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7點的科技園，已經相當冷清。
能看到最多人的地方，是高新南一道與科技南十路交叉口的斑馬線，這裡距離高新園地鐵站不到200米，隔兩分鐘就會有一波人匆匆走過。
其餘的地方，過往的行人零零星星，不少辦公樓的窗戶全部都是暗的。路邊快餐店門前，來點餐的人屈指可數，24小時機器人便利店內，倒是不時有人光顧。
林園和李清平的公司就在這一片。他們分別在2月10號、17號踏入辦公室。
“復工第一天，我感覺走進了喪屍片”
接到公司2月10日復工的通知時，林園心裡有些不情願，同事們也私下裡嘀咕，“我們完全是可以在家辦公的”。
林園住在福田，這天8點左右她出門了。在平時她居住的周圍熙熙攘攘，而這天的早高峰，整條街上只有她一個人，“街上空蕩蕩的，很不適應，還有點害怕，好像走到了《釜山行》那樣的喪屍片裡，覺得自己好慘。”
公交車上，還是隻有她一個人。半個小時左右她就到了公司，平時則需要1個多小時。整個科技園區她看不到幾個人，她所在的寫字樓，也僅有他們一家公司復工，“物業都沒正式上班，只有一個值班人員，在門口負責測體溫。”
2月10號這天，同在南山上班的周翎，已經在家辦公一週了。她沒有等來公司的復工通知，倒是收了一份“自願申請降薪”的倡議書。
在這份倡議書裡，公司鼓勵員工“每月降薪一半，直至疫情結束”，每個人只需要以郵件形式回覆“同意”，即視為接受公司的降薪方案。
“當時大家就氣炸了，小群裡一片罵聲”，讓周翎最難以接受的，是公司高管年前還一直說“公司賬上趴著幾千萬呢”。“既然要共渡難關，是不是也得開誠佈公地告訴大家，公司現金流的一些情況呢。”
周翎年前買了房子，還在交房階段，不久後每月要付的房貸，讓她有點頭疼。身邊的同事大多數壓力也都不小，“條件好點的就說要節衣縮食，條件一般的已經開始提取公積金了，像我一個同事，月薪1萬，降薪後稅前5000元，他在外地買了套房子，月供3000多元，你說怎麼生存呢？”
2月24日周翎正式復工。9成以上的同事，都接受了公司的降薪方案，甚至少數銷售主動申請不要底薪，但多數人的接受還是出於無奈，“不少人現在是騎驢找馬的心態，想看看外面的機會，可疫情下工作也不好找”。
李清平在一週之後正式復工。這天早上他從寶安家中出發，開車到科技園只用了20多分鐘，在平時他需要1個小時，這個早上他除了在沿江高速出口排隊測體溫，其他路段暢通無阻。
對於復工他甚至有點期待，他之前在家辦公了一週，感覺效率很不理想，“公司第一次大規模遠程辦公，會議系統在掉線和上線之間掙扎。大家感覺還是休假的狀態，我第一天換好衣服專門跑到了書房，第二天就穿著睡衣坐在床上辦公了，問同事點事情，也是遲遲得不到回應。”
公司的防疫措施和人性化服務，也讓他放心不少。“我們公司做的確實很好，疫情未結束前，員工有頭疼發燒，即便和新冠肺炎沒關係，也不需要來公司，薪水照發。”
“HR訂一個規則，什麼樣的人才能進公司，進公司有一個什麼樣的流程。另外你有什麼擔憂可以報上去，HR再分類一一作答，儘量減少大家心裡的顧慮。另外，像春節在外地的同事，公司專門給每人寄了一套防疫用品。困在湖北的同事，有些家裡小寶寶喝的奶粉比較特殊，當地買不到，HR也會在深圳買好寄給他們。”
一到樓下，他就領教了這種精細化防控。
李清平的公司在科技園有一棟獨立辦公大廈，整棟大廈僅保留了一個出入口，所有人測量體溫後、消毒後才能進入。這樣的流程，下班走出公司後還要再來一遍。
公司十幾個HR坐在樓下，“像迎賓一樣排成一排，進來一個人，小姐姐就追著你靈魂三問。”
測好體溫、登記好信息後，李清平領到一個防疫包，包裡面有口罩、酒精棉片和免洗洗手液，這樣的防疫包每個工作日他都能領一個。
走進公司，滿屋子都是消毒水的味。清潔工阿姨每兩三個小時就要消毒一次，
所有的窗戶都被打開了，“17號那天特別冷，大家凍得瑟瑟發抖，也沒辦法。”這天母親在微信上問李清平，在公司戴著口罩怎麼喝水，“哈哈哈，你說還能怎麼喝，我就回了個‘趁病毒不注意的時候，趕緊喝上一口’。”
何遠和李清平在同一天覆工。
上班的前一天晚上，他有些焦慮。何遠的公司在寶安沙井，他往常從龍華乘坐公司班車過去，“班車那種密閉空間，幾十個人坐著不太安全。公司的辦公區和工廠是在一起的，總共有幾千人，你也不知道有沒有感染者。”
他想過自己租臺車，或者借朋友的車開。但第一天下班後，他暫時打消了這個念頭，“班車上只有7、8個人，還有7成員工還沒復工”。
10天之後，他還是找朋友借了臺車。
“大家陸陸續續都復工了，班車現在也差不多坐滿了，雖然坐的都是同事，可公司的防疫做的一般，還是不放心。 ”
其實他的擔憂和顧慮一直都在，只是多少的問題，“只要走出家門，總會覺得不安全，家裡老人小孩都在，萬一感染了，那就是一家子的事情。”
林園倒是逐漸適應了這樣的生活。
在公交車上，她會盡量選擇後排靠窗的位置，因為前排會有更多的人流經過，“公交車窗戶能打開，我覺得還是比地鐵安全一些”。
有天早上下雨，靠窗的位置都淋溼了，她不得不和別人擠在一排，“我只能儘量和旁邊的人保持距離。”
“我現在覺得其他都還好，現在最大的擔心，就是在車上，或者超市裡，碰到B類感染者（在公共場合與新型肺炎患者接觸，防疫部門難以追蹤到的感染人群）”。
隔離14天，有人全薪，有人無薪
2月23日傍晚，韋上善走出昇悅酒店時，太陽還沒有完全落下去。
最後的餘暉灑落在樹蔭間，臉上微微有風吹過，他聞了聞空氣裡的味道。看著大朵大朵的雲團在上空緩緩行過，他忍不住舉起手機拍照，“好美！”
背後的酒店大樓裡，韋上善在其中一扇窗口後面隔離了14天。
他是萊爾德電子深圳工廠的員工，近段時間，這家工廠因“硬核”防控被媒體頻繁報道。上千名節後返深人員，都要由公司統一安排隔離兩週，才能進廠復工。
2月10號晚上9點，他從深圳北站下了車，坐地鐵回到寶安。一路上他小心翼翼地避開人流，“下電梯，進站、出站，我都等上一波人走遠了再走。”
在工廠門口，量完體溫做好登記後，工作人員帶他來到了幾百米開外的酒店。韋上善的隔離生活正式開始。
在房間裡他的作息時間還算規律，晚上12點半睡覺，早上8點半起床。
每天把手頭的工作處理完，他主要靠電視劇和遊戲打發時間，每晚8點，他都雷打不動地進行一個小時的健身，做做俯臥撐和仰臥起坐。以前他也隔三差五地健身，但從沒有隔離的這十幾天規律，“找點事情做，也能增強免疫力”。
隔離期過了一大半，他感覺越來越難捱了，“以前打遊戲得想辦法擠時間，現在也感覺沒啥意思，有時候看著窗外的太陽，就好想出去轉轉。”
酒店隔離期內，韋上善和同事們每天要測量體溫。by 深圳新聞網記者謝瑩
他每天有3次走出房門的機會，分別是領早中晚餐的時候。他和住在同一樓層的同事，彼此隔得遠遠地，在餐車旁排隊領取，“公司要求不要交談，大家也就招個手或者點點頭。”
結束隔離，他抑制不住興奮，“部門好幾個同事沒來，雜七雜八的事情特別多，很忙，不過樂在其中，充滿激情。”
相比韋上善的帶薪隔離，陸峰要悲催得多。
公司正常復工是2月10日，陸峰的老家在粵西，他從新聞中瞭解到，廣東省內員工赴深，政策不強制要求居家隔離。所以他就卡著點來到了深圳，但公司HR在這天通知他，“先別上班，等通知”。
一直等到18日，HR才告訴他，在深圳自我隔離有14天后，他可以到公司上班。居家隔離期間，他也需要處理一些比較緊急的工作。
2月24日，他隔離結束後正式回到公司。兩天後接到一則通知，“困在湖北的同事2月份工資全額髮放，我們這些居家隔離的，因為沒有固定辦公，就按深圳最低標準2200元發放。”
他不太理解公司的差異化方案，房貸和卡債更是迫在眉睫，“我的房貸和信用卡，這個月要還1萬6左右，疫情期間沒有走親戚，但廣東人還是要微信發紅包的，這個月也發了不少。2200元的薪水，能幹什麼？“
“員工出了事，
企業沒法正常運轉，還怎麼賺錢”
萊爾德電子工廠入口。by 深圳新聞網記者謝瑩
韋上善的上司侯波，是萊爾德電子深圳工廠的安全總監，也是這次防疫的負責人。
他的警報從大年三十就拉響了。
這天侯波從廣州家中趕往深圳，參加留守員工的年夜飯活動。這批員工大約有200人，按原計劃大年初四就要上班了。
聽到武漢封城的消息，他當即要求活動負責人，通知湖北籍員工不要參加晚上的聚餐，“不清楚他們親屬有沒有過來，我不太放心”。
除夕夜的活動11點多結束，侯波回到廣州後，連夜召集管理層開了個電話會議，商定啟動防疫預案。大年初一晚上，他從廣州趕回深圳工廠，“初二出了第一版的防疫預案，
當天就開始採購防疫物資，那時國內還能找到一些貨源，後來又從國外買了一些。”隨著疫情一天天的演變，侯波的防疫方案也在不斷升級，“硬核防疫”也由此而來。
侯波的職業敏感，來自20多年的安全工作經歷，“非典我經歷過，工廠生產也涉及到一些高危化學物，我們也要時常做一些安全應急預案，其實從措施上來講，差別不算特別大“。
為了隔離員工，工廠在附近包了500間酒店房間，單這一項，就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防疫花了不少錢，我們是一家跨國公司，每個部門可能都會有自己的立場，我擔心安全，成本部門可能更關注支出。但我是這麼想的，只要大的形勢沒有變，錢是賺得回來的。但如果員工出了什麼事，企業沒法正常運轉，還怎麼賺錢。 ”
張瑜和付霖，則完全是頭一次碰到這種情況。倆人均在創業公司做人力資源工作，同時也要兼顧行政，沒有任何安全防疫的經驗。
張瑜大年初六開始採購公司的防疫物資，“線上線下正規渠道的口罩已經斷貨了，朋友圈的資源也不敢買，後來通過一個同事的師兄，找到了貨源。我定了200個口罩，每個售價1塊7，過了一個星期報價就漲了，單個售價就要將近4塊了，到最終發貨時，只給了我50個”。
她唯一慶幸的是，公司人不多，按深圳的要求配齊100個口罩即可。於是她從家裡的口罩中又拿出了50個。
額溫槍買起來更難，她在朋友圈裡找到的渠道，發貨時間都是一個月後，根本等不到公司開工，還好外地分公司的HR多買了幾把迷你額溫槍，才算籌齊了核心的防疫物資。
物資籌備好後，公司遲遲未明確復工時間。當張瑜獲知正式上班日期時，深圳已經開始推行“先復工，再核查”模式，儘管跟之前的審批流程相比，要簡便了不少，但她並不輕鬆。
“檢查了兩次才算過關，深圳還是非常嚴格的，除了填報各種資料、蓋章，第一次檢查時，消毒酒精的外包裝上，沒有標明75%的濃度，都沒法通過。”
付霖的復工準備，則要曲折得多。她從2月5日開始申請復工，一直到2月17日才拿到復工通知書。
“先後遞交了3次資料，因為政策一直在變，第一次只需要交2份材料，交上去第二天就要求準備5份材料，再次遞交後，要求的材料從5份變成了8份，而且很多內容也發生了變化，像第一次只要求湖北員工單列一份名單，第二次就要求還要把溫州等疫情輸入嚴重地區的員工名單，也要單列出來。”
資料審核成功後，現場檢查亦是狀況不斷，“我們名下有兩家公司，檢查人員第一次上門，把兩家公司的資料弄混了，找得到A公司的，卻找不齊B公司的，第二次上門又找不到A公司的資料。”
2月26日，付霖報了警。“訂了一批口罩，商家20多天都沒發貨，聯繫退款一直沒有回應，在警察協調下對方才退了款。”
還好在過年之前，她就在網上採買了一些物資，“當時想不到會這麼嚴重，只是買了一部分”。因為前期採買漏了額溫槍，她又花了不少功夫搶購。眼看著一隻額溫槍的報價，從150元，到350元，再到480元，她還沒來及搶就售空了，最後她總算以550元的價格買到了一把，“現在已經漲到680元”。
萊爾德電子，檢疫人員正在進行消殺。by 深圳新聞網記者謝瑩
張瑜和付霖所在的公司，都在2月24日正式復工。消殺、登記，發口罩、簽字登記，給每個員工測體溫、登記，是兩人每天必做的工作。
倆人所在公司的返崗率，大約都是3成。疫情之下，她們總會有些隱隱的擔憂。
“我們本來打算24號全員復工，後來覺得風險還是高了，就選擇了分批覆工，現在廣東赴深圳的人，政策上是沒有要求必須隔離14天，但我們還是要求他們要隔離兩週，即便必須要到辦公室的，也要求至少隔離7天。”
張瑜的公司僅有幾個人上班，但她還是覺得不安，“有些同事從龍崗過來南山，坐著死亡3號線，人流量那麼大，很多地方都是有風險的。我們
做這個工作的，真出了事情，也不好跟公司和同事們交代。 ”國內出現了多例新型肺炎感染者，潛伏期均超過了14天。侯波的神經又繃緊了一些。
“所以現在車間分成了小團隊作業，嚴控人員聚集。小程序也做了調整，每個員工一天接觸了哪些人，都要一一填報，萬一發生這種情況，我能最快地把密切接觸者找出來。”
前幾天區政府到廠裡檢查時，侯波遞交了一封信。“想跟政府部門表達一個訴求，我們盡力把防控做到極致，但我也不敢確定小概率事件會不會發生，我只求一點，真出現了萬一，該封哪塊區域就封哪塊，別讓整個廠子停擺。”
復工還是不復工，似乎成了當下的兩難選擇。
不復工，一大批企業要完，許多人的職業機會和謀生飯碗也沒了，復工，意味著疫情風險加劇，一旦防控不力，後果不堪設想。
在深圳這個外來人口居多、民營經濟活躍的城市，這個矛盾猶為突出。企業主們哭喊著撐不下去，不少辦公室白領已經歷過暴力裁員，上班族坐在地鐵裡擔驚受怕……
從幾位受訪者的經歷來看，當公共防疫措施足夠務實得當，企業決策理性、精細、人性化時，上班族的安全感和信任度也能隨之提升。
值得慶幸的是，無論是深圳政府、深圳企業還是深圳人，做得都還不錯。
有過恐懼不安，有過憤怒彷徨，有過重獲自由的激情，但正如林園從開始的害怕到後來的適應，一切都將過去，一切都在穩穩地、悄悄地，回到原來的軌道。
備註：應受訪者要求，除侯波、韋上善，其他受訪人均採用化名。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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