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舞雩
1898年9月28日下午四時，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刑場，烈日高照下的刑場上人山人海。
這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黑暗的一個日子之一，譚嗣同、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等維新變法志士即將在這裡被處斬，這六個人史稱“戊戌六君子”。
/戊戌六君子的身後事
譚嗣同等人可能絕不會想到，他們死後將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就是他們的家人不敢當天去收屍。
六人作為亂黨被處死，他們的家人、親戚等親屬，包括朋友、同僚都恐被株連被殺，不是劃清界限、就是逃匿而走。
跑還來不及，哪還敢當天去收屍。即使要收屍，也要等數天以後。
特別重情義的當然也有，比如林旭的妻子沈鵲，她是沈葆楨的孫女，也是林則徐的重外孫女，面對丈夫的犧牲，年僅24歲的沈鵲難掩悲痛，毅然要去刑場為丈夫收屍。
她的舉動遭到了家人的激烈反對而沒能成行。
最後，還是福建的叔父進京收屍，將林旭的遺體運回福州老家安葬。如果是從福州進京，無論走水路還是陸路，最快也要半個月。
由此可以推斷，林旭很可能是六人中曝屍時間最長的。
收屍時，遺體估計已經嚴重腐爛，全身遍生蛆蟲。
而有史料稱，康有為曾委託英國人李提摩太幫助收屍，但那時李提摩太並不在北京。
所以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被曝屍兩天後，才由廣仁善堂的人員收屍、裝殮，並葬於郊外。
廣仁善堂，是當時有名的慈善公益事業機構。由他們出面收屍，或許麻煩小很多。
給楊深秀收屍的則是一位山西老鄉，楊銳、劉光第兩位也是被老鄉收屍的。
這些史料都有記載，並無太多疑問，真正有問題的便是譚嗣同。
有說法是，大刀王五為朋友兩肋插刀，深夜獨自一人為譚嗣同收屍。但此說法並不準確。
/大刀王五劫法場
譚嗣同生前與大刀王五就是好友，二人相識於1875年，彼時大刀王五已是源順鏢局的老闆，他不僅教授譚嗣同刀劍之法，還安排武師免費給譚嗣同當保鏢。
事實上，在北京期間，譚嗣同的衣食住行全靠大刀王五接濟。
在得知譚嗣同要被處斬時，大刀王五與弟兄們曾埋伏在宣武門，試圖劫囚車，解救譚嗣同。
但因囚車路線臨時更改，大刀王五的營救計劃落空。
至於參與人員，首先，與大刀王五劫囚車的有一個武林高手，此人名叫胡七，擅長通臂拳，號稱通臂猿。
此人曾寫有《胡七回憶錄》，不僅記載了他與大刀王五密謀劫囚車的計劃，還以現場目擊者的身份回憶了譚嗣同的就義經過。
根據《胡七回憶錄》記載，他們站是在王麻子屋頂上目睹了“戊戌六君子”處斬的全過程。
這說明，大刀王五與胡七雖然劫囚車沒有成功，但還是看到了譚嗣同被殺。
而晚間為譚嗣同收屍的也不止是大刀王五與胡七。
在譚嗣同被殺後，大刀王五與胡七等人又回到曾經勸說譚嗣同逃跑的瀏陽會館，將刑場見聞告知譚嗣同的老鄉與好友。
待到深夜，應該是在瀏陽會館老長班劉鳳池的帶領下，與大刀王五、胡七，譚嗣同生前的兩位隨從羅升、胡理臣等人一起，用草蓆將譚嗣同的遺體裹好，運回瀏陽會館，裝棺入殮。
所以縱觀為譚嗣同處理後事的全過程，瀏陽會館的老長班劉鳳池應是起到了決策作用，因為他身為會館負責人，德高望重，有定海神針的效果。
而大刀王五很可能是具體執行者，出力又出錢，因為他還是鏢局的老闆，出錢應該是最多的。
其他人員，包括大刀王五的朋友、鏢局武師、譚嗣同生前隨從，基本就是幫忙打下手的。
/消逝的黎明
後世有人抨擊譚嗣同堅決主張變法維新是一種錯誤的方向，繼而指出譚嗣同等人的死毫無價值。
這種見解顯然荒謬。
在譚嗣同的思想裡，變法和革命是兼而有之的，從留下來的一些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出。
早在參與湖南新政時，他就說過：“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復興之望！”
他要“廢君統，倡民主。”指出“數千年來統治者皆大盜也，實為民賊！”
他借朝鮮人之口指出“地球上無論何國，但讀宋明腐儒之書，而自命為禮儀之邦者，即是人間地獄。”
他還借法國人之口要“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洩萬民之恨！”
由此可見，變法與革命這兩種思想在譚嗣同的心中是並存的。
後來他之所以選擇了變法，是從堅決支持變法的光緒皇帝那裡看到了希望，於是，他便決定通過改良來達到救國救民的目的，懷著滿腔熱血參與了維新變法運動。
1897年，譚嗣同寫成《仁學》一書，這是譚嗣同最重要的哲學著作，在維新派著作中，《仁學》是最激進的，譚嗣同寫作《仁學》的用心，是有鑑於中日戰爭後國家民族陷於危亡的境地、想找出一條挽救國家民族的道路來。
《仁學》是譚嗣同在“作獅子吼，作大海潮音”，它對當時思想界的 震憾是巨大的，被時人譽為“駭俗之文”、“人權宣言。”
然而，歷史並沒有按照維新派們的良好意願而發展，由於變法運動觸及了頑固派的切身利益，所以遭到頑固派的強烈反對。
加之維新派荒唐的“圍園劫後”計劃觸怒了慈禧太后，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宮廷政變，將光緒皇帝囚禁於瀛臺，宣佈重新垂簾聽政，並下令逮捕維新派人士。
當譚嗣同得知這一消息的時候，他悲憤地說道：“看來，我只有以死殉道了！”
彼時，慈禧太后下令逮捕維新志士之時，日本公使館開始營救維新變法人士，康有為已經離開京城，梁啟超也已躲進日本公使館。
日本友人親自到譚嗣同所住的瀏陽會館勸說譚嗣同去日本，但被譚嗣同婉言謝絕了。
梁啟超又親自勸說譚嗣同，讓他一同前往日本避難，但譚嗣同仍堅持要留下來以求一死。
他神情莊重地對梁啟超說：“各國變法，無不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這段記載見於1927年的一天，梁啟超流著淚與學生吳其昌講譚嗣同的這段往事，從黃昏一直講到天亮，二人的眼淚也一直流到天亮。
/割地賠款的主張
不過，戊戌變法的失敗也不僅僅是朝廷腐敗等外在因素，其本身的一些主張就存在問題。
譚嗣同曾上書朝廷，認為認為新疆、西藏等地對於大清來說，根本就是累贅，不如將其賣掉，以償還列強賠款。
此事發生在甲午戰爭結束後，當時譚嗣同痛惜清廷的慘敗，於是在給老師歐陽中鵠的信件中寫道。
“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裡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
不僅如此，譚嗣同還表示，如果賠款費用依然不夠，可以多賣一些地。
“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統計所賣之地之值，當近十萬萬。”
如果不是真實的歷史記載，可能會被誤以為是刻意抹黑，可這卻是真實的歷史。
而在當時，不只是譚嗣同有這樣的想法，康有為也表達了類似的想法。
“若英肯助我，酌量割分西域之後藏一帶地讓與若干。”
雖然不知道為何變法的兩位中堅骨幹會冒出這般荒唐的想法，但歷史告訴我們，靠賣地來實現變法，無異於飲鴆止渴。
退一步來說，如果新疆、西藏被賣了，以晚清當時的國力，“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所以，如今中國無比敬仰收復新疆的左宗棠，也就見怪不怪了。
以上就是本期內容，我是如斯精舍，你的文化手冊，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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