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家歷史上達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標準的“完人”有兩個半人：一個是為萬世師表的孔子，一個是開創了心學的王陽明，還有半個，是晚清實學的代表人物曾國藩。還有一種公認的評價是：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聖人：孔子和王陽明。可見曾國藩在歷史上的影響力和地位還是較王陽明稍遜一籌，最多算是半個“完人”，很難達到“聖人”的境界。那麼曾國藩差在哪裡呢，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分析。

一.從立德來說：王陽明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理論，最後歸於致良知；曾國藩的理論來源於前人和當世聖人，將各家思想揉在一起，形成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王陽明說：人人心中都有個聖人。這個聖人就是人人內心固有的良知。孟子說：“不學而能為之良能，不慮而知為之良知。”知天理，知人間大道，是每一個人內心所固有的。我們只需要靜下心來，找到自己的良知良能，發揚光大，然後進入知行合一的循環。

王陽明主張“心即理，心外無物”，“聖人之道，內心自足”。每一個人天生都有一個良知良能，要根據自己內心的良知，用自己的實踐去做事，去探求真理。所以外界的名利之類，都是身外之物，都是虛無縹緲的東西。因為心定如山，心外無物，所以做一切事情能夠心安理得，對待任何屈辱和挫折磨難都能坦然處之。

致良知是人生的價值和統帥，從心外無物到知行合一，到事上練，到致良知，這是陽明心學的一個完整的體系。在這個體系的支撐下，王陽明的人生變得無比強大，難題迎刃而解。所以從明代的歷史來看，王陽明堪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士大夫精神的楷模。

曾國藩的思想是為其做官服務的。他所服務的核心始終是圍繞著“怎樣做官”、“怎樣坐穩官”、“怎樣做大官”。而他也沒有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他的思想多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學習提煉總結，通過前人的思想磨鍊自己，修煉自己，時時反省自己，並能做到堅持，努力，忍耐，形成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他堅持的勤儉節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他的“謙退”來自於道家思想。曾國藩的出發點是光宗耀祖，是為做官，一生都謹小慎微，以免給家族帶來禍患。對子孫諄諄教導，也是為了小家的安身立命。

二.從立功來說：王陽明立功是建立在維護社會治安，為百姓謀福利層面，有良知良能，以民心民意為出發點，所以能出奇制勝；曾國藩是為了維護朝廷利益，因事就事，被世俗矇蔽心神，不惜濫殺無辜，雖平定太平天國，為朝廷立下赫赫戰功，但戰鬥中敗績較多。

王陽明因為有“心即理，心外無物”，“知行合一”，“致良知”自成體系的思想理論的加持，再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以及從小立下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個目標。

所以他在平南贛匪患的過程中，始終不願生靈塗炭，儘量以最小的傷亡來達到平匪患的目的。平匪患之前，先給各路匪首寫一封信，就是有名的《告諭巢賊說》，給土匪講道理，“人情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盜賊之名；人心所共憤者，莫甚於深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為盜，尓必怫然而怒......”先講道德仁義，然後站在他們的立場理解他們的難處，“或是為官府所迫，或是為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益甚可憫。”然後提出朝廷招撫體恤之心，儘量挖掘他們心中的善，“我每為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為爾尋一生路。”然後再分析利弊，“聞爾等為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為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怡樂，放心縱意.......”一封信，就收到奇效，從而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繼而招盧、亂謝、疑池，不到一年零三個月時間，就將南贛四省百餘股土匪，清掃蕩平乾淨。

南贛匪患平定之後，王陽明並沒有就此放鬆，提出“除山中賊易，除心中賊難”，在當地開學堂教化市民，並推行利民政策，以從根本上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人民的安居樂業。所以當地的老百姓家家戶戶都立了王陽明的生祠，過年，過節的時候都要拜祭。

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過程中，歷經艱難，甚至一度“屢戰屢敗”。1864年7月，曾國藩指揮的湘軍將太平天國據守11年的南京攻陷，湘軍在南京展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屠殺，進行了瘋狂的燒殺、掠奪、姦淫的大競賽，長達10余天。屠城，然後焚城。

曾國藩自己對這次屠城描述：“分段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餘萬人。秦淮長河，屍首如麻”，“城內自偽宮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自五代以來，生靈塗炭，怠無逾於今日。”

縱觀歷史，哪朝哪代，都少有攻下城池之後屠城燒城的將領。所以，從這件事來說，曾國藩放下了儒家的“仁愛”，忘記了自己的初心，臣服於當下的利益，為了平定太平軍，不擇手段，失了成為“聖人”的根本。別說是為生民立命，而是使一座城池寸草不生。所以當地人給曾國藩起了一個“曾剃頭”，“曾屠夫”的外號。可見天下民心，公道自在人心。

如果王陽明在當朝，以王陽明的致良知，是否又會以另一種方式解決問題，則或可免去數十萬人的生靈塗炭，從而使當地百姓安居樂業吧。

三.從立言上看，王陽明是以洞明之心，為國為民；曾國藩是以世俗之心，為做官服務。

王陽明創立心學，心學是從百死千難中得來。“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曾國藩性格堅韌，謙和內斂，以一般之資質，對自己嚴格要求，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禮志為先，以忠謀政。著有《曾國藩家書》記錄了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後達30年的翰苑和從武生涯，近1500封家書。涉及小到人際瑣事和家庭生計，大到進德修業、經邦緯國之道，反映了曾國藩一生的主要活動和治政、治家、治學之道。《曾文正公全集》，收錄了曾國藩一生主要的學問精華，反映了曾國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智慧和人生心得。但多趨於世俗化和庸俗化，更趨向於現在人所追求的名利的成功。因為建立在小我上，胸懷和氣度就小了。但仍不失為當今社會追求成功者的實用法典，所以曾國藩又有成功學之父的稱謂。

四.王陽明一生光明磊落，死前坦然一笑：“此心洞明”；曾國藩一生隱忍努力，一直嚴格要求自己，謹慎自守，死前仍徒留感慨，“老大徒傷”。

王陽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書法家兼軍事家、教育家。他精通儒、釋、道三家學說，以一代儒生，平贛南匪患，平寧王之亂，平廣西匪患，立下不世之功，最後封為新建伯。

王陽明一生經歷了千死百難，歷經磨難，始終心定如山，為了自己心中的堅定目標，致力於講學，傳承心學文化，臨死之前，淡然一笑，說：“此心洞明，夫復何言”，含笑而逝。

曾國藩一生，兢兢業業，隱忍前行，克己奉公，去世前夕，發出一聲感嘆：“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老大徒傷，不勝悚惶慚赧”。可見終其一生，始終沒有找見自己心中的光明。

豐子愷先生說：心小了，所有的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看淡世事滄桑，內心安然無恙。可見心胸決定了心態，而心胸是和志向有關的，心中存有大志向，如王陽明小時候就受儒家影響，立下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大志向，一生以天下黎民蒼生為己任，因為心中有“良知良能”，才能一朝龍場悟道，氣場和人生氣度都強大起來。心理強大了，其他的任何事情便不會動搖心神，所以有心動如山，知行合一，最後致良知這樣偉大的心學基礎的建立。

所以基於以上四點，王陽明早已超脫了世俗的喜怒哀樂，而曾國藩始終超不出俗世煩惱。臨死之前，心思亦難洞明。所以，終歸，王陽明可與孔子齊名，成為一代“大聖人”，而曾國藩不敢稱“聖人”，只能算是半個“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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