, A. J. (2020). Effects of Antipsychotic Medication on Brain Structure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Psychotic Features. JAMA Psychiatry. doi:10.1001/jamapsychiatry.2020.0036

3，抑鬱症狀與認知功能下降的關係

關鍵詞 ：認知能力下降；老年人；線性混合模型

認知能力下降是衰老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特徵。先前的研究表明，抑鬱症狀與人們的認知能力下降之間存在關聯。然而，很少有研究調查抑鬱症的變化對認知能力下降的影響。在這裡，我們採用了來自長壽與老齡化研究(RuLAS)的580名具有正常認知能力和完整的認知和抑鬱數據的參與者。我們探討了這些參與者的抑鬱症狀和認知能力下降之間的關係。

我們使用線性混合模型比較抑鬱惡化組和抑鬱穩定組的認知功能，研究抑鬱症狀的變化如何影響HDS-R(修訂的痴呆量表)得分的變化。

結果表明那些抑鬱惡化組比抑鬱穩定組變現出更快的認知下降,GDS(老年抑鬱量表)的組和時間相互作用顯著(未調整模型,β=−0.673,p < 0.001)。加入人口統計協變量後，結果仍然顯著。此外,我們發現，那些最嚴重的抑鬱症狀伴隨著最嚴重的認知問題，而不同組間沒有明顯的斜率變化。因此，我們發現抑鬱症狀的惡化與認知能力的快速下降顯著相關。對抑鬱症的醫療干預可能會減少中國老年人的早期認知能力下降。

a.基於基線GDS評分分組HDS-R評分變化軌跡（2組）。b.基於基線GDS評分分組HDS-R評分變化軌跡(3組)

參考文獻：Zhuoran Hou, et al. Association of depressive symptoms with decline of cognitive function—Rugao longevity and ageing study. Neurol Sci. 2020.

4，基於全外顯子組測序和全基因組基因分型來多基因預測抑鬱症的治療抵抗

約有30％的重度抑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患者會發生抑鬱症的治療抵抗（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TRD），但以前對TRD的遺傳學研究並不足。經過質控後，在1209名MDD患者中可獲得完整的外顯子組測序和全基因組基因分型。

利用這些樣本，針對對一種治療無反應的和對兩種或兩種以上治療無反應的TRD比較他們對抗抑鬱藥的反應，同時檢測攜帶破壞性變異體的風險差異。對每個變體的功能（本徵）分數和頻率進行加權，計算表達基因和通路中變體負擔的分數。使用基於基因和基於通路的評分來建立TRD和無應答的預測模型，在70％的樣本中進行梯度增強訓練，在其餘30％的樣本中進行測試。使用基於外顯子組陣列的數據，在STAR*D和GENDEP中進行了獨立重複測試。與有反應者相比，TRD和無響應者攜帶破壞性變體的風險更高。與TRD相關的基因/通路包括調節細胞存活和增殖，神經退行性和免疫反應相關的的基因/通路。遺傳模型顯示出TRD與反應之間有顯著的可預測性，並且通過添加臨床預測因子可以改善遺傳模型，但它們並不比單獨的臨床預測因子顯著更好。

重複驗證的結果受臨床因素驅動，除了在接受血清素抗抑鬱藥治療的受試者中開發的模型外，該模型在STAR*D遺傳評分分佈的極端情況下顯示出明顯的預測改善。這些結果顯示了TRD相關的生物學機制和預測TRD的新方法。

參考文獻：Chiara Fabbri, et al., A polygenic predictor of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using whole exome sequencing and genome-wide genotyping,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 (2020)10:50.

5，重度抑鬱症以及疲勞綜合症中外周基底以及反應性皮質醇水平的檢測：一項系統性回顧

關鍵詞：疲勞綜合症；皮質醇；抑鬱；地塞米松；糖皮質激素；tsst

關於重度抑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以及疲勞綜合症（the burnout syndrome）是否是同一種疾病的兩種不同症狀，還是完全兩種截然不同的疾病這一點目前還有著很大爭議。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ypothalamus-pituitary-adrenal-axis, HPA軸）的功能失調分別與這兩種綜合徵均有密切聯繫。通過在病理生理學層面上剖析這兩種綜合徵，並根據壓力生理系統（stress physiological systems）闡述這兩種綜合徵的相同點以及不同點，能夠更加清晰地鑑別兩種綜合徵的潛在病原學模型是否不同。

本研究通過系統性的文庫搜索，共篩選出190項測量了外周皮質醇激素水平的重度抑鬱症以及疲勞綜合症的研究，並針對這些研究進行定性分析。對於重度抑鬱症，藥理學測試表明病人基底皮質醇水平上升，對於精神壓力的反應減少以及皮質醇抑制減少，反應出了皮質醇增多（hypercortisolism）以及糖皮質激素抵抗（glucocorticoid resistance）的常態。

而對於疲勞綜合症，兩項核心因素限制了本研究歸納出結論：i) 測量了不同皮質醇分泌模式的疲勞綜合症相關研究數量還不夠多，不足以提供證據基礎，ii) 不同研究中疲勞綜合症的評估方法不同，這反映了在評估及測量方法上的不精確。未來還需要大型的前瞻性隊列研究，在嚴格控制干擾因素的情況下同時測量和評估兩種綜合徵，以便更進一步瞭解在重度抑鬱症以及疲勞綜合症中HPA軸的相同點不同點。

不同模式下（增加/正常/減少）的皮質醇激素分泌水平隨時間變化曲線

參考文獻：Rothe, N., Steffen, J., Penz, M., Kirschbaum, C., & Walther, A. (2020). Examination of peripheral basal and reactive cortisol levels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the burnout syndrome: A systematic review.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https://doi.org/10.1016/j.neubiorev.2020.02.024

6，斯皮塔克地震後接受治療和未接受治療青少年的25年隨訪：創傷後應激障礙和抑鬱症的病程及預測因素

關鍵詞 ：斯皮塔克地震；創傷後應激障礙；抑鬱症

背景：當前，關於倖存者心理後遺症的長期前瞻性災難研究很少。方法：在斯皮塔克地震的1年半和25年後，來自兩個城市的142名處於青少年早期的被試接受了評估：這兩個城市分別為久姆裡（Gumri，中度-重度暴露）和斯皮塔克（Spitak非常重度暴露）。Gumri組包括接受治療組和未接受治療組，而Spitak組包括未接受治療組。測量工具包括：DSM-III-R創傷後應激障礙反應指數（PTSD-RI）、DSM-5創傷後應激障礙檢查表（PCL）、抑鬱症自評量表（DSRS）；和流行病學研究中心抑鬱量表（CES-D）。

結果：

（1）在地震後1年半到25年之間，三組被試的創傷後應激障礙發生率和平均得分均呈顯著下降（超過50%）。然而，在地震後25年時，有9.1-22.4%的被試符合DSM-5創傷後應激障礙標準。

（2）在地震後1年半時，Spitak組的PTSD-RI（p<0.001）和DSRS得分（p<0.001）高於Gumri未接受治療組的得分。在地震後25年時，Spitak組經歷過較少震後困境的被試（p<0.03），PTSD-RI得分的下降幅度較大（p<0.02），CES-D得分較小（p<0.01）。

（3）治療前，Gumri治療組和未治療組的PTSD-RI和DSRS得分沒有顯著差異。在地震後25年時，Gumri接受治療組的PTSD-RI得分下降幅度更大（p<0.03），而且他們的PTSD-RI（p<0.02），PCL（p<0.02），CES-D（p<0.01）平均得分更低。

（4）在地震後的25年時，PTSD症狀嚴重程度的預測因素包括：家園毀損、治療、社會支持、震後困境和慢性醫學疾病。

結論：災後創傷後應激障礙和抑鬱症狀可以持續幾十年。以創傷為中心的治療、減輕災後困境、改善社會生態和監測慢性醫學疾病是災後恢復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Spitak EQ後1年半和25年，Gumi治療組、Gumri未治療組和Spitak未治療組的平均PTSD-RI得分和Delta得分

參考文獻：Goenjian A K, Steinberg A M, Walling D, et al. 25-year follow-up of treated and not-treated adolescents after the Spitak earthquake: course and predictors of PTSD and depression[J].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20: 1-13.

​校審/編輯：Simon/小時（brainnews編輯部）

​前文閱讀

1，

2，

閱讀更多 brainnews 的文章

關鍵字: ZUK 應激 精神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