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磊
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的留學生從1900年到清朝滅亡，共計有9批計647人。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日後活躍在中國軍政界的知名人物，如蔣方震、蔡鍔、吳祿貞、良弼、張紹曾、徐樹錚、孫傳芳、閻錫山、李烈鈞、唐繼堯、程潛、劉存厚、楊宇霆、趙恆惕等等。此外沒有升入士官學校的軍校生中，也有不少著名人物，如蔣介石有振武學校的學歷，陳獨秀曾在成城學校學習過。據估計，清末在日學習軍事的人才有一千餘人。總體而言，留日軍校生人數多，程度較為整齊，而留學西洋的留學生人數少，程度參差不一。1908年10月，清廷曾對當時回國的軍事留學生舉辦過一次“認證”考試，考試合格者給予舉人出身，並授予陸軍副軍校與協軍校軍銜。投考者共68名，其中留日學生56名，留德學生12名。最後考得優等的27人中，除了一名留德生外，其餘全是留日生。
留日學生回國後，充當了建設新軍的骨幹。首先，朝廷的陸軍部和軍諮處，科長以上半數為留日士官生。此外，各省督練公所、陸軍學堂以及新軍部隊，更是留日學生的用武之地。例如，蔡鍔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回國後，先後在江西、湖南、廣西、雲南等省的軍事學堂、督練公所擔任要職，最後當上了雲南新軍的協統。新軍部隊的高級將領中，留日學生的人數已可與北洋各軍事學堂畢業生相比肩。據筆者統計，辛亥革命爆發前夕的新軍鎮統、協統兩級人員總計63人，其中北洋武備學堂及北洋各軍事學堂出身者為24人，佔38.1%；留日學生為23人，佔36.5%；其餘為湖北、南洋各軍校畢業生，以及沒入過新式軍校者。
東北陸軍講武堂舊址，位於今遼寧瀋陽市
在國外的軍事留學生，目睹外洋的變化，開闊了眼界，普遍對新思想持接受的態度。他們回國後目睹清廷的腐朽顢頇，要求改革政治的呼聲較高，對清政府的離心傾向也愈來愈加劇。不少留學生在國外時，就受到了同盟會等革命團體的影響，回國後又身居要職，影響到更多的人。清末的最後幾年，在留學生聚集的各省新軍內部，激進的革命思想傳播很快，各種地下團體層出不窮，新軍部隊也屢次發生兵變。這一方面固然是革命組織加強了軍隊裡面的工作，另一方面，身居新軍要職的留學生們態度比較開明，對革命思潮的流行採取了放任甚至是同情的態度，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在清廷方面，對留學生的這種思想傾向並非毫無覺察。例如，宣統年間清廷將袁世凱開缺回籍，著手在北洋新軍中搞“去袁化”，利用留日士官生對北洋新軍“摻沙子”，以出身湖北的士官生吳祿貞為第六鎮統制，就曾有人向良弼密報吳有革命的思想傾向。但是，如果不重用這批人才，清廷就會陷入無人可用的尷尬境地，故此不得不繼續倚重於這批留學生，也實屬無奈之舉。
辛亥革命爆發後，留日學生在各省的起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有些省份，如雲南、浙江、山西、福建等省的光復，就是以留日士官學生作為領導者發動的。在辛亥年反正後的各省領導人中，雲南都督蔡鍔、貴州都督楊藎誠、四川都督尹昌衡、山西都督閻錫山、江西都督李烈鈞、陝西都督張鳳翽都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生。被清政府培養、重用並抱以深切期望的軍校留學生，最終大批地成為清朝的掘墓人，這也是清廷原來所沒有預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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