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与见解
礼治和法治。
儒家: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按照等级制度，不逾越自己的本分。
儒家创始人孔子向老子问礼，问的就是周礼。
然而时代变迁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孔子的儒家思想，并没有盛行于列国。
法家则成了耀眼的明星，
春秋管仲变法，三其国五其鄙。官山海，相地而衰。（划分国家行政，将山海国有化，根据土地质量来收税）
吴起变法，整顿吏治，提高军事能力。
商鞅变法，什伍连坐，军功制，重农抑商，奠定强秦之基础。
这些成功的法家代表人物，都依靠法制，编制法令，将主张都规划成一条条制度，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在汉朝以后，则是儒家独大。因为儒家思想中的仁政，等级制度等等之类，行为规范，非常符合安定国家。
没有对立的，儒家是思想道德准则
，法家是刑法律令条文。
比如在路边丢垃圾，别人谴责不文明和罚款教育虽然是两回事，但都是对这件事的态度。
方源
很高兴为你回答这个问题，儒家和法家的阶级立场和学术基础是两种不同的观点。
1.儒家思想代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提出的政治主张是不符合当时的时代潮流。法家思想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锐意改革、主张征战，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
2.政治思想的主要观点的区别，儒家提倡的礼崇尚节制、杜绝争乱，使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是一种伦常的理想，渴望建立起儒家理想的西周初年的政治统治。法家主张实行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认为君主应当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利，主张君主利用法、术、势来制约群臣，统治民众。
3.人性论与政治统治方法的区别，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故而以人为本，提出一些民本思想，主张德治与人治，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法家认为人性本恶、自私、自利，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法家提倡重法、重势、重术。
福尔摩小黑
春秋战国时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政治法律思想开始从“礼治”走向“法治”。儒、法两家的思想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的需求，二者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方面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诸多对立和不同：
1.建立法律的理论依据对立和不同
儒家从“性善论”出发，这是施行“仁政”的依据，主张治理百姓应以礼以德，不应以法以刑。而法家从“性恶论”，认为人性不仅本恶，而恶有不可改变，法家主张依法治国，认为“好利恶善”是人的天性，“利之所在，忘其丑也”，“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必须以“重刑”之法才是。
2.法律施行的对象的对立不同
儒家倡导的是维护的是特权阶层的礼制，贵族礼仪制度即分封世袭制，“民贵君轻”，“暴君放伐”，“从道不从君”在君臣、臣民关系上不主张君主绝对专制，较为温和，贵贱有序，法律面前的不平等。而法家是绝对的君主集权论者，维护的是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否定了“亲亲”，“尊尊”原则，主张“刑无等级”，“法不阿贵” 。
3.在法律观念上对立和不同
儒家主张的是礼制、德治、人治，“以德服人”，重视执法者的个人品德和司法道德，把治理国家的责任和希望放在“圣贤”，所以重理德而轻法，因而主张“恤刑慎杀”的刑罚观，在预防犯罪上提倡教育手段为主，形成了以“礼”为核心家族宗法的法律观。法家注重的是法治，甚至夸大极端法律的作用，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以重罚重刑来预防犯罪，形成了以“法”为核心的君主专制的法律观。
4.对待法律的态度的对立和不同
儒家是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礼”来治理百姓；统治者以身作则，实行仁政，来治理国家，因而轻法。而法家是现实主义，实用主义，什么办法能行之有效，能发挥改变社会的作用，就采取什么办法，因而重法。
以上分析可发现，儒家与法家的法律思想各有其特点。儒家的省刑轻刑思想更多温和的人性，却忽视了道德的力量是有限的。法家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在法律面前有限平等，强调“法”与“刑”的融合，弥补了儒家的欠缺，对当时社会反正有促进作用，但重刑主义违反了刑法的科学性，严刑走向极端。
音准不准
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都是中国古代治民治国的思想，它们在许多方面是对立的，这种对立主要体现在内容，手段和程度三个方面。
第一，思想内容对立。法家强调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统治，强化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不断改革，实行法治。儒家核心思想是仁和礼，主张君臣共治，要求皇帝纳谏，体察民情，强调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 ，反对深层改革，实行仁政。
第二，治民治国手段对立。法家主张治民治国以刑法为主，实行铁血政策，从思想到肉体进行全面控制。儒家主张治民治国礼法并用，以礼为主，强化伦理功能，实行温和的政策 ，重在教化，加强思想控制。
第三，治民治国的程度对立。法家治民治国往往大动干戈，对社会负面影响较大，因而容易激化矛盾，引起社会动乱。儒家治民治国由于礼为先导，教化为主，对社会负面影响较少。
当然，法家和儒家各有所长，各有利弊，后来封建统治者逐渐儒法并用了。
以上观点恐有不当之处，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共鸣共勉共赏
儒家与法家，最大的对立在于前者提倡以礼治国，后者主张以法治国。
其实儒家与法家的出发点一致，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之所以产生截然相反的两种不同主张，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 思想核心不同。儒家学说的思想核心是仁义礼智信，反应在治国之道上，自然是以仁为政，以礼治国，以信服民。而法家的思想核心就是法治、治人。
二 理论依据不同。儒家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只要用礼乐来教化民众，民众就会安居乐业，不会作恶，更不会造反。而法家思想产生的理论依据是“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而且人的恶性是不可能改变的，必须用法治的暴力手段来制约民众的行为，主张乱世须用重典。
三 政治诉求不同。儒家兴起于春秋，力求维护能够体现贵族利益的分封世袭制度，维护原有的贵贱有序的社会秩序，因此强调“礼”。而法家兴起于战国时期，力求维护的是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的封建中央专制集权制度，这就必须强调法治的重要性。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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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的核心是“法治”,与儒家的“仁政”思想根本相对立的。
在理论上，在法家思想体系中历史进化论是其基本的理论支点。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的基本观点是：其一，时代不同了，社会的事情也就不同；社会的事情不复相同，处理它们所采取的措施也应该有所变化。人们不应该期待着因循古代，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永远行得通的基本法则，人们就应根据当今时代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其二，关于人性恶的观点。关于人性是善是恶的争论是先秦哲学的重要课题，法家主张性恶论。韩非子认为人性本恶，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己主义，他认为人性之基本点就在于一种人人为自己打算的自为之心，人的一切道德、情感、行为都决定于对自己是否有利。正是从人的这一本性出发，韩非子主张用赏罚两柄来对待，用严刑重罚来治国，为他的法术势并用建立了人性论的依据。
而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上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
儒家的“人治”的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的统治思想。由于儒家相信“人格”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为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所以，法家主张一切由法出发，用法来驾驭人的思想；而儒家重视人的思想，主张以“人治”主义来治理国家。因此“儒法”两家的思想是根本相对立的。
九千一生14
儒家和法家两大派系是战国时期对立最严重的两大学派。
1: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义、礼、智、信。孔子主张复周礼，以礼来约束百姓，约束诸侯。统治者对百姓施以仁政，让百姓安居乐业，国家自然强大。
2:孟子主张:民贵，君轻。君主只有施恩惠于百姓，百姓才可能为国出力。
3:儒家主张不管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要遵循道德，遵循周礼。
4:法家的核心思想是，法治。法家主张依法治国，以严酷的法律治理管理百姓。
5:同样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儒家思想相对保守，表面上也替下层百姓说了一些话。但是仍然以维护旧制度为主，百姓很难从中得到利益。
6:法家则相对激进，奖励军功，奖励耕种，赏罚分明，君臣上下一律从法。
7:法家的举措让普通百姓奴隶有机会分到自己的天地，有机会通过军功上到统治阶层，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周朝的制度和统计基础，与孔子维护周礼的主张严重背驰。
8:法家主张以利益诱导驱使百姓，轻视道德，无道德底线。
9:在历代封建社会似乎天下时大乱更适合用法家思想，大治时儒家思想更占主流。
南公懿
您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并非只是思想上的对立，法治诞生于人治，是人治的发展和进化。两者有前后的继承性，又有明显的对立性，这并不矛盾。儒家属于人治之一，墨家、杨朱等也属于人治；商鞅法治也属于法治之一，法家势治派慎到、术治派申不害也属于法治。
一、从人治到法治治理的发展和进化
人治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刑罚。历史上种种酷刑诞生于人治阶段，实际上既是治理的必须，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法治的诞生，客观上正是针对刑罚这个最明显的存在问题，这个突破口。所以，中华法治以徙木立信、商鞅变法为标志，西方法治以汉莫拉比法典为标志，最大的共同点，都是对刑罚的公开和规范，进而追求公平、公正。
所以，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第一个对立的方面，就是儒家主张隐秘（法不可知，威不可测），法家主张公开（徙木立信、商君书）。
二、人性的善恶
儒家理论，建立在“性本善”的认知上。因此才有道德宣传、圣人治国、道德约束（礼治是用来约束士大夫的）。不要错理解儒家不知人性有恶，而是儒家强调人性之善，从善的方面入手。总之，儒家治国属于扬善抑恶------通过扬善来实现抑恶。法家理论，建立在“性恶论”的认知上，因此才有以奸驭善（以奸驭善不要望文生义。中华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哲学思想的思辩性）。总之，法家治国属于抑恶扬善------通过抑恶来实现扬善。
孔子、商鞅之后的荀子，在人性的认知上显然是集大成的。荀子的“天性为恶、人性为善”可谓至理名言。人是高级动物，有一般动物的恶与善（“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孝并不仅仅存在于人类），更有一般动物并不具备的善（有人说，法律这个发明，是用来约束人类自己的。这显然是一般动物不可能具备的善）。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的扬善抑恶、法家的抑恶扬善丝毫没有差异，“横看成岭侧成峰”而已。
三、儒法两家的治理是第一，法家的抑恶是可操作、可执行的。儒家的扬善却是不可操作、无标准难执行的。第二，法治一直在不断进步，适应生产力发展、社会发展，适应人们的新要求、新期望。儒家，却2000年一成不变，被生产力发展、社会发展和人们的工作生活所淘汰。
人治不是儒家发明的，儒家继承了前人的治理，却并无创新。周公易经是显示自己的优越，自证领导地位的合理性。儒家把人治改名为德治，同样试图证明自己有当官、管理民众的合理性。然而，周易虽然并没有被现代科技所证明，但却是历史上实实在在的一个发明。儒家有能比肩周易的嘛？唯一的举孝廉，不是成就反而是污点。甭拿诸如仁义礼智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教理论说事。这些，或属于盗版且没有进步（仁义智信是老子的，礼是周公的），或属于驯化不属于治国的范畴。
法家的公开然符合现代人的崇尚，法家的思辩继承了中华文化的传统。法治都现代化了，体系化了。从画地为牢的过失杀人判处死刑，但今天的杀人分故意杀人、伤害致死、过失杀人、防卫过当、正当防卫，法家思想的进步有目共睹。总之：
能力上的鸿沟，才是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最大的不同。此回答望有助！
经转流年正业
孔子代表儒家说:君子动口不动手。
李斯代表法家说:乱世必用重典。
孔子说:人是有脑子的，教化教化就行了。少杀些人，免得遭人车裂。
李斯说:没有规矩就没有方圆，杀一批威慑一方。讲道理？去当丧家犬吧！
[大笑][大笑]
沉心向佛
主要区别儒家以人善为本，强调人要加强自身修养，进而做一个好人。法家以人恶为本，强调作恶就会受到惩罚，进而维护社会的秩序！
1.儒家讲求由内而外心悦诚服，法家要求齐之以行。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意思是:孔子说：”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整顿他们，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
2. 法家讲究法律的彻底的执行，而儒家讲求家庭孝的重要性，不孝就不忠，重血亲人伦。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便出来告发。”孔子说：“我家乡正直的人与这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这里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