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商主義是商業階級對公眾的欺騙。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評論的"重商主義體系"後來以"重商主義"為人們所熟知。重商主義可以溯源於古希臘時期，直至現在的各國經濟。考察重商主義在經濟發展不同時期的表現，將能找出隱藏在商業內部不為人知更深層次的東西。
主題詞：重商主義 歷史 表現 意義
重商主義這個詞最早出現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斯密為了提出自己的新的經濟主張，解決英國經濟矛盾，將一些商業投資機會主義者一系列政策、措拖、建議歸類在"重商主義"這個範疇內加以評論、考查和批評。
當然，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也有一些對應性的比較和區分。若從經濟活動這個歷史長河中看，重商主義行為會不時地出現在經濟舞臺上，只是有時會變換一下臉譜的色彩，形成一些差別而已。
一
籠統地講，在古希臘時期，存在著比較自由開放的民主政治和當時生產力相適應的奴隸制度。公元前6世紀早期，梭倫改革將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同時推進，活躍的政治氣氛和繁榮的商品市場讓雅典成了人們嚮往的城邦，並且由此開啟了西方人平等自由、信守契約、獨立自主的個人主義精神。一大批哲學家的出現，也奠定了追求真理的思想環境。於是出現了柏拉圖所能大膽設想的《理想國》中儘可能的優美政治結構圖景；以及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和《尼各馬可倫理學》中描述他認為更加符合現實的經濟模式。
柏拉圖深知商業主義之"利害關係"。在《理想國》中極盡誘人之想像，將公民生活構想成"共產共妻"的狀態。此中要注意的是，當時的雅典公民並不是指所有人，能成為雅典公民尚有許多苛刻的條件，是一批少數的精英分子。而"共產共妻"只限制在統治者和衛士階層。即使這樣，這種"烏托邦"的生存狀態，讓我們今天看來也難以置信。柏拉圖是當時非常智慧的哲學家，他不是不清楚這一點。於是他在該書的第九卷最後寫到：
或許天上建有它的原型，讓凡是希望看見它的人看到自己在那裡定居下來。至於它是現在還是將來才能存在，都沒關係。反正他只有在這種城邦裡才能參加政治，而不能在別的任何國家裡參加。[1]
也許對柏拉圖來說這樣的理想城邦只可能存在天上；或許是柏拉圖為人間設計了一個理想城邦的"理型"，讓地上的人們依照這個"理型"來治理政治和架構經濟。總之，柏拉圖的理想之國是富有哲學含義的，真理性和至善總能存在人們的心目中，讓因利為害之事儘可能避免。
再強調一下，柏拉圖設計的"共產"僅限於上層階級，城邦中的其他居民仍享有私有經濟財產及其活動。現在資產公有制在社會中已經是屢見不鮮的事了，這個"公有"的源頭就有柏拉圖《理想國》設計的影子。公有財產和私有財產並肩而行，已經變成了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經濟學》中常說的混合經濟形式，業已成為現在經濟的大勢所趨。
無獨有偶，當時間大跨度至２０世紀上半葉，蘇聯則進行了一次有意義的償試。它的高度集權計劃經濟雖然沒有"共妻"，但卻將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設計的"共產"以更加徹底化的方式推向全民。最後實踐證明，這種"共產"模式在地上仍就沒有成就的可能，這是普遍的人心所構築的世界來決定的。那麼，只能將此理念懸擱起來，或繼續存放於天空。
二
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則不同。他算是經驗主義學派的鼻祖，更注重實踐的操作性。在《政治學》和《尼各馬可倫理學》中經常批判柏拉圖不切實際的理想。根據雅典城邦實際情況，他總結出三種經濟模式：一是物物交換型；二是物——貨幣——物交換型；三是貨幣——物——貨幣交換型。正是得益於理想少於經驗，亞里士多德總結的三類模型基本覆蓋了人類自有分工交換以來所有的商品經濟類型。
當然，最簡單也是最原始的商品交換是物物交換，因為範圍和規模很小，自然用不到貨幣這個一般等價物作為中介手段。再後來，分工越來越細密，交易規模亦越來越擴大，自然就產生了貨幣這個交換媒介，就有了物——貨幣——物的交換形式。這在當時的雅典也是極其普遍的。亞里士多德也稱讚這兩種交換模式是自然的，符合人性的。原因在於人們交換目的是為了滿足對物品的效用需求。亞里士多德也不虧是智慧的哲學家，他在當時便敏銳地捕捉到：未來的經濟主要模式是貨幣——物——貨幣這個形式。亞氏對此評價說：這種交換方式是非自然和反人性的。因為人們追求不再是物品的使用價值，而是竭力追求貨幣數量，將正常商品交換顛倒化，讓人追逐虛榮、奢華和不實的東西。這個總結，已經預示了社會發展未來將進入資本主義，所揭露資本的本質也在今天表露無疑。這也預示著重商主義將要登上歷史舞臺，來展現他們各自競爭的力量。
三
閱讀過《國富論》的人都知道，因重商主義依據狹隘的利益觀念，所制定的影響國家政策的系列思想被亞當·斯密有選擇性劃歸流俗的偏見之中。重商主義的偏見甚至說是危害來到源於：①對農業的輕視。認為商業才是真正富國的手段；②商人重視商業也許無可厚非，但因對金銀的貪婪又把貨幣或金銀看成是構成財富的原因。包括哲學家洛克在內，都認為："金銀乃是一國動產中最堅固最根本的部分；他還認為，就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增值此等金屬，應該是政治經濟的大目標。"[2] ③依照重商主義者的原理，必然會產生希望有利於本國的限制性措施，如限制金銀輸出、限制國際貿易、只能允許產生金銀輸入的貿易順差、加大特殊物品的關稅、給本國生產商進行獎金和補貼等等。實踐再次證明，重商主義的流俗偏見與錯誤主張最終損害的是國內消費者的消費利益。亞當·斯密也就是在破除這種狹隘的民族利益中喊出了經濟自由主義的最強音：
他們（指商人）通例沒有促進社會利益的心思。他們亦不知道他們自己曾怎樣促進社會利益。他們所以寧願投資維持國內產業，而不願投資維持國外產業，完全為了他們自己的安全；他們所以會如此指導產業，使其生產物價值達至最大程度，亦只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們是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指導，促進他們全不放在心上的目的。他們不把這目的放在心上，不必是社會之害。他們各自追求各自的利益，往往更能有效的促進社會的利益；他們如真想促進社會的利益，還往往不能那樣有效。一般為公眾幸福而經營貿易的人，據我所知，並不曾成就多少善事。但有這種感情的商人既然不多，所以，用不著費口舌，來諫止他們這種感情。
什麼種類的國內產業最宜於投資？什麼種類的國內產業的生產物常有最大的價值呢？關於這個問題，政治家、立法家的判斷，絕沒有他個人自己的判斷那樣準確，因為個人處在當事人的地位。政治家指導私人應如何投資營業，結局不過加重自身的責任，去注意那種最不必注意的問題，從而擴大自身的權力。把這種權力委託在迂愚僭越自認宜於為此的人手中，真再危險沒有。其實，這種權力，決不能安然委在任何一人身上，亦不能安然委於議會或元老院。
使國內產業上任何特殊工藝或製造業的生產物獨佔國內市場，即在相當程度上指導私人應如何使用其資本。這種法規，幾乎在一切場合，都是無用或有害的。"[3]
斯密在這段文字中將重商主義的臉譜給摘了下來，看到了商業最為自由的本質。並提出了至今對經濟學有重大意義的原則："一隻看不見的手"來引導市場和商人的投資行為。讓從商者按照引導性的內在規律去賺取最大的個人利益，只有這樣才能增加社會整體福利。這種由個人自利心導致的對社會最大公益是社會普遍存在的情況，這也許是功利主義的最大現實。雖然斯密並不完全同意功利主義的所有主張。另外，"看不見的手"引導出的"自由"的哲學含義，讓市場經濟遵循自由的本質而行，且由此建立了傳統經濟學上的自由主義，這種自由精神也滲透到了人們生活各個層面。自由主義不是為所欲為的自由，而是由"一隻看不見的手"的規則來暗中引導，符合規則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自由主義的內含一但清晰，自由的旗幟便會應然而立。那對政府的限制就不言而喻，政府的職能定位也會隨之清楚。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也探討過政治管理的技藝，"正義"意味著各人做合宜正確的事。政治人不恰當把手伸進商業領域，把全攬大包視為自己的權利，這勢必破壞商業規則，會讓"看不見的那隻手"消失怠盡，造成的結果是商業經濟上的劫難。政府不能也不應該去僭越這種行為，去代替商人做賺錢的營生。這如同商人也不能將手伸進政治，去編織不符合自己功能的妄想權力，來試圖欺騙和影響政治。自由是商業經濟上的本質，平等的權利會退居其次。而平等恰是立法及政治最基礎的原則，自由又會因此退位至第二層次。因經濟領域和政治法律領域不同，顯示原則的主次有差異,其實這個制衡正是自由平等的稱謂，究其實質來看，是完全一致的。
四
20世經30年代，歐美國家暴發了大規模的經濟危機，通貨膨脹，工人大量失業，產品嚴重積壓，企業及銀行大量倒閉，經濟增長停滯等，留給經濟學家諸如此類的諸多難題，要去尋找理論來解釋現象，解決危機問題。往往革命性經濟學家會應時出現。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就是這個時候的產物，他提出了改變以往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所謂"自由放任"的管理模式，主張政府幹預，利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市場經濟進行有效干預，以拉動需求為主，推動生產發展，解決大量失業問題。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集中體現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簡單總結：用於消費和投資的支出構成國民收入，而表現在大量失業狀態下的國民收入顯示支出不足，這可以通過刺激消費和投資來增加。但因蕭條環境下的人們心裡預期及現金偏好，讓消費者支出更為消極。此時政府只有利用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乘數形式去引致私人投資和刺激消費，來擴大和提高市場需求，發展生產，促進工人就業，從而解決經濟危機。可以說，凱恩斯的政策主張是極為有效的，也讓傳統經濟學對自由主義有了一次更新的認識。這種政府有限的干預讓凱恩斯經濟學著實進行了一場革命，不但挽救這場大危機，還讓資本主義更加繁榮了幾十年，如此說來，凱恩斯為資本主義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創立的經濟學體系也讓經濟學整體分了家，有了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之分。這個貢獻也是巨大的。
不知道凱恩斯是真正欣賞重商主義的理論，還是為了對付傳統經濟學的自由主義希望增加一把利劍，在那個時期，凱恩斯是以歡迎姿態來看待重商主義的。他在評論的文章中讚揚了重商主義"對治國術的貢獻"。其實重商主義利用政治權力來配置資源與凱恩斯經濟思想的口味有許多相似之處。當然，畢竟是時代不同，面對的環境差異和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凱恩斯讚揚重商主義還是留有餘地的。他說："（重商主義）可能已獲得了斷章殘簡的實踐智慧，李嘉圖不現實的抽象先把它忘記，然後又使之消散無餘了。"[4]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與傳統自由主義的矛盾可由哈耶克與凱恩斯相互往來辯難中進行觀察。哈耶克是"自由放任"的代表及堅定的支持者，他認為市場經濟的自由精神神聖不可侵犯。他最為擔心的是："任何脫離市場經濟和走向福利國家的改良步驟，最終勢必導致建立一個既無效率又無自由的集權主義國家。"[5]凱恩斯理所當然地是政府幹預的代表，面對人類如此大的經濟危機政府不能袖手旁觀，坐視不理。也絕不能放任給市場來慢慢調節。貨幣數量論者認為危機可以通過長的市場調節來慢慢解決，凱恩斯對此給出的有力量的名言是："長期，那我們都會死的。"
儘管各學派因為理念不同造成經濟理論和實踐之爭，也雖說凱恩斯主義的流行非是斯密所指的當時的重商主義，但強調權力的作用是他們的共同歸趨。而權力於經濟的作用對凱恩斯來說是根深蒂固的。就此也可以說凱恩斯的政府幹預又是重商主義不同時期的一次進化式的變種而已。
五
今天，科技發展迅猛，交通信息也高度發達，世界經濟貿易一體化成為時代潮流。各國經濟相互融合，其深度和廣度前所未有，非但不會放慢其腳步，還會隨著科學技術的突破而高歌猛進。但此時出現一股逆流：特朗普政府打著"美國利益優先"的旗幟，卻大打各種阻礙國際自由貿易的牌，如提高和加徵關稅，阻止國際間的企業合法併購，阻止高科技企業的市場自由競爭等等，點燃了國際貿易戰爭的硝煙，企圖在貿易戰中贏得美國利益。美國政府推出不合時宜的種種舉措，與19世紀英國重商主義相比，沒有任何創意，完全是重商主義工具箱的老東西。而世界經濟發展到今天，為什麼美國還會有這樣倒行逆施損人又不利己的行為呢？這不得不讓我們來重新檢點經濟學過去與現在。
亞當·斯密早在《國富論》中對重商主義破壞自由，希望通過政策壁壘來片面保護本國利益的行為有過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從重商主義主張的基本原理入手，指出只顧金銀，不顧勞動生產效率和產出來富國裕民是極端錯誤的。千方百計限制國外商品輸入也必然破壞居民消費水平。提高關稅和其他賦稅其可惡程度"不僅等於土壤貧瘠，且等於天時險惡。"[6]大衛·李嘉圖、約翰·斯圖亞特·穆勒也分別論證了國際貿易的"優勢理論"，提出了"相對條件有利"和"相對成本論"。瑞典的經濟學家俄林也提出：專業化分工及地緣優勢造成有效率的國際交換，可以減緩所有國家較不充裕的生產要素的稀缺性，商品在國際間自由流動讓一切生產要素趨於均等，以此可大大提高國民消費福利。薩繆爾森在《經濟學》教科書中這樣總結國際貿易：
之所有必要提高貿易的自由程度，是因為根據相對有利條件原理，國際專業化可以提高生產率。自由貿易還會提高世界產量，從而提高所有國家的生活水平。不同生活水平的國家之間的貿易是特別有利的。
大多數贊成關稅保護的論點不過是某些壓力集團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尋找的藉口，因而經受不住認真的分析。[7]
雖然這些自由貿易理論非常科學明確，但對特朗普政府來說，薩繆爾森一句"某些集團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殊利益"還是切中了要害。顯然，特朗普所謂的"美國利益優先"不僅顛覆了經濟學的基本常識，踐踏了國際自由貿易的本質，還最大程度上利用政治特權綁架了美國民眾。政治權力指揮一切的特徵不僅僅發生在過去，也越來越表現為現代的特徵。美國官僚精英們及理論建樹成就非凡的經濟學家集體失聲是權力利益綁架自由所表現出來的可悲現象。事實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美國政府這種違背常理，損人而又不利己的政策必會半途夭折，無功而返的。
六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同樣被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潮卷裹著。當然中國與美國的政策不同，這更多來源於文化的差異。中國正相反，對外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隨著經濟的滲透，各種思潮也一齊擁入，產生各種各樣的人文心理。由斯密對重商主義者所貼的標籤來看，我們也已自覺不自覺地踩到重商主義的尾巴上。比如全民上下輕視農業基礎產業，重視商業，造成經濟二元結構嚴重失衡；二是國人追求貨幣的熱情越來越高，"金塊主義"的思想越來越嚴重；三是片面追求經濟發展，造成環境汙染，能源危機等外部負值效用；四是貧富懸殊進一步擴大，成為經濟發展中最不穩定的因素；五是人心追求目標的空虛化，導致人們的精神危機等等，不可勝數。誰都希望追求最大的個人幸福，但現實的結果卻有時大相徑庭，這不能不說是重商主義思想帶來的嚴重後果。
互聯網運用於各個行業，促發信息大爆炸，快餐式文化導致年輕人有更多獨立和自負，有時又盲目而自私。希望去追求自由和平等，因為不能深層次理解自由與平等的真實含義，浮化表面的行為又將傳統上蛛網式的倫理秩序進一步衝破和消解，這不但體現年輕人的心靈危機，也體現了教育危機。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早就提醒過：因為追求不切實際的個人自由主義而形成社會上的一盤散沙，會極端推動每個人又過多去依賴政府，這會讓政府更加集權。從而導致政治權力變成可怕的有形之手，介入到公民生活的各個角落。為此，他還告戒人們：
讓已經具有民主的社會情況的國家全部仿效英裔美國人的法制和民情，那就大錯特錯了。這樣的讀者只注意到我的思想的外表，而沒有認識到我的思想的實質。我的目的，是想以美國為例說明，法制，尤其是民情，能使一個民主國家保持自由。但我決不認為，我們應當照抄美國提供的一切，照搬美國為達到它所追求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因為我不是不知道，一個國家的自然環境和以往經歷，也對它的政治制度發生某種影響；而且，如果自由要以同樣的一些特點出現於世界各地，我還覺得那是人類的一大不幸。[8]
每個國家的歷史文化不同，產生的風俗民情和心理素質必然也各不相同，對自由民主的理解與人生的目標實際上有很大的差異。這些都是本民族文化特色造就的。美國今天的民主與建國初期已大不相同，而對自由的理解也時過境遷。重商主義會隨著環境、文化、心理等各種變化像胡蝶的翅膀適應生存一樣，將不停轉換它的色譜重複出現，這需要我們有正確的價值判斷力和道德判斷力來看清它的實質，決不能人云亦云，隨波逐流。
目前，困難不在於行動與實踐，還是在於思想觀念的轉變。古往今來，教育之所以神聖和偉大，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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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柏拉圖：《理想國》第九卷 商務印書館 1997年版 第386頁。
[2] 亞當·斯密：《國富論》下卷 譯林出版社 2011年版 第2頁。
[3] 亞當·斯密：《國富論》下卷 譯林出版社 2011年版 第24頁。
[4] 亨利·威廉·斯皮格爾：《經濟思想的成長》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 2018版 第142頁。
[5] 薩繆爾森：《經濟學》下冊 商務出版社 1982年版 第333頁。
[6] 亞當·斯密：《國富論》下卷 譯林出版社 2011年版 第34頁。
[7] 薩繆爾森：《經濟學》下冊 商務出版社 1982年版 第89頁。
[8]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冊 商務出版社 1997年版 第36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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