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告密”一直都不是什麼褒義詞。出於對個人隱私的重視，人們會並能地厭棄告密者，即便是是其告密行為有利於自己，也會在內心深處鄙夷不止。這種情緒不止我國如此，放諸世界範圍內，莫不如是。比如“西方文明之源”的古羅馬，就一直非常討厭告密者。

然而有趣的是，古羅馬人雖然討厭告密者，但告密行為在古羅馬帝國卻十分盛行，甚至發展成為一項具有政治效力的制度，深刻地影響了古羅馬帝國的政治局勢。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告密制度在古羅馬帝國的經久不衰呢？

一、古羅馬社會雖然推崇“民主政治”，賦予公民以選舉權，但普通古羅馬平民窮其一生都很難進入社會高層，而古羅馬的教育又令古羅馬平民認為只有進入社會高層才是榮譽的，所以才會出現大量平民為了進入社會高層而選擇告密

古羅馬帝國告密制度的盛行根源在於制度不合理。

在很多人看來，古羅馬實行了近五個世紀的共和制，古羅馬社會應該已經完全確立了“民主平等”的先進思想。從制度層面上來說，應該已經達到了那個時代的最高峰。但事實上，這樣的“平等”從來就不是古羅馬人所追求的。

因為按照那實行了五個世紀的共和制的規定，古羅馬社會需要一分為二。大量的平民負責征戰、耕種等危險而沉重的職責；而少數的貴族則只需要負責管理、收稅等較為輕鬆的工作。

這樣的工作職責劃分直接導致了古羅馬社會等級的分化。少數的貴族做著輕鬆的工作，卻享有著大量的財富和資源，形成上流階級或者說社會高層。多數的平民做著繁重而危險的工作，卻只能獲得少量的、僅供生存的資源，形成底層階級或者說社會下層。這自然引起了社會下層普通古羅馬平民的不滿。

所以，整個古羅馬社會，無論是王政時期、共和時期還是帝國時期，處於社會下層的古羅馬普通平民總是在孜孜不倦地和處於社會高層的貴族階級們做鬥爭。

但是“夢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雖然在這長達數個世紀的漫長鬥爭中，古羅馬普通平民也曾獲得過一些勝利，但這些勝利的前提都是古羅馬上層貴族率先發難，侵佔了本就所剩無幾的古羅馬普通平民的利益。所以細算下來，古羅馬普通平民幾乎沒有爭取到什麼像樣的勝利果實。

而且由於長期而頻繁的鬥爭，古羅馬上層貴族階級對下層平民階級開始了刻意的防範和打壓，從政治制度方面阻斷了下層平民走向上層的道路。這樣一來，古羅馬的下層平民就更加難以進入上層社會了。

然而有意思的是，偏偏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古羅馬的普世價值觀卻一直都在宣揚進入上流社會才是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不二選擇，並提出了所謂的“榮耀的軌跡”，即：

“通過參軍或從政擠入社會上層”

於是，在殘忍的現實和不切實際的普世價值觀的雙重壓迫下，古羅馬社會下層平民的升遷道路才是逐漸異化，最終形成了兩種特殊的升遷途徑：口才揚名和恩主提攜。

口才揚名自不待言，由於古羅馬特殊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雄辯家無論在哪個時期都是最為焦點的人物。對於普通的下層平民而言，如果擁有超強的口才，則可以從事律師、演講家等高級職業。

但問題是，不是每一個人生來都有好口才，而且由於此舉侵犯了上層貴族的利益，所以在上層貴族的宣傳下，以口才提升自身階層幾乎是與告密等一樣惡劣的行為，即便成功了也不為貴族圈子所容。所以，通過這個途徑提升自身階層的都是極少數。

恩主提攜就更簡單了，被大人物看重，成為其門客，而後等待時機，由恩主作保，進入上流社會。相比於口才揚名，這才是最常規的升遷途徑。而且由於恩主提攜的盛行，古羅馬人產生了一套效忠於恩主的處世準則，即：

“一切為了恩主服務”

由此，我們已經不難看出為何告密制度盛行於古希臘帝國時期了，因為在大多數途徑都被堵死的情況下，下層平民想要升遷就只能通過恩主來實現。而

二、進入帝國時代後，古羅馬社會皇權集團和舊貴族集團的矛盾越來越大，出於鞏固皇權需要，古羅馬皇帝和舊貴族們迫切需要大量告密者為他們打擊政敵，這是告密制度盛行於古羅馬帝國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告密制度之所以在古羅馬帝國時期發展壯大並盛行一時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治鬥爭的需要，

眾所周知，帝國時期的古羅馬是出了名的混亂，不過這種混亂不是表現在軍閥割據或者戰爭頻繁等方面，而是表現在內部權力鬥爭方面。

古羅馬邁入帝國時期後，新生的皇權集團迫切希望壟斷帝國的所有行政權力，而老牌舊貴族則希望能夠憑藉以往的威望遏制新興的皇權集團。所以皇權集團和舊貴族集團的矛盾是這個時期最為主要的矛盾。

除此以外，以皇權集團和舊貴族集團為主線，皇權集團內部為爭奪皇位繼承權而分裂成好幾個派別，舊貴族集團由於新貴族的加入和對皇帝理念的變化也分裂成了不同的小集團。所以這個時期的古羅馬政治集中表現為政鬥激烈非常，各種陰謀詭計層出不窮。

什麼樣的環境出現什麼樣的人，正是在這種混亂且詭譎的時局裡，告密者作為一種獨特且搞笑的政治鬥爭工具，正式登上了歷史舞臺。

提比略統治時期，皇帝提比略在自己的禁衛軍中大量訓練告密者以監視各地官員和舊派貴族，直接將古羅馬變成了一個“警察國家”。

克勞狄安統治時期，皇帝克勞狄安在每一個元老院議員身邊都安插了特務，監視器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

尼祿統治時期，皇帝尼祿為了防治他的弟弟與他共同執政，利用告密者與他弟弟的母親梅薩里娜展開了曠日持久的“告密戰爭”。

除了皇帝和皇室以外，告密者其實也被舊貴族所青睞，不過在古羅馬帝國這個特殊的政治環境下，史學家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皇帝和皇室，對於普通的舊貴族大臣，並沒有過多的描寫。但是不管怎麼樣，古羅馬帝國時期告密者氾濫已經成為了一個共識。

三、古羅馬帝國時期，統治者為了鼓勵告密者，頒佈了大量友好政策，並形成了完備的告密制度，告密者只需要承擔微小的代價就可以獲得大量的財富和權力，這也是導致古羅馬帝國時期告密之風盛行的現實原因

古羅馬帝國流行告密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原因，告密代價小但收穫卻很大。

古羅馬共和國末期到帝國初期這段時間裡，為了保障共和制成功向帝國制轉型，古羅馬官方通過了大量的法律法規。但是，這些法律法規在推動社會轉型的同時卻也間接地導致了告密之風的盛行。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這些法律法規中都提到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告密者在法律事件中處於何種地位？

率先對這個問題提出回答的是公元前18年，屋大維頒佈的一部調整古羅馬婚姻的法律。在之前的古羅馬社會中，對於婚姻中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一般都傾向於在族內自行解決。但是屋大維所頒佈的這部法律卻開啟了古羅馬官方干預婚姻的先河。

該法律規定在婚姻中，如果女方有不忠行為，告密者可以通過向法院告發此事而獲得一部分的財富。具體規定如下：

“（告密者）可獲得女方三分之一的動產、二分之一的不動產”

這個法律的頒佈調動了告密者的積極性，不過此時的告密者素質並不高，僅限於告發女子的不忠行為，無論是專業能力還是社會影響都不算高。

真正讓告密者趨於專業化的是一部名叫《卡爾普尼亞法》的法律法規，這是一部關於官員敲詐罪的法律。在當時的古羅馬社會，官員貪汙已經成為慣例，甚至發展成為敲詐，對社會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響，《卡爾普尼亞法》頒佈的初衷就是為了打擊這種行為。

但由於《卡爾普尼亞法》打擊的對象是官員，所以這個規定很快就成了各方勢力排除異己的工具，大量專業的告密者被訓練出來用以監督敵對勢力的官員，收集其罪證，而後一舉將其扳倒。

在這個過程中，專業的告密隊伍形成。告密者不再只是浪跡於市井的好事之人，而是有著專業訓練，有著穩定待遇的特殊職業。

由此可見，告密制度能在古羅馬帝國經久不衰絕對不是因為巧合和偶然，告密制度的存在本就是古羅馬社會制度缺陷的一個倒影，而古羅馬政客之間無所不用其極的政治鬥爭也直接促進了告密制度的發展和壯大，所以告密制度存在於古羅馬帝國其實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參考文獻：

《卡爾普尼亞法》

《市民法》

《羅馬史》

《古羅馬歷史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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