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当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谢本师》。
这篇文章影响很大，而且开了一个先河，引发了后面一连串的故事。
19世纪末20世纪初，章太炎应张之洞之召，去湖北帮办《正学报》后，师生之间开始出现了矛盾。宋恕每次《上俞师书》，都要替章太炎申辩，说他“明于理而昧于势”，“才高丛忌，谤满区中”，也经常将“师谕”向章太炎“先后袖示”。
但章太炎在当时的言行堪称乖张，有“章疯子”之称。俞樾感到难堪。章太炎公开断发易服，发表排满言论后，师生终于爆发。1901年春，章太炎去苏州拜谒俞樾，遭到了俞樾的痛斥。
两人虽有不喜，毕竟有八年师徒之情，甚于父子。是年8月，俞樾以《秋怀》四首索和，章太炎当时也“如命和之”。
1906年，章太炎主持《民报》，在《民报》九号上刊发了《谢本师》一文，内容如下：
余十六七岁始治经术，稍长，事德清俞先生，言稽古之学，未尝问文辞诗赋。先生为人岂弟，不好声色，而余喜独行赴渊之士。出入八年，相得也。顷之，以事游台湾。台湾则既隶日本，归，复谒先生，先生遂曰：“闻而〔尔〕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盖先生与人交，辞气陵厉，未有如此甚者，先生既治经，又素博览，戎狄豺狼之说，岂其未喻，而以唇舌卫扦之?将以尝仕索虏，食其凛禄耶?昔戴君与全绍衣并污伪命，先生亦授职为伪编修。非有土子民之吏，不为谋主，与全、戴同。何恩于虏，而恳恳蔽遮其恶?如先生之棣通故训，不改全、戴所操以诲承学，虽扬雄、孔颖达，何以加焉？
俞樾书法作品
所谓“谢”，即辞别、离开之意。文中说俞樾担任清朝的编修，与戴震、全祖望一样，皆“以汉事夷”，虽有绝世高才，但不如扬雄、孔颖达。这句话表露了章太炎强烈的革命主张，但全祖望、戴震、俞樾之“仕清”，毕竟与钱谦益、吴梅村等人大大不同。
时年，章太炎37岁。革命，便须如此？
章太炎接下来的行为显示，他的内心是颇多悔意的。1907年2月，俞樾过世后，他在给孙诒让的信中说：“今见夏报，知俞先生不禄，向以戆愚，几削门籍，行藏道隔，无山筑场，悬斯心丧，寺在天之灵知我耳。”
1909年，章太炎40周岁的时候，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俞先生传》，对老师的学术与人品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其文如下：
俞先生，讳樾，字荫甫，浙江德清人也。清道光三十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既授编修，提督河南学政，革职。既免官，年三十八，始读高邮王氏书。自是说经依王氏律令。五岁，成《群经平议》，以
《述闻》，又规《杂志》作《诸子平议》，最后作《古书疑义举例》。治群经，不如《述闻》谛，诸子乃与《杂志》抗衡。及为《古书疑义举例》，巡察 䚡理，疏紾比昔，牙角才见， 紬为科条，五寸之矩，极巧以㠭，尽天下之方，视《经传释词》益恢郭矣！先是浙江治朴学者，本之金鹗、沈涛，其他多凌杂汉、宋。邵懿辰起，益夸严。先生教于诂经精舍，学者乡方，始屯固不陵节。同县戴望，以丈人事先生，尝受学长洲陈奂，后依宋翔凤，引《公羊》致之《论语》。先生亦次何邵公《论语义》一卷。始先生废，初见翔凤，翔凤言《说文》“始一终亥”，即《归藏经》，先生不省。然治《春秋》颇右公羊氏，盖得之翔凤云。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深疾守家法违实录者。说经好改字，末年自敕为《经说》十六卷，多与前异。章炳麟读《左氏·昭十七年传》：“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证以《论衡·变动篇》云：“ 綝然之气见，宋、卫、陈、郑灾。”说曰：“不然者，林然之误，借林为綝。”先生曰：“虽竘善，不可以训。”其审谛如此！治小学不摭商、周彝器，曰：“欧阳修作《集古录》，金石始萌芽，搉略可采。其后多巫史诳豫为之，韩非所谓番吾之迹，华山之棊，可以辨形体，识通假者，至秦、汉碑铭则止。”雅性不好声色，既丧母、妻，终身不肴食，衣不过大布，进
不过茗菜，遇人岂弟，卧起有节，气深深大董，形无苛
，老而神志不衰，然不能忘名位。既博览典籍，下至稗官歌谣，以笔札泛爱人，其文辞瑕适并见，杂流亦时时至门下，此其所短也。所著书，自《群经平议》、《经说》而下，有《易说》、《易穷通变化论》、《周易互体征》、《卦气直日考》、《卦气续考》、《书说》、《生霸死霸考》、《九族考》、《诗说》、《荀子诗说》、《诗名物证古》、《读韩诗外传》、《士昏礼对席图》、《礼记郑读考》、《礼记异文笺》、《郑康成驳正三礼考》、《玉佩考》、《左传古本分年考》、《春秋岁星考》、《七十二候考》、《论语郑义考》、《何邵公论语义》、《续论语骈枝》、《儿笘录》、《读汉碑》。自《诸子平议》而下，有《读书余录》、《读山海经》、《读吴越春秋》、《读越绝书》、《孟子高氏学》、《读文子》、《读公孙龙子》、《读鹖冠子》、《读盐铁论》、《读潜夫论》、《读论衡》、《读中论》、《读抱朴子》、《读文中子》、《读楚辞》，如别录。其他笔语甚众，然非其至也。年八十六，清光绪三十三年卒。
赞曰：浙江朴学晚至，则四明、金华之术茀之，昌自先生。宾附者，有黄以周、孙诒让。是时先汉师说，已陵夷矣，浙犹彀张，不弛愈缮。不逮一世，新学蠕生，灭我圣文，粲而不蝉，非一隅之忧也！
时隔二十年后，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也写了一篇 《谢本师》，于1926年8月刊《语丝》94期。
1925到1926年间，章太炎为反对“赤化”，声称“居今之世，反对赤化，实为救国之要途”，“苟听赤化之流传，即不亡于过激主义，亦必召豆剖瓜分之惨”。主张将南方交给吴佩孚，将北方交给张宗昌。他还同马相伯、邓家彦等人，发起“反赤救国大联合”，担任理事和大会主席。章太炎甚至将“剿平发捻”的曾国藩“奉作人伦的楷模”。他这些言论，遭到外界的谴责。于是，周作人撰《谢本师》，其文如下：
我在东京新小川町《民报》社听章太炎师讲学，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了。当时先生初从上海西牢放出，避往日本，觉得光复一时不易成功，转而提倡国学，思假复古之事业，以寄革命之精神，其意甚悲，亦复可感。国学讲习会既于神田大成中学校开讲，我们几个人又请先生特别在家讲《说文》，我便在那里初次见到先生。《民报》时代的先生的文章我都读过无遗，先生讲书时像弥勒佛似的趺坐①的姿势，微笑的脸，常带诙谐的口调，我至今也还都记得。对于国学及革命事业我不能承了先生的教训有什么贡献，但我自己知道受了先生不少的影响，即使在思想与文章上没有明显的痕迹。虽然有些先哲做过我思想的导师，但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民国成立以来，先生在北京时我正在南方，到得六年我来北京，先生又已往南方去了，所以这十几年中我还没有见过先生一面。平常与同学旧友谈起，有两三个熟悉先生近状的人对于先生多表示不满，因为先生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我也知道先生太轻学问而重经济(经济特科之经济，非Economics之谓)，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这种意见固然不对，但这是出于中国谬见之遗传，有好些学者都是如此，也不能单怪先生。总之先生回国以来不再讲学，这实在是很可惜的，因为先生倘若肯移了在上海发电报的工夫与心思来著书，一定可以完成一两部大著，嘉惠中国的后学。然而性情总是天生的，先生既然要出书斋而赴朝市，虽是旧弟子也没有力量止得他住，至于空口非难，既是无用，都也可以不必了。“讨赤”军兴，先生又猛烈地作起政治的活动来了。我坐在萧斋里，不及尽见先生所发的函电，但是见到一个，见到两个，总不禁为我们的“老夫子”(这是我同疑古君私下称他的名字)惜。到得近日看见第三个电报把“剿平发逆”的“曾文正”奉作“人伦模范”，我于是觉得不能不来说一句话了。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馀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殊非始料所及。此后先生有何言论，本已与我无复相关，惟本临别赠言之义，敢进忠告，以尽寸心：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善自爱惜令名。
但周作人似乎并未照章执行。据周作人日记所载，1932年2月，章太炎由沪北上，来北京讲学时，周作人曾两次去北大听讲，还在家里设宴招待章太炎，宴后“在院中照一像，又乞书条幅一纸”，宴会直到晚上10点半才散。周作人“落水”后，亦曾借道苏州，访问章太炎故居，祭拜于墓前，并撰《苏州的回忆》一文，说俞樾、章太炎两人晚年“不约而同的定住苏州”，“是非偶然的偶然”。
章太炎之于俞樾，周作人之于章太炎，如此“谢本师”，都是悍然之举，在当时都是惊世骇俗的。以传统而言，师生关系甚于父子；否定此关系，犹如悖逆，为社会伦理所不容。
但是这两人的“谢本师”，之所以被经常谈起，大概是有几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意味。如今事过境迁，我们无法评价。但这样的事，还是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和思考。人之一生，纵然有言论之自由，又岂能视授业大恩如寻常。人性复杂，又岂能以一事而定论？
据说，后来周作人做了“伪官”，他有个弟子，也写了第三篇《谢本师》。惜乎未能找到。但另一弟子沈启无有诗一首，似乎亦可看做“谢本师”。其诗如下：
今夜一切无声，
顷刻即是清晨，
我请从此分手，
人间须要抚慰，
你也须要安静。
再到后来，章太炎弟子姜亮夫也写了一篇《谢本师》。这一篇却是真的表达谢意的。现录于下。
谢本师 ——学术研究方法的自我剖析
我现在回忆一段我的学术研究方法同我老师的关系，用的是章太炎先生的《谢本师》这个题目。不过我这篇内容范围要扩大一些，不是一位老师，而是好几位老师。有四川的林山腴、龚向农先生、北京的王国维、梁任公、陈寅恪、赵元任和吴检斋诸先生，另外还有一位是南方的章太炎先生，这许多先生我都要谢，因为我一生的学术。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同这几位先生都有关系，道路是他们给我指引的，目标也是他们给我定的，等我走上道了，我就吸收了当前学术界许多新资料、新观点进我的思想体系中来，形成自己学术研究思想体系，但他们指引我的基本思想体系未变，这就是我要写《谢本师》的因缘。
我一生从事学术研究，一般都是围绕着他们的教训，走我自己愿意走的路。其中林山腴和龚向农两位先生教我的是基础知识，根柢哲学，有了坚实的基础，我才能向其它方向发展。后来到了北京，王国维先生教我甲骨金文，甚至帮我改词，我当然感激他。不过王国维先生的甲骨金文，以《说文》为基础，以《说文》为根柢，《说文》以外的东西他就不讲了。我研究甲骨金文也是以此为基础，再寻找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其它有关资料，渗入《说文》，来解决甲骨文里的许多问题。如我在古史研究同古汉语研究里，同时遇到“示”字，“示”在《说文》说：“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我把甲骨金文中所有“示”字，综合起来看，根本说不上“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的意思，因此我就应用了国外一些讲古代社会的有关资料，来确定一个“示”字是中国古代大石文化时期的一种崇拜，我把分布在山东、四川、河南、云南诸省里关于大石文化大事列出来，并一直找到印度尼西亚。后来看到印尼的一位学者，也讲到这个大石文化是中国文化传过去的文章，至少他们也承认大石文化是中国传过去的事实。因此我把这个“示”字当成大石文化来讲的。又如“中”字，我有一种文字上的发现，有些汉字有同形异意。“中”字是日当中谓之中。但在甲骨金文的中字，是上下有斿的。到了小篆的中字，上下的斿就去掉了，于是“中”字就有三个意思：一是日中谓中；二是伯仲叔的仲为中；三是社中砥为中。这三种意思都是从一个圆圈上面，穿过一个十字出来的，我在甲骨金文里找了许多例证，证明这个“中”字就是“社”的意思，就是古代社会的“社”。所以日中谓中，类似这样的字我在《说文》找了三四十个。我再用民族学来证明，用其它历史上的材料来证明，我认为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反对不了的。有关“中”字的文章发表后，国内只有一位是反对我的说法的（静安先生的学生），但他说不出理由。
总之关于王国维先生的学说，我是用了许多古代的社会资料来加以充实。
关于太炎先生的学术，他第一件事就是反对我研究甲骨文，他说：“你何必搞甲骨文呢？研究这东西对于整个文化是否有太大的关系呢？”我不同意他这话，但他是老师，我不能正面反对，我只好把写出的文章发表以后寄给他去看，他看了笑笑地说：“亮夫这脑子里装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太多了，他这样来证，不仅甲骨文要被他证成，金文也要被他证成，他就不晓得甲骨文是罗振玉假造的。”我只能再解释说：“先生，罗振玉假造甲骨文可能是有，但我亲自到安阳去看过、发掘过，从地质学的观点来看，甲骨文确是殷代人的东西，并不是后人造的。甲骨文中所记载的殷家帝王一个也不错，所以甲骨文不仅仅没有损伤我们的历史资料，而且还丰富我们的历史资料，因此甲骨文应该研究的。”后来一位同门孙思昉，就写文章批评我，我就写文章反驳他，一连三篇登载在《国闻周报》上，我明确表示假如我分析错了，你们可以拿出证据反驳我，如拿不出理由，就应该承认我。所以到最后太炎先生还是这样说：“甲骨文可以研究，不过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你既然研究历史，历史上还有许多东西多留心深入研究。”太炎先生出于关心，我也完全理解。
关于我研究历史这件事，同太炎先生有关，同吴检斋先生、黄季刚先生、静安先生都有关。我在历史学研究中，有些观点我几乎否定了前人的结论。我连《史记》、《汉书》上的有些材料也加以否定，形成我自己的研究系统。这系统来自于我对整个人类的古代史社会发展的认识，我研究的古代史观点是以“光明崇拜”开始，每个民族古代都有“光明崇拜”这件事，经过“光明崇拜”后渐渐地进入社会的“社”祗。“社”就是说人居住在一起，出了一个氏族，或者这一民族的基本，这是“社”。社字我是说某地生了什么族，人就在这个族底下团结，所以这个民族就叫什么社。此话国内学术界也都这样说，所以没有太大的异议。到了“社”以后，然后才有所谓的政治。我们政治应该要从夏商起，夏以前的社会都还是“社”的社会。甚至于我们有女性中心社会，女性中心社会时期就是以女娲为主。中国历史上说伏羲以后就是女娲。但是到了春秋战国以后，说女娲是伏羲的妻子，到最后说女娲是伏羲的妹子。说妻子似乎大家无异议，说妹子大家都反对。我认为说妹子并不为奇，古代本来有所谓亚血族结婚，就是兄弟姐妹之间是可以结婚的，因为那时人类的往来还是很随便的，还无所谓礼。因此女娲即使以妹子嫁结伏羲，在古代社会也会有的，尤其是女性中心社会里是必然有的。我说为什么我们的“姓”用女字旁，如“姚”、“姬”、“姜”，可以说明这是女性中心社会里的事，这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普遍存在。而存在最早最长的是周，周家姓姬，可是周家的亲戚经常与姜家结合，所以姬、姜两姓是世代为婚的，一直到战国时期，姬、姜两姓都还各娶对方的姑娘为妻。这在春秋十二公里有十一公是如此，春秋里许多贵族大夫也是如此，那就说明女性中心的传递一直到周代还未衰退，这是我说的女性为中心的理由。到了有政治组织时代，最早从夏代开始，夏禹是什么人呢？我认为夏禹就是夏家的图腾。图腾是个什么？图腾是个宗神，这时候宗教色彩还存在，夏传了儿子以后，宗教的色彩渐渐地消退了，然后家族制度代替了宗教。所以殷之后，渐渐地家族已经成立了，到了周代，然后才有所谓的宗法社会。我说宗法社会就是从家族制度中推演出来的。这个观点被中央大学唐文焕所承认，他们承认我说的夏禹是个图腾，也承认我所说周、姜两姓世代为婚是女性社会的遗痕。到了东周以后这情况改变了，因此我这些关于古代史学术观点同王静安先生、同章太炎先生、同吴检斋先生都相同。
对于陈寅恪先生，我是极为尊崇的。因为他不仅懂中国的东西，外国的知识也懂得多，他懂十二国的语言，有些我听都未听到过，所以我对寅恪先生不敢有一个字的异议，对他我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尊敬的，这也是我对我几位先生的印象，这印象直到现在还很深。
回国以后，抗战起了，我带回来的外国书都散失了。因此从抗战开始到现在四十多年来，我还是紧紧守着我在四十多年前所得的那些旧知识，为此我的知识已老。不过我没有忘记要看些外国书和杂志，及时充实我的知识，但毕竟我的视力太差，汲取新的学术观点较少，这是我的缺点。
我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的方法是把人文科学领域里与我研究范围相关的内容注意收集、综合、分析，同时也注意自然科学相关资料收集，以至于宗教方面的材料给予适当运用。如大石文化这问题，我也是从摩尔根《古代社会》里得出来的。用新名词来说，大概勉强可以用“综合研究”四字来代表。这“综合研究”四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本身材料的科学综合：二是指与其它边缘科学结合研究。两者的结合方能算综合，这是我治学的重要点。为了更一步阐明“综合研究”的实质及方法，作如下具体的说明。
我五十多年来在学术上的研究经过若干次变迁。在四十岁左右，听了太炎先生的一名话“你应该从语言同历史两个角度来打定你的桩子，这个桩不打定、不深固，学术研究始终是漂浮的”，这话对我教训很大。我也看了陈寅恪先生许多文章，我觉得他的根柢深厚得很，我是万万不能及的。因此我就想到人间的事物没有两样事物是绝对分离的、绝对不相干的。我曾想天上星宿的微光对我们的影响绝对不如太阳对人类的影响，后来我看了一位法国科学家关于星宿对人类的关系一文后，我承认我原先的想法是错误的，又如人是普通生物的一种，不过在进化中“记忆”发展尤快，逐步与兽类分离，有了记忆，人脑中就积累了千万个概念，或者说是形象。形象产生了思维、联想，我们就能发现人类的事同世界的一切都会发生关系。
我主要是研究中国文化史上的问题，因此我的考证、论证以及解释方面也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绝不轻易泛滥到中国文化以外去，一方面中国文化以外的东西有许多我是看不懂，不懂不能冒充内行。既然以中国文化为基础，那末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的东西、先秦诸子的东西、两汉经学家的东西是我基本使用的材料，并在这些材料中发现比较适合于现代人思想的东西。我们历史上的尘垢是很多的，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实，好像今天人类科技进步后，污染也很多的，我只想把尘垢如何清除。清除的办法就是“综合治理”，如何做到综合治理呢？即遇到一个问题，一定要与这事的周围上下四方，正面反面，以及它的来龙去脉去从多角度地观察它、研究它，从一面看不出的污染处，就从多面观察、分析就可以发现污染及其形成的根源。如从“女娲”这件事的缝隙里，观察到古代本来有个女性社会时期；从姓氏多以“女”旁为材料的事实，看到女性社会时代有贵族出现，因为有贵族才有姓，因此这些女旁是贵族，所以当时是一个女性社会时期，这是整个世界人类各民族共有的习惯。但在上述材料分析时，或作出结论时，我并不大使用“阶级”、“阶级斗争”、“奴隶社会制度”等名称，因为有些名称是外国人定的，到底我们中国民族适用否？例如“奴隶”一词，外国有奴隶，中国也有奴隶，可是中国的“奴隶”是指战败了的战俘，外国的奴隶除了战俘以外，还有一种民族把另一民族看成是下贱一等的人。如印度把一个民族分成四个等级，最下等的民就是奴隶，我们中国没有这种情况。中国人民之中只分士、农、工、商，按职业来分，没有按贵贱来分。所以“奴隶”这词在中国社会似乎不大好使用，使用起来要加注意，所以我从不轻易用“奴隶”二字，避免与外国人对此两字概念的混淆，这就是我所以说我是用中国的资料。在我的古史研究系统里，原始时期我用日月光华、日月崇拜、光明崇拜这些概念来叙述我们中国最原始的风俗习惯。中国的宗教就是从日月衍生出来的，火也是我们宗教崇拜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光明崇拜同外国的光明崇拜也不相同，外国的光明崇拜并不是以日月为基础的。在研究“光明崇拜”这个问题时，我仍然是用中国古代的资料为基础，虽然中国古代资料里有许多被汉儒污染了，因此在使用这些材料时应特别注意。如《尚书大传》云：“卿云烂兮，乣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首诗肯定是到了有文字以后慢慢地修改成的，而它所反映的是最原始的初民情愫：青云绕绕缦缦而繁长，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大家欢歌跳舞，日月的光华，把大地照得这样光明，旦复一旦，希望每个早晨你都来。这些资料不必到外国材料里去取证，只要用我们中国材料就能说明白。又如讲“六博”，古代的赌博，中国历史上的“六博”究竟是怎样的？我化了很多精力去考证，最后它的源流明白了。还如中国民间流传说人死了后，灵魂要上天。“灵魂上天说”世界各国均有，但我不引用外国的资料，我就用马王堆发现的帛画上资料证明如何上天，上天还有天门，门口还有鬼、虎、豹、土神把守，这些我都只用中国的材料说明。
但有时我也用“外国”的资料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尤其是治学方法。有很多是向国外“抄袭”来的，当然不是单纯抄，抄了以后我还用自己的观点给予提炼。如抄敦煌卷子，我用六种方法抄，这六种方法非常复杂。仅抄《瀛涯敦煌韵辑》一书，就抄了一年多，而考证又化了一年多，化三年才把这部在国外抄的书写好，所以我也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外国”的资料也抄，外国好的研究方法我也“抄袭”，结合旧的中国老先生们教我的方法，形成我自己的学术研究方法。所以在我的学术研究中，有时用国外的方法及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而不是用外国人的资料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因此我研究学术的方法和观点，严禁说来是奉行“八不主义”：即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汉不唐、不心不物。
不中不西：不是中国的，也有中国的；不是西洋的，也有西洋的。
不古不今：不是完全古代的，也有古代的；不是完全现代的，也有现代的。
不汉不唐：不完全根据汉代人注，也不完全根据唐代人的注释。
不心不物：我既不是唯心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
我对自己的书斋有时自嘲为“八不斋”，我是“八不斋主”。
综上所述，我从欧洲回来后，就有一个“野心”，要想在历史学与语言学方面建立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客观的、综合的体系。但从现在来看，这决心没有做到。原因有二：一是我刚从欧洲回国的头十年，即我三十六岁至四十六岁这十年间，没有书籍供应我作研究之用，全国在抗战，连安定的生活都难以做到，根本不可能安心从事学术研究。在四川三台，我虽然完成了关于敦煌韵书的整理，但这些还不能列入我的系统之中，我只不过是将材料整理交代，如此而已。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战争又起，生活相当坎坷。我想在昆明工作三年后转到清华去，谁知清华去不成，连到杭州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建立一个学术系统，那需要先解决资料、人员、经费三大难题，单靠个人的力量是很困难的。
原因之二是遇到文化大革命的大浩劫，把我自己抄录的大批笔记，以及三四十万张的卡片和百篇以上的短文都一扫而光！我对建立自己的学术系统思想彻底绝望了。但我还是想局部研究、专题研究，能做一分就一分，我不想每一专题都做得很完整，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每天都在危机中，而且还经常遭到批判，曾记得文革中把我的《屈原赋校注》拿去批判，有人写了好几万字的批判文章，想把其中的“精品”送北京报纸发表，结果稿件不登。后来又批判我的《瀛涯敦煌韵辑》一书，那更是笑话百出，批判者连这本书的书名也讲不通，书里主要内容也讲不清。在这种情况下，有时我很懊悔，懊悔当初不跟定一位先生指引的路走，无论是静安先生、太炎先生、寅恪先生，任何一位都可以，继承他们一个人的事业，也许这样可以系统地流传一点成就。我得了各位先生的教益，而没有达到各位先生们的要求，到现在我年老，不能再工作，悔也无用！在这悔恨之中，向先生们说一句：“感谢先生们教我，我虽然不成器，先生教我的知识，我还能懂，很多研究方法都沿袭先生们指引的路前进。”所以我这个谢本师是一种潜在的意识，是多谢先生们的教导，人家说“通”“立”思师，我是个不通不立而思师，是向老师悔恨、谴责、忏悔！谢师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此文原载《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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