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軍事思想最光輝之處就是為人民利益而戰的思想、這一思想,是李自成所有軍事活動的宗旨。李自成自幼深受剝削壓迫之苦,他不堪忍受,率眾反抗,目的是使和自己一樣受苦受難的農民兄弟獲得解放。他打入北京後曾莊嚴宣佈他是"為救百姓,故起義兵這一思想始終體現在他整個戰鬥生涯中。

一、愛護群眾

李自成有一句著名的口號,叫"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婦如淫我母"可謂紀律嚴明,秋毫無犯。《明季北略》記載李自成軍

"不殺人、不愛財不姦淫,不搶掠,平買平賣"。

《明史·李自成傳》記載他嚴令部隊:

"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攜帶他婦人"。甚至"馬踏田苗者斬"，

李自成軍"行兵有部法,紀律肅然不亂"。過大同時"一路不殺不掠","平買平賣",入北京宣佈軍紀:"傷一人者全體皆斬。"李自成軍紀律之嚴明,連當時的朝廷也不得不承認。明朝大臣馬世奇在給崇禎所上的奏摺中就說過:

"今闖獻並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獻之人所畏,闖之人所附。"

張獻忠當然絕不是如同明統治者所渲染的那樣殺人放火,但李自成軍紀嚴明,很得民心卻是事實。

李自成愛護百姓還體現在"問民疾苦",為民解除燃眉之急、切膚之痛上。

李自成出身貧苦,起義後,雖身為領袖,卻依然保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史書記載了大量這方面的史實,稱他：

"脫粟粗糲,與其下共之"。"性淡泊,不好酒色,鄙曹、獻多欲,謂非丈夫。粗糲與眾共之,妻妾各一,皆老醜,不蓄奴僕。"

進北京後,艱苦樸素的品質未改。他還十分關心民間疾苦,《甲申傳信錄》記載：

"(自成)坐武英殿,召耆老進見,問民間疾苦,有無憂害。傳諭初九日,凡城內外各村鎮耆老,一一召見",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自成提出了"均田免糧"的口號,並在當時歷史條件所許可的範圍內,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實行。

在我國古代歷史上,爆發了大大小小的,次數眾多的農民起義,而最明確地提出"均田免糧"的口號,並以革命為前導,以農民群眾為基本力量,子以實施的唯有李自成領導的明末農民起義,因此,它的意義十分重大。

從明中葉起,土地兼併,賦稅繁重就日趨嚴重,成為壓在農民身上的兩大負擔。當時,整個社會處於明顯的兩極分化之中,所謂:"富者極其富,貧者極其貧"。農民無地可耕,《出劫紀略》記載有人對此嘆道:

"惟餘芳草王孫路(荒原野地),不入朱門帝予家。"

因此,希望獲得土地是當時廣大農民的迫切要求。

另外,明代的賦稅也非常繁重,除"三餉"加派外,還有明宗室的剝削,以陝西白水縣為例,《白水縣誌》記載：

"嘉靖(年間)加派一百八十萬兩八錢七分,萬曆加派七百三十五兩五錢五分,俱系宗室日繁,剜肉醫瘡。"

當朝者"慾壑難填",而農民已是一貧如洗,李自成深知人民之苦,提出了"均田免糧"之說。

其一：均田

由於歷史的原因,有關李自成"均田"的史料是極不充分的,但也留下了些蛛絲馬跡。

山東諸城丁耀亢在《出劫紀略》中談到了自成軍在他的家鄉實行"均田"的情形。他說:

"(自成)以割富濟貧之說"，來號召農民,"產不論久近,許業主認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產，忽有一二窮棍,認為祖業者……"

農民獲得了土地,地主或殺或逃,"茫無恆業",當時,丁耀亢逃到外鄉,他的"巨室膏田"皆被農民佔領,

"有婁子莊之佔,草橋莊之佔,草泊莊之佔,東潘旺之戰,石埠莊之佔,北餘留之佔,石橋、後齊溝之佔;不為佔據者,惟焚掠後荒田耳。"

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世祖實錄》記載清在陝西頒佈詔書,稱

"逃散良民放業,或被賊黨勢豪乘亂霸佔,以致還鄉良弱,資生無策,有能省改前非,一一歸本主者……概從寬宥"。

這就說明,在李自成軍勢力所及之處,農民獲得了士地,所以地主還鄉後才"資生無策",而且,這種情況在當時是較為普遍的。

從以上的零星材料看,自成"均田"是實行過的。

其二：免糧

李自成軍所過之處,"三年不徵","五年不徵",人民歌頌道:"吃他娘,著他娘,(河南口頭語,即無吃無穿)吃著不盡有闖王,不當差,不納糧"。李自成委派的官吏做了大量此類工作。

康熙《臨城縣誌〉曾把李自成派去的縣令上任後的主要活動歸納為

"索餉銀,毀坊扁,免荒稅"。

可見自成採取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法對待貧苦農民和地主,對前者"免荒稅",對後者則"索餉銀"。這種政策一直實行到大順政權的晩期,始終未改變。

其三：解放奴僕

明代農民的人身依附關係雖較前代有所鬆弛,但仍有大量的奴僕存在。例如世僕就是人身依附關係最為緊密的一種奴隸。世僕身份十分低下,主人可罵可打,還可以任意轉賣,無異於牛馬。他們一經立籍,世世代代都不能解脫。李自成發動起義後,替他們掙脫了鎖鏈,廣大世僕紛紛入伍,成為英勇頑強的戰士。史籍中記載了這類情況,說李自成

"倡為索契說"

意思就是索回賣身為奴的契約,於是奴僕們"一呼百應,各至主人們,立逼身契"。解放奴隸,也體現了李自成的為人民利益而戰的光輝思想。

二、動員和組織群眾

李自成十分重視動員和組織群眾,始終使自己的軍隊與人民的切身利益連在一起,與人民群眾形成血肉聯繫,動員和組織他們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戰鬥。

入河南時,李自成就開始注意把起義的目的與群眾的切身利益結合起來,使群眾支持自己,使起義軍始終堅持為人民的利益而戰鬥的宗旨、"均田免糧","平買乎賣",解放奴隸就是這宗旨的體現。李自成軍之所以能百戰百勝,摧毀明朝的統治,就是因為這些口號反映了人民群眾的迫切要求,受到他們的致擁護。

李自成所過之處,人民莫不響應。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月，《平寇志》記載李自成

"遣偽官于山東,河南州縣,士民苦徵輸之苦,痛恨舊官,借勢迎之,執香迎導,遠近若狂。"

起義軍到山東曹州,臨清及經過鳳陽至廬州時,人民舉城譁然,皆喜,結綵焚香以迎。更值得一提的是:當明將領朱之馮苦苦哀求兵土守城以拒李自成時,士兵堅決不從,而啟城門迎接李自成軍。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歷史上沒有人民支持的軍隊從來就不可能打勝仗。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人民群眾是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是真正攻不破,打不垮的銅牆鐵壁,離開了為人民利益而戰鬥,離開了動員和組織群眾,離開了人民的支持,李自成軍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李自成在領導明末農民戰爭中,經過十多年南征北戰,積累了豐富的軍事經驗,在軍事組織上,戰略戰術等方面,有許多創造。例如,在戰略上,能夠審時度勢,他制定的先奪中原,再取關中,後攻北京的戰略方針,符合當時的客觀形勢,因而李自成軍能夠迅速地佔領北京,推翻明王朝統治。

在作戰指導上,主動靈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善於集中兵力,各個殲滅敵人。

例如榮陽大會上,李自成提出的"宜分兵定所向"的作戰方針,將起義軍十三家、七十二營兵力集中起來,分頭迎擊敵人,取得了良好的作戰效果。李自成軍攻城時,常選用精兵悍將,"分晝夜,分三番,更番不休”。“間用雲梯、洞車,多以鐵騎外圍,步兵強弓,鳥槍連發,守者不可外瞰。人戴鐵冑,蒙鐵衣,攜錐斧鑿城"。《明亡述略上》記載，敵人對自成這種戰法很害怕,聲稱:

"今日之失,正在賊聚而攻,我散而守,故處處無堅城也。”

第二，根據不同情況,採用不同打法。

自成作戰,善於根據當時當地情況,制定具體作戰方策,不拘泥於形式。例如,一圍開封,採用偷襲之法;二圍開封,採用強攻之法,三圍開封則釆用圍城打援之法。項城之戰,李自成聲東擊西,襄城之戰避強擊弱,朱仙鎮之戰姑縱預伏。打法千變萬化,使敵人防不勝防。

第三，注意猛打、窮追,徹底殲滅敵人。

李自成殲敵,既準又狠,必置敵於死地而後已、朱仙鎮之戰,明軍敗退,自成率部"追奔四百里"。汝寧之戰,敵人堅守不出,"城頭矢炮雨集",李自成"仰攻不息",終於下之。

第四，注意敵情的偵察和軍事行動的保密。

李自成軍平時行軍紮營,"必有壙馬(偵察巡邏兵)於數百里外巡邏"。進攻重要城鎮,事先必派偵察人員,化裝為商人、農民潛入該城鎮,進行情報收集工作,所謂:"刺探機事,數千裡飛遞,纖悉必知。”李自成軍攻襄陽、北京時,城中早已派入了許多情報人員,所以李自成軍能夠根據準確無誤的情報,及時制定作戰方案。

明軍對李自成軍也曾"遣撥馬探之"(撥馬即敵人密探)企圖刺探李自成軍情報,但由於李自成偵察人員"遍畿輔,每遇撥馬出,悉掠入營中,厚賄結之"。結果"撥馬多降,無一騎還報者"。而李自成軍既瞭解敵人動向,又嚴守自己的軍事機密,"行兵倏忽，雖左右不知所往。"使敵人陷入"瞎摸"的境地。《明季北略》卷19記載連明官僚馬世奇也認為:

"彼之情形在我如濃霧;而我之情形,在彼如列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