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和文學家。他入仕為官40多年，足跡遍佈大半個中國，“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能將，在朝廷為良相”，他的文采與政治才能同樣出色。1052年（皇祐四年）5月20日病逝于徐州，終年64歲。是年12月葬於洛陽伊川萬安山南麓。著名的《岳陽樓記》中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被後人廣為傳誦。
然而，既沒有生於洛陽，又沒在洛陽為官，范仲淹死後為什麼要葬在洛陽？
一、范仲淹與洛陽有不解之緣
范仲淹墓
北宋建都在開封，當時開封主要的優勢是居“天下之要會”，汴水河渠連接江淮等地，經濟富庶，但其缺點是軍事上無險可守，難以御外，必須常駐數十萬大軍以代替山河之險。
正因為如此，范仲淹建議遷都洛陽，其出發點乃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他認為建都於洛陽，既有利於防守，還可以省去大量冗兵，減輕國家的負擔。范仲淹認為洛陽北有黃河、南有秦嶺、西有函谷關、東有虎牢關，在此建都可免國難民憂。他說：“洛陽險固，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既有事必居洛陽。”可惜他的意見沒有引起最高統治者的重視。
隨後，天下大部分財富集中在開封，其他地方卻越來越窮困，民力幾乎耗盡，富庶的長江下游地區經濟發展停滯，北宋政府經常入不敷出，龐大的軍費開支（佔政府總支出的60%～70%左右）使政府和人民都喘不過氣來，財政上的“積貧”和軍事上的“積弱”成為不可挽回的趨勢。
1126年，金國見北宋已弱不禁風，興兵大舉南下，包圍開封。1127年，金兵佔領開封，北宋徽宗、欽宗二帝被金人擄走，北宋滅亡。被金兵洗劫一空的開封從此風光不再，汴河航道逐漸湮塞，南北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也慢慢喪失，開封在歷史上最繁榮的時期宣告結束。北宋的滅亡充分證明了范仲淹意見的正確性。
雖然范仲淹希望遷都洛陽的目的沒有實現。但是他對洛陽的感情與日俱增。
範母去世後范仲淹守制時，在應天府書院講學，其間，他曾到登封的嵩陽書院當過“客座教授”。應天府書院和嵩陽書院都是我國北宋時期的四大書院之一，而當時的范仲淹已經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了。有一天范仲淹從商丘到登封路過伊川時，拜謁了唐代名相姚崇墓。
姚崇（公元650年～公元721年），河南三門峽陝縣人，大器晚成。歷任武則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有“救時宰相”之稱，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宰相。特別是在玄宗朝早期為相，對“開元之治”貢獻尤多，影響極為深遠，也是范仲淹崇敬之人。伊川隸屬洛陽，范仲淹歷來認為洛陽地勢險要，具有王者之氣，可免國難民憂，所以他將母親葬於此地，並決定自己百年之後，也葬於此，陪伴母親以盡孝心，陪伴名相以盡忠心。
姚崇墓
二、先憂後樂，忠君、愛國、惜民是范仲淹一生的本色
後人對范仲淹的評價是：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能將，在朝廷為良相。范仲淹考中進士做官後，一直在低職位上徘徊，沒有對國家重大問題的參決權，意志得不到發揮，才能得不到展示，在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也就是范仲淹三十四歲時，他向當時的樞密副使張知白毛遂自薦，以圖大展宏圖，實現自己強國、富民之夢。任職泰州(今江蘇泰州市)時，泰州西溪鹽倉一帶的海堤嚴重損壞，年久失修，秋天大風暴雨，潮水湧入，原來的沃土漸漸變成了鹽鹼地，五穀不收，牲畜無存，老百姓逃荒要飯，遠走他鄉的就有三千多戶。當時，范仲淹見此慘狀，心急如焚，便建議修復海堤，為民解憂。他不斷上書建議修復海堤，一番周折後，此事最終得到了朝廷的恩准，於是他便帶領廣大災民開始了鹽倉治水工程。經過官民三年艱苦卓絕的奮戰，在天聖二年(1024)，全長一百五十多里的海堤終於橫亙在洪水猛獸面前，逃亡的災民也陸續紛紛重返故園，生產迅速得以恢復。通州(今江蘇南通市)、泰州、楚州(今江蘇淮安市)一帶從此水旱無憂，當地百姓深深感念范仲淹關心災民疾苦的功績，將海堤取名“范公堤”。
一生中范仲淹的施政抱負雖然受到阻撓，但他憂國憂民的精神是一貫的，他為民務實的奮鬥是持之以恆的。范仲淹早年立志，敢說敢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他糾偏勘誤不避禍患的信念。
范仲淹入仕後，清楚地看到了宋王朝安享太平下的體制弊端，他不斷向朝廷提出建議，這些建議，條條符合現實，條條都是治弊的猛藥，體現了范仲淹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睿智目光和心憂天下的報國情懷。
早在天聖三年(1025)，當還是小小的大理寺丞時，位卑言輕的范仲淹便給垂簾聽政的章獻太后和仁宗，呈上了一份《奏上時務書》，提出救文弊以厚風俗，整武備以御外患，重館選以養人才，賞臺諫以開言路等建議；天聖五年(1027)，范仲淹在丁母憂期間，他“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冒哀給朝廷上了一份萬言書《上執政書》，針對貧病交加的時弊，他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備戎狄”等六條改革主張。據說，宰相王曾收到萬言書後，大為賞識，立即授意晏殊推薦范仲淹應學士院試。
范仲淹立身孤高，報國奉行“以言為先”，而且次次都是藥石之言，以致危言多犯，屢言屢貶。天聖八年(1030)，范仲淹上疏《乞太后還政奏》，請章獻太后“卷收大權，還上真主”，讓“春秋已盛”的仁宗親政，加上這之前他還諫阻仁宗率百官行拜太后壽儀，觸怒章獻太后，被貶河中府(今山西永濟市)通判。范仲淹的言行，也使曾推薦他的晏殊擔心連累到自己，他把范仲淹叫去嚴加責備。為此，范仲淹給晏殊寫了封長信說：“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反映了他寧死不默的一貫精神。
明道二年(1033)，章獻太后駕鶴歸西，親政後的仁宗希望有所作為，拔擢了一批太后垂簾時受到壓制的官員。范仲淹也由陳州(今河南淮陽縣)通判召還，擔任了諫官。諫官的職責就是提意見，不久，仁宗因為寵幸尚氏、楊氏二妃，準備廢黜郭皇后，范仲淹與御史中丞孔道輔率眾臺諫到垂拱殿門，伏奏郭後不可廢，結果被押解出京城，貶知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即使狼狽如此，范仲淹還在《睦州謝上表》中反覆勸說仁宗：“有犯無隱，人臣之常；面折廷爭，國朝盛典。”
景佑二年(1035)冬，范仲淹由知蘇州提拔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進京。歸來後的范仲淹，論事愈急。當時，呂夷簡任首相，頗為專權。范仲淹便把一些要員的晉升情況繪製成《百官圖》上呈仁宗，指著上面開列的百官晉升順序說“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為公，如是為私，意在丞相”，直言宰相用人不當，以權謀私。這把位居人臣之極的呂夷簡氣得七竅生煙，暴跳如雷，反在仁宗面前訴范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這次，他又落職饒州(今江西鄱陽)。
歷經三度貶職，范仲淹絲毫不見收斂，他那近似固執的堅持，源於他特立獨行的性格，源於他憂國憂民的情懷，源於他許國忘身的精神。
三、范仲淹的名節與氣節
范仲淹一生見賢思齊，不斷以往哲先賢的思想、品德和功績勉勵自己。他在《上資政晏侍郎書》中說“信聖人之書，師古人之行”，又在《蒙以養正賦》中說“學默默以存志，將乾乾而希聖。庶幾進退之間，保君子之中正”，表達了要像先聖一樣，在得失進退間，不失其高尚的情操。所以他始終“內守朴忠，外修景行”，以潔身自好和為國事功要求自己，企望在現實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理想。
然而，由於他竭力事功而諫言無忌，進退自如而操守過潔，使他在當時成了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王安石甚至指責他“好廣名譽，結遊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
范仲淹確實愛名，但他愛的是竭誠報國之名，愛的是經綸濟世之名，愛的是心若介石之名。正因為他愛名如寶，雪操冰心，註定了他無論是被重用為股肱之臣，還是被貶謫為偏遠小吏，始終“不以譭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唐末五代以來，馮道、範質之輩充斥於朝，不以國破君亡為恥，反以連任“貳臣”為榮。尤其是馮道，歷五朝四姓十主而釣臺穩坐，自命“常樂老”，洋洋自得。宋初士風沿襲五代，積習難改，士大夫不顧廉恥、不守節操、曲學阿世者遍佈朝野。范仲淹作為位起於布衣的至性至真君子，一生砥礪名節，不易操守。他滿懷至誠，固執大道，認為“名可巽而道不可屈，懷可卷而節不可降”，他誓言“定應松柏心無改，自信雲龍道不孤”。正因為名節和操守的堅持，使他能始於潔行而不耽於憂戚，見於大節而不屈於名利，所以他忤逆天威依然諫諍於朝廷，“三黜專城”依然救民於水火，眾口鑠金依然矢志不渝，正如他自己所說：“素心直擬圭無玷，晚節當如竹有筠”。朱熹對他給當朝士風的精神影響和作用也給予了高度評價，說：“本朝忠義之風，卻是自範文正作成起來也。”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宋朝與西夏關係日趨緊張，因戰事需要，范仲淹被調任為陝西經略副使，樞密副使（大致相當於國防部副部長）協助軍事長官韓琦，負責北部地區的軍事防務，他親自到邊關延州視察，嚴整軍紀，並對邊關城塞進行了修復和重建，使邊關局勢有了很大改觀。
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這年范仲淹五十五歲，由於他在邊關抵禦外來侵略立下了汗馬之功，朝廷又將他提升為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這次的升遷，為范仲淹實現自己青年時代改革朝政，富民強國的理想創造了一個良好的條件，這年九月，仁宗皇帝在天章閣召見了范仲淹，他提出了著名的《答手詔條陳十事》的改革方案。提出了十項改革內容，即：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這十件事抓住了北宋真宗和仁宗兩朝政治積弊的要害。“慶曆新政”方案於慶曆三年十月相繼頒佈實施，首先改革的是官制，後新政全面展開。
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從慶曆三年十月至次年八月，不到一年的時間，由於“慶曆新政”觸動了保守派官僚的自身利益，加之慶曆新政準備不足，也帶來了某些負面影響，在奸臣和宦官的勾結下，很快就以失敗而告終，范仲淹因此被罷免了參知政事。
范仲淹被貶之後，先後又在邠州、鄧州、青州等地做過地方官。在這期間，他仍然為官清廉，盡職盡責，千古名篇《岳陽樓記》就是在這一時期寫成的。
四、流芳千古的《岳陽樓記》
《岳陽樓記》是范仲淹被罷免參知政事而貶官河南鄧州時，應好友滕子京之請而寫的。膝子京請范仲淹為重修的岳陽樓寫記，並送去一幅《洞庭晚秋圖》。范仲淹依據此圖，憑著豐富的想象，寫下了千古名篇《岳陽樓記》。
滕子京與范仲淹同年舉進士，因才華出眾但豪邁自負，被權貴所嫉，貶謫到嶽州做太守。范仲淹熟知他的思想和性格，經常想勸慰他，卻一直無機會。適逢滕子京重修岳陽樓，請范仲淹代筆記勝，這就給了范仲淹一個規箴知己的好機會，而范仲淹自己也在貶中，亦有抒發自己理想的需要，於是范仲淹就寫下了這篇抒發自己胸襟、規勸朋友的千古名篇。
我們知道，我國封建時代許多有志的文人士大夫都把“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當作自己的人生信條。思想家孟子很早就有“與民同樂”的思想。他講的“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這裡說的“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來源於民本思想。他們為官時積極從政，力主改革，為官一方，造福百姓；被貶時，則寄情山水，獨善其身。蘇軾、柳宗元、范仲淹都是其中的代表。特別是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chǔ）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加表現出了闊大的胸懷和遠大的抱負，成為天下人的楷模。
范仲淹在本文中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觀點，並以此作為對待任途進退的原則，表現他曠達的胸襟和偉大的抱負。他提倡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的精神，在今天仍有著借鑑和教育的意義。
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這年先生已63歲，老病一身，他向朝廷請求，到潁州任職，藉以休養，朝廷批准了他的請求（因潁州歷來是北宋大臣退閒之地）。范仲淹帶病上路，但身體每況愈下，不得不中途在徐州診治。
范仲淹感覺大限將至，便向宋仁宗呈上《遺表》，念念不忘仍是社稷長遠，邦國興衰，他以將死之言規勸仁宗：“伏望陛下調和六氣，會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慾。明慎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於必行。尊崇賢良，裁抑僥倖，制治於未亂，納民於大中。”還對“事久弊，則人憚於更張”深感憂慮，對自己“功未驗，則俗稱於迂闊”深表遺憾，至於自己身後之事，卻隻字未提，表現出他一生堅守的大忠和大節。范仲淹經天緯地之才用之未盡，憂國憂民之志屈而未伸，他的遺憾是泣血的遺憾，正如韓琦在《范文正公奏議序》中感嘆：“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沮者，幾十四五。”真是未了之英雄，至性之君子！
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夏天，范仲淹因病與世長辭，終年64歲。同年12月其長子遵其遺囑，護送靈柩歸葬洛陽，回到了母親身旁，實現其奉孝母親的遺願。
他64年前，在徐州出生，64年後又同一地方與世長辭並歸葬洛陽。用自己坦蕩的一生，將生命的起點和終點連在了一起，劃成了一個蘊含豐富的句號。範公的一生治國有略，教子有方，他的兩個兒子先後都成了宋朝的宰相，繼續為實現他富民強國的遠大理想而努力奮鬥。
五、范仲淹墓
墓地位於洛陽城東南15公里處伊川縣彭婆鄉許營村萬安山南側。范仲淹墓分前後兩個部分，前部乃範公及其母秦國太夫人、長子監薄公範純佑墓，中央祭廟一所，內有殿房、祭祠，殿中懸光緒皇帝御筆“以道自任”匾額；宋仁宗篆額的“褒賢之碑”，高4.08米，寬1.41米，厚0.48米，碑文字跡大體清晰；有歐陽修撰文石碑；另有翁仲、石羊、石獅等。後域為範氏次子範純仁、三子範純禮、四子範純粹及後代之墓。墓園古柏參差，綠樹成蔭。
2006年5月25日，范仲淹墓作為宋代古墓葬，被國務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在范仲淹墓園廣場上有一坐高大的范仲淹雕像，雕像中的范文正公身著相帽朝服，右手持卷，栩栩如生,遙望著遠方，有著無盡的威嚴。從雕像後面的碑文上得知，這是2002年一個叫範振國的範氏後裔，出資20多萬豎立起來的，也是迄今為止中國最大的一尊范仲淹雕像。
六、范仲淹墓園的特殊葬式
范仲淹墓園與傳統葬式不一樣。按傳統葬喪禮儀，兒孫應在祖輩的下方，而範園的佈局卻是兒孫在上方。範園後域葬有范仲淹次子純仁、三子純禮、四子純粹及部分家族後裔，前域則葬范仲淹和他的母親及長子純佑。前來範園的人，無不對前域三代人的墳墓排列感到奇怪：范仲淹在前，母親在中間偏東，長子在後部偏西。這種排列與一般的墳墓排列有很大不同。這種葬式為“攜兒背孫”，意思是自己要“扯兒背孫”，讓三代人永遠不分開。
在范仲淹墓園的東鄰，有唐代名相姚崇墓。再向東的萬安山主峰一帶，有魏明帝高平陵。範園以西和以北，據考古材料和史料記載，還埋葬有唐代名相裴度、裴遵慶、張說等。范仲淹及其母親卒葬洛陽萬安山下,彰顯著范仲淹一代聖賢的崇高風範,也昭示了我國古代傳統文化的複雜內涵。而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是流傳百世，彰顯著豐厚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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