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世紀初，是中國的東漢末年，古都洛陽的郊外，舉目四望，到處是一片荒涼的景象。曾幾何時，作為東漢王朝的都城，這裡還是人煙密集，商旅如雲。但在此時，這裡卻人跡罕至，雜草叢生。一代梟雄曹操路過這裡時，面對如此悽慘景象，不禁傷感地提筆寫下了傳誦千古的詩句：“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曾繁盛一時的東漢王朝如此衰敗呢？人們通常會說這裡戰禍所致，但是除了戰爭之外，沒有別的“殺手”嗎？
東漢自漢安帝以後，由於朝廷吏治腐敗，官府橫徵暴斂；加上長期對外用兵，耗費鉅額經費，所有這些沉重的負擔，全部落到百姓頭上。同時更不幸的是，東漢王朝末年又出現了各種嚴重的天災，以致出現了“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的嚴重局面。大批農民四處流亡，餓殍遍野，連京師洛陽也是死者相枕於路。
尤其可怕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瘟疫，又給了本已虛弱無比的王朝致命一擊。
民皆疾也
根據古人的解釋，所謂“疫”，就是“民皆疾也”，意即凡能傳染的病都通稱為“疫”。至於“瘟”，則是指烈性傳染病，可以在禽畜動物與人之間相互感染。基於此，中國古代把傳染病、流行病通常為“瘟疫”。
據歷代文獻記載，自公元前7世紀至公元20世紀，中國較大規模的瘟疫竟達700多次。
歷史發展到漢代，由於長期的戰亂以及各種自然災害，終於導致疫病的大規模流行。即使在西漢王朝的“文景之治”時期，也出現了“民大疫死，棺貴”的悲慘景象。
據後世歷史學家統計，從公元119年至217年這百年間，就曾有幾十次大瘟疫。而在東漢末期的數十年間，大瘟疫更是連綿不斷，其死亡人數之多，簡直無從統計。
東漢末年短短30年間，有明確記載的全國性大瘟疫共有12次。來勢兇狠的瘟疫，以空前的速度席捲東漢王朝所統治的每一個角落，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當時，東漢王朝的各級地方官不斷接到大量的病例報告，有的村莊甚至幾乎全部死亡。地方官不敢怠慢，趕緊將這些情況上報朝廷。但是令人失望的是，這時的朝廷卻正陷入腐敗和混亂之中，對老百姓的生死根本無暇顧及。結果由於缺乏有效的防治，瘟疫的範圍進一步擴大。
據有關史料記載，東漢末年瘟疫的主要症狀為：由動物（馬牛羊等）作為病毒宿主傳播，具有強烈的傳染性；發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會高熱致喘，氣絕而死；有些患者有血斑淤塊。在瘟疫來臨的初期，人們幾乎是束手無策，只能在絕望中等待死亡。當時人們通稱之為“傷寒”。
在瘟疫流行期間，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後果十分悲慘。在曾經繁榮的中原地區，一度出現了這樣的慘狀：“家家有位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曹植《說疫氣》）而當時著名的醫學家張仲景，也曾悲痛地回憶道，他的家族本來人口眾多，達兩百餘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間，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於傷寒。在東漢王朝的首都洛陽地區，瘟疫竟奪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再加上當時這裡不斷髮生戰亂，中原地區陷入極為恐怖的狀態。
在瘟疫的打擊下，一般的老百姓由於條件落後而大量死亡。即使那些一向養尊處優的上層人士也難逃厄運。在這方面，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是很好的例子。
所謂“建安七子”，是指東漢末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詩人，他們是：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當曹丕還未稱帝時，與“建安七子”中的好幾位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不幸的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區的大瘟疫中，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們是徐幹、陳琳、應瑒、劉楨。眼看著好友一個個死去，曹丕後來沉痛地回憶道：“昔年疾疫，親故多摧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此外，當時許多著名的上層人士，如著名的“竹林七賢”、王弼、何晏等人，基本上都是因遭遇瘟疫而英年早逝。
生民殆盡
建安九年至二十四年（公元204年至219年），這次被人們稱為“傷寒”的大瘟疫達到了高峰，給人口稠密、經濟發達的中原地區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實際上，在東漢王朝滅亡以後，到三國和晉朝，它又持續了很長時間。稍後的另一位歷史學家裴松之就曾說，這場瘟疫“自中原酷亂，至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耳”。而據《晉書》的記載，甚至在咸寧元年（公元275年）十二月，都還時有發生，“是月大疫，洛陽死者大半”。
在經歷了長期的大規模瘟疫後，中國的人口大量死亡。儘管在古代並沒有明確的相關記載，一些人口統計數據也很不準確，但從一些史書留下的數字仍可以體會到瘟疫的殺傷力。
根據古代較為權威的官方記載，瘟疫爆發前的漢桓帝永壽三年（公元157年）時，全國人口為5650萬，而在經歷了大規模的瘟疫，僅僅123年後的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時，全國人口僅存1600餘萬，竟然銳減達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劇烈的中原地區，到三國末年，其人口僅及漢代的十分之一。雖然當時的戰爭和災荒也是造成人口減少的重要原因，但瘟疫所帶來的人口損失仍然是觸目驚心的。
顯而易見，東漢末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多災多難的一個時代。政治腐敗、軍閥混戰、災荒頻仍，再加上聞所未聞的大瘟疫，使得整個中原地區出現了大面積荒無人煙的情形。過去曾經繁榮昌盛的城市遭到徹底破壞，土地荒蕪，百姓流離失所，商品交換也陷入停滯。真正是“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全面災難
東漢末年這次規模空前、持續時間很長的瘟疫，不但在當時造成了巨大的災難，而且在許多領域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這種災難的影響首先表現在文化上。
建安年間，由於戰亂、瘟疫不斷，面對社會上人口的大量死亡，人們難免有朝不保夕的憂懼心理。在這種社會氛圍的影響下，一種新型的文化傾向形成了。比如，當時的文人在寫詩就常以“七哀”為題，如“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七哀”就曾寫道：“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林下泉，喟然傷心肝”，字裡行間充滿了對死亡的傷感。
在這樣的文化傾向影響下，文人們所討論的話題，迅速由兩漢時代以經學政治倫理為主題，轉變到魏晉時代關注存在意義和生命真偽，這又進一步導致清談和玄學的興起。中國古代文化思想史表明，魏晉時期的哲學崇尚虛無與放達，而文學中則充滿慨嘆人生苦短、生死無常的空曠、悲涼、清脫、玄虛的氣氛，構成當時主流思想的基本特點。許多歷史學家分析，這種現象不僅與當時的社會動盪不安有關，更與人類在瘟疫肆虐面前的無能和無力感有關。
更不可思議的是，當時許多上層人士為了抵抗瘟疫，迷信經常服用一種名叫“五石散”的藥物會功效百倍。結果，由於經常服用這種有毒性的藥物，這些上層人士的日常行為也顯得獨具特色。正如魯迅先生所分析的：“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了預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可由於服藥時需要以酒為餌，而且藥力必須借酒力發散，因此當時的士人大多有縱情飲酒的怪誕表現。
其次，這場瘟疫災難對民眾信仰與社會心理產生深刻影響。
面對當時人口大量死於瘟疫的無奈現狀，由於人們基本上束手無策，便往往求助於神怪仙人，這又導致了宗教的極度盛行。
以中國本土宗教道教為例。這種起源於戰國後期的民間宗教，本來在西漢時期已遭到冷落。但到東漢末年，由於“傷寒”疾疫的流行，一些方士便以符水方術為人治病，使道教迅速在普通大眾間傳播開來。
再次，這場瘟疫災難是農民起義的導火線。
由於瘟疫頻繁流行，天災人禍接踵而至，給本就盛行繼緯迷信的東漢社會帶來日益嚴重的心理恐慌，而一些農民起義領袖便乘此機會發動民眾，起兵反抗朝廷。可以說，瘟疫的流行正是導致黃巾起義的重要原因之一。
公元183年，張角、張寶、張梁三兄弟趁民間大疫流行，“以妖術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為人療病，民眾神信之。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當時機成熟後，他們便宣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發起了著名的“黃巾起義”。從此東漢社會進入軍閥混戰的動盪不安的時期，直到最後滅亡。
最後，持續多年的大瘟疫還對三國軍事格局的形成發生了相當影響。
據有關文獻資料統計，整個三國時代發生瘟疫的次數多達22次，這無疑會對三國時期的軍事進程造成影響。最典型的一個例子當屬著名的赤壁之戰。
眾所周知，赤壁大戰曹操擁有號稱80多萬大軍，但卻由於瘟疫的影響而造成了軍隊戰鬥力的急劇下降。據《三國志》所載：孫劉聯軍與曹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曹操兵在敗北撤後，也曾感慨：“自頃以來，軍數徵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
綜觀整個三國時期，類似的事例並不在少數。看來，如果沒有瘟疫的影響，三國時期的歷史或許會是另一種面貌。
醫學發展
東漢末年，唯一與肆虐的“傷寒”瘟疫進行殊死鬥爭的是中醫。很顯然，要平息這場奪命危機，不能靠神仙保佑，更不能靠符水方士，最可靠的是醫藥學的發展和醫學家的妙手回春。
中國古代醫學源遠流長，而它正是在不斷與疾病抗爭的過程中發展的。特別是在漢代，眾多典籍中對瘟疫的記載都很詳細，其中關於天花、鼠疫、百日咳、麻疹等傳染病的描述都是世界上最早的。
當瘟疫流行期間，一些醫學家紛紛行動起來，通過不斷的探索，總結出了一些有效的防治方法，這些方法都成為了醫學史上寶貴的財富。其中最著名的，當推東漢末年著名醫學家張仲景，他在總結治療傷寒瘟疫經驗的基礎上，寫成了千古名著《傷寒論》，這也是對兩漢時期流行瘟疫的治療方法的一部總結性著作。
儘管張仲景對當時瘟疫的防治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有關當時那場瘟疫的疾病元兇，至今尚無定論。
危機解析
古人所稱的“傷寒”，與現代醫學所認定的傷寒並非一個概念。後世研究者認為，東漢時期的“傷寒”其實是指一切外感病的總稱，包括霍亂、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等急性傳染病，而不是現在通常所說的由傷寒桿菌引起的腸傷寒病。
至於這場瘟疫為什麼會出現，古今也幾乎沒有一致的答案。
早在西漢之前，包括《黃帝內經》、《呂氏春秋》等著作中，就提出一種觀點：物候變遷是瘟疫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歷史學家司馬遷也在《史記》中將疫情與天體運行導致氣候變化聯繫起來，稱“寒暑，天地之氣也，若寒暑不時，則民多疾疫也”。
對上述觀點，現代許多研究者也表示認同。因為根據著名物候學家竺可楨所揭示的我國古代氣候變遷波動狀況，東漢末年恰好處於三代以來第二個氣候大波動期，因此當時也是歷史上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的階段。
也有許多研究者分析認為，當時流行的“傷寒”，很可能是兩種與齧齒類動物有關的烈性傳染病：鼠疫和流行性出血熱，而後者的可能性更大。所謂“流行性出血熱”，又稱病毒性出血熱，是一種由動物性蟲媒病毒引起的傳染病，它以高熱、出血（即身體有出血斑點）和休克為主要臨床特徵，病死率相當高，可達40%～50%。這些特徵，都與東漢末年瘟疫患者的症狀很相似。
現代醫學認為，出血熱的宿主動物和傳染源主要是小型齧齒動物，包括家鼠、田鼠和倉鼠等，此外一些家畜也可攜帶這種病毒，如馬、家貓、家兔、狗、豬等。一旦這些作為病毒載體的宿主動物本身染疫後，只需通過接觸就可將瘟疫傳染給人類。
近些年，一些研究者根據出血熱的特徵，提出了一種新穎的觀點：東漢末年的瘟疫很有可能是匈奴人“生物戰”後遺症的大爆發。
早在西漢時期，當漢武帝對匈奴人發動軍事進攻時，“匈奴聞漢軍來，使巫埋羊牛，於漢軍所出諸道及水源上，以詛漢軍”。結果，漢軍觸及、食用或飲用過埋置牛羊屍體的水源後，就發生了瘟疫，使軍隊喪失戰鬥力。甚至有人分析，當時著名的軍事統帥霍去病，在遠征匈奴大獲全勝後，年僅二十四歲就病死了，其原因恐怕就是因為他的軍隊曾食用過匈奴人遺留的牛羊。
匈奴人的這種手段，稱得上人類歷史記載中最早的“生物武器”。後來，一些遊牧部落便模仿匈奴人的手段與漢王朝對抗。據《資治通鑑》記載，東漢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當皇甫規討伐羌人時，就曾出現“軍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的現象。
由於對來源不明的疫病認識不清，當匈奴人“製造”的瘟疫席捲而來時，漢人便根據其症狀而通稱其為“傷寒”。最致命的是，這種疫病在中原地區落地生根後，就開始潛伏下來，一旦外界環境成熟，就會大規模發作。這樣，到東漢末年，由於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社會動盪不安，瘟疫便多次發作。
由此，現代研究者認為，想當年，匈奴人將染上病毒的馬匹和牛羊的屍體故意施放給漢軍，待漢軍染病後，其排洩物又通過老鼠及家畜向內地反覆傳播。由此即引發了自公元1世紀至4世紀前後數百年間在中原地區反覆發作的“傷寒”瘟疫。
不過，匈奴人雖然是“瘟疫”的製造者，但他們本身後來也成為了受害者。有資料表明，隨後的一百多年間，匈奴各個部落也曾多次遭受瘟疫，導致人口銳減。後來，他們在漢王朝的打擊下，勢力急劇衰落，大部分被迫向西遷徙。而隨著他們的西遷，疫病也一路向西蔓延，乃至貫穿了整個亞歐大陸。在公元2世紀後，這種瘟疫爆發於中亞，公元2～3世紀又傳播到羅馬。幾百年後的公元6世紀，在中亞、南亞、阿拉伯半島、北非以及整個歐洲，又多次爆發了這種瘟疫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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