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春秋战国时期，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如何形成？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
春秋战国，不仅是诸侯争霸，群雄并立，战争四起的年代，更是文化思想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年代，这一时期，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诸子百家，其思想和观念影响着我国数千年的历史，特别是天人合一、民本思想、人本思想等等，至今仍然发挥着人性的光辉。
本篇文章着重分析一下，春秋战国时期，以人本思想、民本思想为主的人学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在统治阶层发挥着哪些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对殷商以来天命神权思想的怀疑和否定，是人学思想的起点，这个时期之所以对天命神权思想提出怀疑和否定，表面看是西周末期残暴统治，让人们对天命神权的怀疑和诟病；其实本质是人们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对自然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使人们对天人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春秋战国人学思想与天人合一，天人相分思想密切相关
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思想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突破西周“以德配天”的神权理论，人的认识论逐渐倾向无神论和理性认识，神的地位下降，人的问题变得突出，并成为天人关系最重要的一环，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核心焦点，而这一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逐渐发展成人文精神的思想高峰。在诸子百家中，在天人关系上，儒家和道家思想对此影响最大。
-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以继承周朝文化为己任，提出和宣扬周礼，孔子在天人观念上，畏天命，尽人事的天命观，基本改变了人对天毫无影响，毫无主宰能力的状态。面对天命，孔子强调的是尽人事，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孔子的天命观为人的自主能动性，自主创造性提供了基础，也为人们行“人道”指出了正确方向。
孟子在孔子提出的“畏天命、尽人事”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在天人关系上提出“天人相通”，把“尽心、知性、知天”三种结合起来，在孔子“天人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天人论合一”、“心性论”的观念，孟子认为，人所具有的仁义礼智等德行是一种天性，人性和天性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就是所谓的天性与心性的合二为一的观点，这个观点在宋代儒学复兴过程中成为儒家人学的主流观点。
道家天人合一思想
道家和儒家是我国哲学史、思想史上的两座高峰，他们突破了以往传统的宗教神权色彩，以理性思考，构建了天、地、人三才同构以及“天人合一”人学思想体系。
道家的老子以“道论”为基石，对自然性的“天”，生成、演化及其规律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剥离了“天”的人格因素，构建了具有相当深度的宇宙哲学；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产生根本，又是世界万事万物存在的普遍根据，否定了“意志论”的天对天地万物主宰的观点；老子的观点又否定了“天”的神权威，指出“天、地、人”三者皆为自然之法，把人学从宗教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具有无神论色彩的思想。
道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在老子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人不相胜”的观点，肯定了人世天地间的一物而已，天是“自然”的天，一切人为地改变自然的行为都是“灭天”，庄子提出人要尊重自然，不以主观妄为来破坏自然，干涉自然的发展规律，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
总之，儒道两家思想在天人关系上的表述是殊途同归，在儒家思想中，“天”是“义理”的天，具有道德属性；在道家思想中，“天”是与地相对的物质的“天”，自然的天；义理的天通过人的心性能够与天然的天达到“天人合一”，孟子将“天道”和“人道”通过“诚”达到合二为一。
在道家思想中，自然的天通过“道”和“人”联系起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万物的起源，天和人都是“道”的产物；而道家的道，是一种无形无象无体，不可名状的存在，因而，道家主张实行天人合一的途径是“无为”，这就是无为而治产生的缘由。
- 天人相分思想
除了天人合一思想外，在春秋战国时期还存在“天人相分”思想，儒学学派的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自己的发展规律，明确提出“天人相分”的观点；在荀子的思想中，天不存在什么“天命”，其实都是自然界阴阳变化的结果，并且这种结果不以人的主观愿望的改变而改变。
“天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就说明天具有物质性、客观性、规律性；“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这又说明人是具有主体能动性的，荀子对儒家正统的天人观进行了积极的开拓，否定“尊德性”、“畏天命”的传统意识，强调人的主体活力，人要“制天命而”。
法家的韩非也主张“天人相分”的观点，他发挥和改造老子的“道”、孔子的“德”，继承荀子“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提出“道”是万事万物发展规律，这些规律通过“理”体现出来，人们在“道”、“理”面前只有按照事物发展规律办事，才能取得成功。
人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学思想，包含着对人生、人学、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个方面纷繁多彩的探讨和深究；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对社会存在、个体存在的认识，探究人对生存的追求和欲望，表现为对人的尊敬，逐渐发展成一股人文思潮；这种人文思想既有官本位民本思想的演化，又体现了对生命个体、权力的尊重和保护；其中有两个最精华的思想，那就是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
人本思想，人文精神的闪光
人的主体自觉性，诸子百家思想中都表现对个体人的重视，道家的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在老子看来，生命与名声、财物相比，生命是最可贵的；孔子思想也同样表现出对人的重视，例如马棚失火，孔子问伤人没有，而不问马；墨家则表现对人力的重视，通过人的强力来反对天命，这就是人类的主体自觉。
战国稷下道家认为，精气势万物的本原和生命的基本要素，这一理论打破了人、思想、智慧看作是神的启示的旧观念，明确了人在宇宙和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为“以人为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总之，诸子百家通过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地论证了人的主体性，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理论。
朴素的平等思想，儒家早期的思想性善论，就包含着人性平等的要素，孟子认为，人人都有的“天爵”，比少数人才有的贵族阶级“人爵”尊贵得多，要尊重个体；墨家的兼爱观，后来拓展到天下之人都可相亲相爱，反对等级歧视；法家则站在国家利益立场上，主张在法律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不能有差别之心和个别待遇，废止“刑不上大夫”、以功抵罪的陈规，执法要刑无等级。
关注人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中对人的发展十分关注，儒家提出了修养论，从自己周围的事做起，由近及远，推己及人，通过修养后，最终可到达“尧舜”之类的圣人；道家的老子，则依据“见素抱朴”的自然人性论，建立起以道德规范、道德原则来关注人的发展。
墨家则提倡强力从事，通过勤勤恳恳的劳动，人才能生存发展下去；法家对于人的发展问题上，并不是简单的道德教化，而是从经济基础出发，从物质生产条件中探索道德根源，从生活水平上提高人的道德境界。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中都蕴涵的人本思想，关注人的主体意识，关注人的自身生存和发展，同时要侧重强调平等的重要性。
民本思想，治国理政的基础思想
民本，顾名思义就是以人民为治国之本，人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中国古代社会其实是“皇帝本位”、“官本位”，但春秋战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民的作用日益凸显，这种具有“官本位”色彩的民本思想得到充分发展。其主要原因如下：
农业劳动者的重要性逐步体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土地税赋改革，私有化进程加速，逐渐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为社会经济基础，“家”作为社会的基本元素对社会稳定十分重要，而农业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其作用逐渐凸显。
以家庭为单位的基层组织重新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人际关系也随之发展变化，此时，诸子百家思想也从人们互助合作特殊要求出发，纷纷提出了含有民本思想的观点；分别是重民思想、爱民思想。
道家老子辩证地讲了得民之道与得天下的关系，强调以民为本；儒家孔子则强调君主应该爱民、重民，而孟子则进一步指出，失其民心者失天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观点；法家则提出“以人为本”成就霸业的观点；这些思想家们都强调了老百姓地位的重要性，只有处理好了这个问题，君主才能治国安邦。
在爱民思想上，孔子提出“仁政”观念，指出当政者必须以仁爱之心待民，要求统治者废除“苛政”，减轻劳动人民的负担；孟子认为，君主要想使百姓爱自己，归顺自己，必先爱民；墨家提出的“兼爱”是不分亲疏、不分远近、一视同仁的兼爱；法家则认为君主要取求于天下，始于爱民。
春秋战国，多元化人学思想的形成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时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文明的转变，首先是以血缘宗族为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向地缘型社会结构转变；也就是说，旧有的西周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社会结构、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和健全，从而使社会出现普遍暂时无序现象。
而此时多元化的人文思想正是在社会规范“真空”的局面下产生的，随着社会结构分化，多种利益主体的出现，这时的思想家们从各自立场出发，就如何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积极重建社会规范，而产生激烈的讨论。
- 社会规范处于“真空”状态，是多元化人学思想形成的基础
西周以来，礼制观念和宗法制度，成为周王室维系生存的纽带，但随着井田制的瓦解，血缘宗族共同体也逐步解体，人与人的关系由过去血缘宗法性活动向商业性、利益交换性活动转变，社会活动类型变法多元化和复杂化；过去兼并土地的纠纷逐渐演变为诸侯间的争霸活动，新的土地生产方式，产生了大量的新贵族和平民，他们在“私田”中获取大量资源，这些都超出了血缘宗法体制的社会控制体系管控能力。
在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生产关系被打破，旧的规范正在被打破，或者失去制约人们的社会行为功能；而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建立，或者还不完善，尚不具备制约人们社会能为的能力；在社会规范“真空状态”下，产生了具有独立意识、独立利益的组织，在意识上打破了“周礼”一统天下的局面，失去了约束力和控制人们思想的能力，人与人关系出现了多元化，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多元化人文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 社会阶层分化，出现多利益主体是多元化人学思想形成的根本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相对剩余劳动力，而私田的进一步开垦，导致宗族共同体解体；而旧的社会结构解体，促进社会阶层分化，进而出现多元的利益主体；这些利益主体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诉求，反映在人学思想上就是从各自不同立场对“人”的问题进行探究和思考。
在社会阶层中，随着地缘社会结构的发展，“士”已经发展成为单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独立社会阶层；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逐渐成为影响执政者或者施政者的重要群体，这批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阶层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人学思想形成的主体力量。
总之，社会阶层分化，导致多元利益主体出现，进而促生“士”阶层，“士”既是变法改革的推动者，也是受益这，他们具有一技之长，在政权与族权的分离过程中，在诸侯国争霸过程中，君主“尚贤”的选拔人才的原则，使他们崭露头角，受到统治者重用；“士”为了更好地为主人和君主服务，他们解放思想，审时度势，积极寻求新思路，反映在人学思想上就是多元化的人学思想。
综述
笔者认为，多阶层的诉求，最终促使多元人学思想的形成，随着私有制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加快，具有独立经济基础的群体增多，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诉求，当“士”作为一个独立阶层崛起的时候，最终促进了这个时期多元化人学思想的形成。以儒家孔子、孟子为代表的没落贵族阶级，他们的诉求是恢复“礼乐”，构建原本周礼中的伦理道德关系，进而重建“大同社会”，“复周礼、大一统”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诉求的，也符合大一统政权的出现。
以道家学派为代表的社会中间阶层，在利益纷争的社会中，追求隐士生活，强道自然无为，他们厌倦各种战争和权力纷争，在思想上提出无为而治，保持万物自然状态，他们的诉求就是“小国寡民”的隐者生活。
以墨家学派为代表的小生产者，他们是来自社会的最底层，多数人从事过体力劳动，他们一方面追求平均、兼爱，另一方面却主张君主统治；墨家意识到社会“强力”劳动的重要性，希望人与人之间“兼爱”相处，但却被最终的力量交给“天”和“君主”，这就是墨家自相矛盾的人学思想。
以法家学派为代表的上升阶层，他们一方面要求限制奴隶主贵族特权，另一方面要求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从人性恶论出发，提出法治对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要求构建一个以法治为核心的社会模式，这是典型的重法轻礼的模式。
参考文献：《老子》、《墨子》、《道德经》、《庄子》、《论语》、《荀子》、《史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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