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的小说“江南三部曲”力图让人重新审视“乌托邦”理想，它呈现了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精神衍变的轨迹，让人正视时代困境与精神问题。而在《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中，格非笔下的“女性书写”也有重大的突破，不再像早期作品女性特征就只呈现“符号化”、“失语化”的特点。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笔下的女性自我生命意识已觉醒，除了拥有独立的个性，还带有鲜明的性格特征。这不但体现了格非完成了“女性书写”风格的转变，还反映出格非对女性命运和处境的关注。
本文将分析陆秀米、姚佩佩两位女主人公形象与命运，以此探究文本女性书写内涵。
陆秀米和姚佩佩两位女主人公的形象及命运：女性的独立意识及乌托邦理想
《人面桃花》可谓是作者从先锋蜕变后在“女性书写”的重大突破，扛起乌托邦大旗的主要担当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男性，而是女性。《人面桃花》几乎算得上陆秀米的个人传记，她更是书写革命之母。
而在《山河入梦》继承乌托邦思想虽然是男性，可在文本女性人物在小说中的书写占了绝大部分的篇幅。姚佩佩还是让作者投入最多的情感，且最能代表作者看法的人。
陆秀米：追寻桃花源的革命家
《人面桃花》讲述的是辛亥革命时期，受到父亲陆侃的桃花源梦及在张季元的大同世界的启发下，走上实现桃花源的梦想的革命道路。
《人面桃花》的陆秀米拥有女性独立的意识及勇敢地去追寻桃花源梦想。陆秀米本是隐退官宦的闺阁少女，衣食无忧、天真烂漫。本可以安稳地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从此过上相夫教子的美满的寻常生活。
可她的父亲陆侃是有桃花源的梦想，他意图将普济变成“桃花源”，将普济的大河变成“武陵源”，当梦想不能实现，并跟现实猛烈碰撞，他只能发疯出走。
懵懂少女在探寻父亲为何发疯为何出走，不知不觉了解父亲并深受父亲桃花源理想的影响，也继承父亲的桃花源梦想。加上神秘表哥入住父亲出走时的阁楼，带来了“大同世界”。
在陆秀米初潮来的那天，“外面的世界”就这样被打开。秀米的女性意识开始苏醒， 如果父亲是乌托邦理想的启蒙之父。那么经历张季元的惨死，及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的爱情和“大同世界”的教育，她就已经决定踏上父亲与爱人的革命道路。
而她女性形象迅速崛起是在她哪怕被掳走到花家舍，被五爷庆德玷污，她也从未想过去死。“性启蒙”坚定了她走革命之路的觉醒。
这并不是一般闺阁少女的表现，由此可看出秀米眼界开阔，性情坚韧。
因缘际会，她见识了王观澄的花家舍，并惊奇地发现父亲的梦寐以求的“桃源仙境”竟出现在花家舍。后来花家舍在内讧中土崩瓦解，秀米加入了蜩蛄会，在性启蒙和革命启蒙中，陆秀米终于成长为一名革命党。她从日本回到普济，她带回了一个孩子，这象征了她母亲的身份，而她的回归已经由一名闺阁少女成为一名革命家，这更隐喻她是“革命之母”的回归。
她想通过革命实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她立马集结大批人马，建立普济自治会，开始大展宏图。可她却如同“花间的蚂蚁”，她也不清楚革命到底是什么？身边又是一群乌合之众，她如同王观澄一样野心膨胀，渴望建立“乌托邦”。而一个女子妄图改变历史潮流，在那样的年代建立一个乌托邦社会是不可能的。
梦想落败，她落得家破人亡。牢狱里，她生了个孩子，可她看都不看，这个革命风云里诞生的孩子，象征陆秀米失败的乌托邦的理想，她拒绝对这种失败抱有母性。
但这不能抹杀秀米作为女性在那个时代尝试去追寻理想的勇气，这更是格非对女性社会身份塑造的第一步尝试。格非将乌托邦的理想交给秀米去完成，而她以自己的抗争、坚韧，动摇着男权至上的社会的根基，成为社会改革的动力，致力于自我创造的价值。
姚佩佩：追寻世外孤岛的多余人
跟陆秀米不一样的是，在《山河入梦》中，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建设年代中，格非没有把姚佩佩塑造成一个女英雄，或是一个主动参与到建设当中的改革家，相反将她塑造成是建设年代里的多余人。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一类特殊的贵族知识分子形象。这类人的特点是既无法和上流社会同流合污，更不敢和劳动人民一起反抗贵族社会和沙皇制度。他们成了时代的“多余人”。
姚佩佩处境上的“多余”让她只能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花瓶”，而她又不肯从事权色交易，宁愿为“信仰之爱”而亡命天涯。
姚佩佩出生富裕家境，可年幼时家庭便遭逢剧变，父亲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处死，母亲随之而上吊自缢。自此她成为孤儿，从此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自此生活从云端跌到了泥地里，而她的生命只剩下“逃走”。
从上海流落到梅城，在姑妈家遭到了驱赶后，她去澡堂卖筹子。后又跑到曾是妓女的烟花之地的巷子卖“绒线”。
在谭功达的帮助下，她来到了类似大观园的县机关单位。由于官场知识的匮乏加上身份来历不明，性情天真的她在机关单位里步履维艰。年幼的变故让她产生消极厌世的心理，加之困难造就的自卑让她与周围的一切显得格格不入。当谭功达问她的理想时，她回答：“我想逃到一个荒芜人烟的小岛上，隐居起来。”
跟陆秀米的积极出世之举，相反的是姚佩佩选择避世归隐。她并非是对时代厌恶和憎恨，而是面对家庭破灭及周围复杂的政治环境的不知所措。
她深爱着谭功达，可她含蓄得不知所措。因此她看着谭功达与白小娴相亲又无可奈何。得知谭功达在集市里也买了泥娃娃给自己，又担心谭功达将坏的那个送给自己。她爱得含蓄而又热烈。
当得知金玉对她有非分之想时，她立马辞职，宁愿回去底层过着贫苦艰辛的生活，她也不愿屈服于权力，更不愿意出卖自己的身体，她始终如一地忠于自己的爱情。
当她被金玉强暴后，“处女膜情结”的强烈屈辱感让她毫不犹豫杀死金玉这个恶魔，并以逃跑的方式来与强大的男权对抗。在逃亡的过程中，她更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的爱情，不怕泄露行踪，更不怕谭功达拿她的行踪去举报来换取前程。她从追求身体的自由到追求灵魂的自由。
这将姚佩佩的爱情乌托邦的悲剧意味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生命以毫不逊色于爱情的重量，使得姚佩佩的人格在逃亡途中步步挺立。
姚佩佩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厌恶官僚化的体制，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她敢于反抗权威，追求爱情。在姚佩佩的逃亡的过程，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灵魂得到高度地统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让他们的爱情显现出璀璨的光辉。在姚佩佩身上，谭功达得以救赎，他的灵魂得以栖息，他的精神得以慰藉。
姚佩佩这个角色的塑造不仅仅在于女性的独立意识，还扮演着拯救者的身份，让女性的光辉难以遮住，使其女性个体生命得到增值。
“女性书写”的文本内涵及意义
法国女性主义作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大致提出女性书写的内涵，她提出，女性写作就是要“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写作，这就是为她锻制了反理念的武器，为了她自身的权力，在一切象征体系和政治历程中，依照自己的意志做一个获取者和开创者。”
所谓的“女性写作”就是有女性生理差异而带有“女性特质”书写风格的文学作品。“女性书写”并不是指写上女性作家的名字，同理，只要男性作家只要书写了与女性特质相关的作品也可以认定为“女性写作”。
“女性写作”旨在将女性写作从父权文化逻辑中解放出来。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男性与女性处于二元和对立的状态，男性处于“凝视”的地位，女性则位于“被凝视”的地位，无论是在历史环境还是在文学中，男女地位一直是不平等。
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女奴地位，构建的大多是“男权神话”。而格非早期的先锋小说中，女性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是男性的猎物和诱惑，是“肉欲”的象征。
女性成为了单调的“符号化”。而在《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格非尝试书写跟女性有关的特征，如女性的初潮，女性的处女膜，女性的生育属性，以此来完成他的女性书写。为此他还学会揣度女性的心理及精神世界，站住女性的角度来感知世界，更加关注女性的成长。
在传统小说中曹雪芹对女性书写的造诣就达到登峰造极，且给予女性更多的关注。但是当代作家能够像曹雪芹在描写女性个体的心理及精神世界如此细腻又丰富却寥寥无几。
而格非笔下的陆秀米与姚佩佩的女性形象的书写，可看出作者尝试进行“女性书写”，首先是男女两性的关系，男性角色的改变由拯救者到被拯救者，英雄到去英雄。女性逆向发展，由附庸品到成为“女神”、“女拯救者”。
其次可以肯定的是格非极力塑造不同女性的各自的方向性和差异化，他力图让陆秀米和姚佩佩有各自鲜明的性格。如秀米的执着与抱负，佩佩的天真与勇敢，力求人物的至情至性。
最后，从他对于女性角色的塑造的改变看出作者聚焦女性的身体和欲望，从而来探究女性的精神世界，对女性的命运和未来报以更多的关注，这是作者非凡的人格魅力。作者能以文化自觉者的身份，寻找文学的发展道路，不局限于单一的思维或写作理念。
正如格非在访谈中时所说的：“文学叙事是对生命和存在的超越”，这种力图超越的精神力量值得广大写作者学习，他的文学创作理念也值得 现代每一个写作者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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