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

冷風熱血奇男子

黃宗羲所生活的明清之際，是一個矛盾尖銳、空前動盪的時代。自萬曆到崇禎，明王朝的寶船逐漸破敗為漏舟。朝堂之上東林黨與閹黨鬥爭不斷，外有女真侵擾虎視眈眈。作為官方哲學的宋明理學，也逐漸暴露出了腐朽性。科舉體制下培養出的狀元、榜眼、探花郎，皆是“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軟弱俗儒。三股浪潮的交織，促成了天崩地坼的局勢，也造就了黃宗羲這樣的時代英豪。

青年時代的黃宗羲，勤奮好學、研習經史，這也是書香門第培育後代的經典範式。他原本可以安心地投身書卷，然而天有不測，他的父親黃尊素在東林黨與閹黨的鬥爭中遇害。黃尊素原本與東林黨人並無交往，移居京都後，交往漸頻，黃家寓所成了東林黨人的活動據點之一。他仗義執言，多次上書痛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罪行，無奈被削職還籍。

黃尊素自然成為了閹黨的眼中釘、肉中刺。天啟五年，他與高攀龍等七人一同蒙難，史稱“七君子”。而此時黃宗羲，僅有十五六歲的年紀，父親的遭遇無疑是極大的刺激。黃宗羲的祖父書寫下“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八個大字，貼在黃宗羲每日出入處的牆壁上，他的母親要他時刻不忘祖父的教誨。

黃宗羲

依仁蹈義真豪傑

明朝末年，士人喜好結社交友。“社”是文士結合交往的團體，在社中既可學習時藝，又能尋覓知己，同時也可針砭時弊、揮斥方遒，這使得“社”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質。黃宗羲就是著名的明末文人團體“復社”的骨幹成員。

陳去病在《五石脂》中談及復社的聲勢：

“聞復社大集，四方士子之拏舟相赴者，動以千計，山塘上下，途為之塞。”

復社士子有志於與社會黑暗勢力作鬥爭，因而揚名天下，人們莫不重其名行。黃宗羲更以東漢末年的名士來比喻復社子弟，稱之為“俊、及、顧、廚”。俊，指代才能出眾、富有名望；及，指代循循善誘、受人景仰；顧，指代德行篤實、表裡如一；廚，指代慷慨疏財、救人急危。黃宗羲既是稱讚同儕，也表明自己要繼承東漢士人無所畏懼、不怕犧牲的高尚氣節。

在清軍入關後，以黃宗羲為代表的復社士子，又成為了保家衛國、恢復故土的中流砥柱。黃宗羲本人多次組織義軍，屢戰屢敗、屢敗屢戰，“身瀕十死不言危”，卻終是難以抵抗兵強馬壯的清兵。

復國無望，清廷已固。大量的明朝遺民流離顛沛，或是衣不蔽體行乞於市，或是逃禪歸老閉鎖山林，抑或是碌碌終日、只為飲食奔波。黃宗羲痛心於此，鞭策自己不做那“揣摩世態，陪奉人情”的“凡民”、“庸人”，而是懷著對國家民族的強烈責任感，呼喚能人志士的出場。<strong>從一己之身出發，胸懷天下之憂樂，承擔起扶危定傾的家國責任。不可不謂豪傑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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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

冥搜博覽讀書郎

黃宗羲青年時就拜入大儒劉宗周門下，主攻經史，打下了深厚基礎。此外，他對天文、地理、算數、金石、藝術、易學與雜學也充滿興趣，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黃宗羲從青年時代開始就不斷地在全國各地訪書、讀書。他有一方藏書印，銘文：“貧不忘買，亂不忘攜，老不忘讀。”足以見其嗜書如命。

南京黃居中有一藏書樓名曰“千頃齋”，據錢謙益的估計，藏書約有六萬卷。黃宗羲每到南京，便要到千頃齋訪書借閱，用了十一年的時間，幾乎將其中藏書看完。

他還到過寧波天一閣與崑山傳是樓，此二者是江南地區負有盛名的大藏書樓，分別由範友仲與徐乾學創辦。而且，天一閣自從創辦以來，從未對外人開放過。但是範友仲為黃宗羲破戒，帶他登樓觀摩借閱。

“範友仲破戒引餘登樓，悉發其藏。餘取其流通未廣者抄為書目，凡經、史、地誌、類書坊間易得者及時人之集三式之書，皆不在此列。”

此時的黃宗羲已至花甲之年，仍然勤奮不已，在滿足自己讀書愛好的同時，也將寶貴的文化典籍傳播出去。

朱熹講讀書“要在自家身上推究”，黃宗羲傳承了這一讀書要義，主張“欲其自得”。<strong>也就是說，讀書不能盲從前人或他人，要消化為自家的理解，使得書本知識為我所用。黃宗羲的訪書、讀書、抄書活動，使得他能在天崩地坼的亂局中，保持心靈的自由思考與精神世界的豐滿，從而維持人格的屹然獨立。

在知識的視野上，黃宗羲也與傳統的儒者不同。他在訪求藏書的雲遊中，以山水遊記的形式記錄了許多對自然現象的探究，顯然受到徐光啟的影響。譬如，在四明山考察木冰（霧凇）的形成；在廬山五老峰，他觀測流水對地貌的侵蝕痕跡。求實之精神可見一斑，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推物理之自然”。他還專研數學以批判邵雍的象數學，認為後者不符合客觀規律。在天文上，他甚至對哥白尼的地轉之說也有了解。在道德矇昧主義的時代，罕有地充滿著對近代科學的自覺憧憬。

黃宗羲

與“性善論”相對的人性論

明末的商品經濟不斷髮展，市民階層隨之興起。生產生活的變化，使得通埠地區的觀念也發生轉變，重農抑商的思想逐漸失去其權威性。黃宗羲的思想適時地反映出了市民階層的利益訴求，他所主張的人性論就是最好的證明。

《明夷待訪錄》開宗明義地指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這樣的人性論是與宋明理學所主張的性善論相對立的。他企圖從人性論的角度，描摹嶄新的成人取向。

在黃宗羲看來，利己是人的天性。人的一切行為準則與價值取向，都以利己為前提。宋明理學“存天理，去人慾”的教條在明清之際已經撞上南牆，黃宗羲積極肯定人慾的正當性，實現私利就是實現個人慾望的滿足。有需要就會有慾望，慾望的產生是人的自然本性。一味壓制人的自然欲求，以追求道德上的完滿，難以實現成為聖賢君子的理想。黃宗羲的人性論無疑彰顯了時代的呼喚。更進一步說，他的人性論已經蘊含著近代的人性觀點。眺望西方哲學界，霍布斯、洛克乃至亞當·斯密，都不約而同地將自私作為人類存在的原點。

但這樣的人性論在西方發展出了相應的個人主義的完備學說，而在黃宗羲則這裡走向了“公天下”與“民本”的思想。後者一方面是是對孟子學說的繼承，另一方面還吸取了墨子的功利思想，通過滿足個體的慾望，而最終走向社群的整體和諧。

黃宗羲

一本萬殊心學承

淵博的學問對黃宗羲思想的形成有利有弊，他對前人的學術瞭然在胸，但是在完備自己的思想體系時，卻不免時有衝突。

就宇宙論而言，黃宗羲主張氣一元論，他說：“天地間只有一氣充周，生人生物，人稟是氣而生。”以氣來解釋世界的形成，是黃宗羲接受羅欽順與張載唯物主義思想的結果。將氣作為物質世界的本質所在，無疑比理學家客觀唯心主義的“理世界”要更為進步。但是，黃宗羲並不能解釋氣究竟是怎樣的東西，是否為一個實體，氣仍然是觀念，只不過是被理性賦予了物質性的思辨產物，其物質性並未從其自身得到證明。

當然，也不能由他的氣一元論的宇宙論就得出黃宗羲是一個唯物主義者。黃宗羲的師承背景，可以說是根正苗紅的心學。他以氣論解釋世間萬物的形成，試圖在揭示事物的“質料因”上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但他同時又主張“盈天地間皆心也”。

所謂“一本萬殊”，就是說事物之所以為事物，都是“一本”之心體流行變化而成其“萬殊”。他試圖以主觀意志統攝客觀規律，“吾心”既作為認識主體，又成為了認識對象。這樣一來，他又走回到理學家的認識論舊路上去了。

他意識到了自身說氣與說心之間存在衝突，於是解釋道：“心即氣也。”可是，在概念上，簡單地把氣與心等同起來，並不能解決理論中的矛盾。黃宗羲思想未能更進一步地推進為具有近代性質的哲學體系，不免是一種遺憾。他受王陽明與劉宗周的心學影響太深，因此把他評判為“心學的修正者”也不失公允。

黃宗羲

開創學案傳後世

黃宗羲思想上的遺憾，並不能掩蓋他在學術思想史上的巨大貢獻。<strong>他纂修的《明儒學案》以及後世補全的《宋元學案》，開創了學案體的編撰形式。其《學案》不僅本身規模宏大，而且為後繼者的工作奠定了基礎與方向。

從《莊子·天下篇》的“道術將為天下裂”，到《荀子·非十二子》對學派的考辨，再到朱熹以《伊洛淵源錄》梳理理學源流。儒者對學術發展史的規律的自覺摸索，由來已久。黃宗羲在方法上開創的學案體，是將這種學術意識現實化的一個高峰。

學案體有以下幾個特點：設題客觀，絕無正宗別子之分；選編特色，不以編撰者的主觀是非取捨資料，而是發揚學術民主，體現各學派之風；問題意識突出，對學術論爭的重大問題，綜羅各家之言，成百家爭鳴於一書；體例結構注重師承脈絡的梳理，使讀者可悉知學派淵源與傳承，一目瞭然。

黃宗羲的學案體在近代被廣泛推崇，人們熟知的梁啟超就是學案體寫作的身體力行者，例如他的《泰西學案》、《盧梭學案》。再往後，錢穆推出的《朱子新學案》，陸復初的《王船山學案》。近現代學人依然葆有對學案體的濃厚興趣，並不斷學習、完善學案體的創作方法。

最為重要的是，在方法流傳的同時，黃宗羲孜孜於學、自強不息的學問精神與人生態度，也不斷地為後來者景仰、傳承。現在的人們在談到黃宗羲時，依然會對於像他這樣的一代儒豪肅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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